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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協臺州市黃巖區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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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巖文史資料29期(三)

發布時間:2016年03月29日來源:

七年如一日 紅專在畜場

黃巖縣頭陀區潮濟公社聯群大隊

黨支部副書記兼畜牧場負責人

徐荷英

 

我是黃巖縣十女養豬全能手中的大姐徐荷英。我工作成績很不夠,可是黨卻給了我很高的榮譽,六○年評我為全國“三八”紅旗手,同年出國旅行參觀。今天我能出席這次大會,更感到是黨對我的培養,也是姐妹們對我的信任。從五七年八月到現在的七年長時間里,我都在大隊畜牧場養豬。我越養越愛自己的養豬事業,我覺得養好豬很重要。去年我們畜牧場生產了六百五十頭小豬,

幫助社員發展養豬生產。由于養豬多、積肥多,大隊糧食生產穩步上升,去年全大隊糧食畝產1117斤。每畝施肥達43擔,比解放前增加了5倍。

我們畜牧場以養母豬為主,大隊黨支部讓我去當飼養員,開始我沒有經驗,沒養好。將近一年時間,母豬沒產幾頭小豬,瘦得過不了冬。我很難過。偏偏又有人講“好花插在牛糞上,當飼養員沒出息!”依靠黨的教育,在思想斗爭中我非但沒有因此不干了,反而打起精神來決心和困難作斗爭,決不退卻。五九年九月四日的下午,忽然下了400毫米的傾盆暴雨,山洪暴發。洪水淹滿了田野,牧場在水浴之中。這時我正發高燒病倒在床,昏睡中只聽外面人聲嘈雜,急忙起來,一看情形,也顧不得自己身體有病,馬上跳入水中,直奔豬舍,與社員一起搶豬。社員勸我回家休息,我說:“多一人,增加一份力量,救豬要緊哪!”豬終于全部脫險了,我又冒著大風,來來回回涉過半身深的大水,弄來了許多稻草給豬保暖,等一切都弄好了,我才放心。

愛場如家 愛豬如寶

豬要養好,其中大有學問。為了把集體豬養好,我與其他飼養員一起,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我家里沒有老人照料,丈夫是生產隊長,工作很忙,帶孩子、燒飯、洗衣也都落在我身上。但我沒有因此原諒自己,放松工作。為了夜里也聽得見豬叫聲,照顧牧場安全,我帶著孩子,動員丈夫睡在牧場里。臨睡前都要到欄頭檢查一遍,看看豬睡得好不好,有沒有生病的,發現稻草少,就給豬只添些稻草,都是豬睡好了自己再睡。

豬脾氣各不相同,食量也各有大小。掌握住每頭豬的性格,才能把豬喂好。有一次在喂好飼料后,其它豬都躺下休息了,有一頭叫“老大”的母豬還是“呶呶”的討吃,為什么“老大”還不躺下呢?我試著在食槽里加一畚斗飼料,它吃下后便安靜地躺倒休息了。以后,我知道這頭母豬體大,飼料更多喂一些。

小豬缺乳或沒有奶吃最危險,有時就要葬送新生命。怎么辦呢?我千方百計想辦法克服困難。聽人說母豬吃活食產奶多,我就帶領飼養員打蛇,捉麻雀,摸泥鰍。母豬吃了果真奶多得多了。大家一起精心管理,小豬成活率不斷提高,六三年平均每胎小豬成活7.8頭。賣給社員的515頭中死亡僅23頭,占4%,降低了牧場損失。

堅持勞動 又紅又專

我自從進場到現在,七年從沒離開過飼養勞動。最近幾年擔任了大隊副書記,經常開會,工作確實忙的,我盡量做到不減少勞動時間,我不愿要干部補貼工分。六三年除病了一個月,實做一百四十七工。在勞動中我虛心向群眾學習,不斷累積經驗。幾年來推廣和學會了種豬選育法、人工受精法、預防注射、雙重交配……等養豬技術。

平時在工作中我很注意發現問題、尋找規律,和大家一起研究解決問題的辦法。如在去年我注意到場里母豬3-5月份容易受胎,產仔也多,用的精飼料并不多,仔豬生長倒很快;而8-11月母豬不容易配種受胎,產仔低,加了精料也不能解決問題。這是什么原因呢?我向飼養員們提出來后,大家一起動腦筋。原來這兩段時間內,畜場飼料不一樣。前者母豬多吃了春包心菜、南瓜、紅花草等新鮮的青綠瓜果飼料,而后者缺少這方面飼料,大多吃青貯飼料,雖有精飼料增加,還不如前者豬長得好,繁殖率高。我們覺得,今后就要考慮到如何合理安排飼料的綜合利用問題。小豬白痢病是最容易引起死亡的病,傳染又快,我就注意試驗,設法防治。發現7-8月的小豬可增加拌和稻草灰的豆類飼料,便能杜絕白痢病。有一次,一只母豬一窩生了十五頭小豬,我馬上給母豬喂小蘇打和綠礬,也沒有發生過白痢病。

隨著生產發展,社員對牧場要求也越來越高了,要求牧場養出生長快、肉質好的仔豬來。我就與飼養員進行了對十四種不同類型仔豬的試驗觀察,并經社員飼養鑒定,現在已有三類能耐粗、生長快、脂肪多的雜交豬,為社員所喜愛。

 

編后話:

徐荷英生前是北洋鎮聯群大隊的一名女社員,擔任過大隊黨支部副書記。人民公社時期,聯群大隊是當時全縣畜牧業生產基地,徐荷英作為畜牧場負責人,事業心非常強,她帶領畜牧場婦女不斷革新飼養技術,提高飼養管理水平,增加人均飼養量,該場每人平均飼養15頭母豬。因此成為全縣有名的“十女全能養豬手”(畜牧戰線上的先進標兵)。1959年被評為省勞動模范,1962年被評為省農業系統勞動模范和全國“三八”紅旗手,被群眾尊稱為“養豬狀元”,曾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出訪過前蘇聯、蒙古。

201565上午,區政協文史學習委工作人員前往該村,從她的女兒處得到了她在1960年出席浙江省第四次婦女代表大會時的發言材料,現予以刊印,作為對這位人民公社早期養豬事業探索者的紀念。

 

 

 

 

 

 

 

 

 

 

 

 

 

 

 

 

路橋公社洋里生產大隊食堂散伙后

情況調查

中共黃巖縣委調研組

 

“食堂散伙自己燒,勿用淘氣勿用吵,安生吃飯省又飽,豬多灰多種大稻”。這是路橋公社洋里生產大隊社員對食堂散伙后的一個共同反映。這個大隊186戶,617人,原辦有一個食堂,去年11月間,趁著貫徹“十二條”指示,食堂分小之機,自行散伙到戶。自燒的5個月來,干部社員一致反映有六個大好處:

一、節省糧食,吃好吃飽。社員普遍反映:“吃食堂糧食開銷大,炊事員‘開肚制’,貓老鼠(指干部)日夜偷,東柏西柏(浪費意思)七折八扣,一斤米頂多吃到十五兩(編注:過去曾以十六兩為一市斤);冬天吃冷,夏天吃餿,三櫥(餐)清打清,沒味道,吃不飽。糧食到戶自己燒,一斤是一斤,粒粒都到嘴,菜夾夾,粉和和,要軟要硬由自中意,櫥櫥(餐餐)鮮,吃得又省又飽又好過(舒服)。”他們算過賬,僅去年辦了八個食堂,七個食堂人員‘開肚制’,八個干部吃點心和明補暗偷等多占就達5209斤。食堂散伙,糧食到戶,全大隊除四戶社員先吃后空外,戶戶都做到計劃用糧,瓜菜代。雖然每人每天平均只有12兩原糧,卻吃得很“調太”(意思舒服),并且還有24%的社員節約了糧食218斤。貧農社員陳名周說:“我一家五口,自己燒飯口糧吃六成時,一日摻進十四五斤菜,農忙時口糧吃八成時,一日摻進六七斤菜,一稀、一干、一菜飯,隔四五日還做一櫥(餐)糕或糊頭塊。暢機(現在)麥熟用菜干、草干、豆玉過麥糕、麥條,吃得很味道,五個月來,節余了十多斤糧食。”最后他高興地說:“體(這樣意思)吃法,低標準也變高標準了,春耕我的腳肚子也硬掙掙起來(意思是有勁)。”隨著生活的改善,社員的體質也普遍開始好轉了,吃食堂時有56個患浮腫病,現在除七人外,其余都已痊愈,投入春耕生產。

二、節省柴草,增加灰料。社員說:“過去食堂燒粥、戶燒菜,兩個鍋孔燒柴浪費,灰又少。現在戶里燒,飯菜隨鍋熱,柴省灰又多。”據全大隊統計,過去食堂每天僅燒粥就需柴草375斤,平均每戶2斤,社員每戶燒菜燒湯,每天平均又要6.5斤。現在戶里一頭燒,平均每戶每天只要7斤就夠,比辦食堂時節省1.5斤。散伙五個月來,就節省柴草4185斤。不但燒柴節省,而且灰肥相對增加。過去食堂里每燒百斤稻草,只積20斤,戶里每燒百斤稻草,可積30斤,比食堂增加50%,這五個月自燒就多積灰肥4180斤。

三、家畜家禽增加。社員陳方銀說:“自己燒飯,洗鍋水有,糠也多,豬好養。去年晚稻熟前,我向畜牧場拿來一頭豬,40斤重,當時吃食堂,洗鍋水少,糠料沒有,養了三個月反而倒退30斤,后來又死了。食堂散伙后,畜牧場下放給我一只豬娘,原來瘦的像‘蝦公’,現在不到二個月,養得很壯(胖),已經懷胎了。”全大隊去年辦食堂時,戶里只養了6只豬。現在增加到51只,即增加七倍半,其中23只母豬已有18只滿懷,預計在夏收前可產仔豬126只。家禽由210只發展到427只,增加了一倍多。

四、節省勞動力。社員陳二妹說:“辦食堂勞力四個(浪費),食堂人員、干部、社員買飯排隊、打米領米。”去年一年全大隊為食堂浪費了1萬多個勞動工,占全大隊所做總勞動工的14.5%。現在這些工都可以節約了。

五、家庭和睦,人客便當。社員陳方臣的妻說:“上先辦食堂,戶里長日吵,男人(指丈夫)未上垟,小鬼(指孩子)把粥滴里答答在路上吃了,男人一到又要吵,道道(時常)做著小鬼打,碗盞乓(丟),自己忖忖眼淚像滴谷子。暢機(現在)自燒,算得牢,一塊吃飯講講笑笑,我戶里四五個月來一次也沒有吵過。”她還把自己生產隊12戶人家排了排,除了一戶單身漢沒人吵和兩戶倆夫妻的較好外,其余九戶老小較多,去年爭吵過二三十次的有五戶,四五十次的有四戶,現在除了一戶吵過三次外,其余都和睦起來了。不僅社員家庭和睦,而且親友來往也多了。社員喬文和說:“過去戶里像水洗,食堂無情斷六親。去年我生病,我外婆從狗山頭(三里路)來望我,我女人(妻)向食堂買一斤粥也要勿得,家里又沒有東西好燒,她只好餓著肚皮回去。暢機(現在)我叫她宿幾天也沒告(沒有問題)。”全大隊據最近5個月來的統計,來往的親友達315人次之多,比去年同時期增加267人次。

六、轉變了干部作風,密切了干部關系。支部書記陳萬云說:“辦食堂少東缺西,干部魂落柴米,社員勿心愿,上面逼得又緊,我沒有好辦法,想出許多死計。那個講食堂不好,我整那個,就戴帽子、扣飯碗、辯論、斗爭。有一次我叔發食堂牢騷,我說他破壞食堂,還把他吊起來;食堂沒柴燒,就拿社員的板(木)料和稻草;社員開會到勿齊,就開飯前會,時常裝得天黑賣飯,老小呀呀叫(哭叫),碗乓、粥倒,罪孽不少;生產勿出勤,就把菜飯挑到田頭,不來沒得吃,吃了都趕下田,全大隊去年還扣過飯碗114戶(占總戶數的60%)。由于我們干部強迫命令,加上在食堂吃喝多占,不到田里勞動,社員望到我們眼彈出來像冤家(仇人)一樣。現在自燒,人都新鮮了,勞動多,吃喝無,副業收入歸還社員,社員望到干部客客氣氣,干部望到社員有說有笑,工作都好做無數,錯誤也少犯了。”的確,原來他因貪吃,不勞動,被社員諷刺為“度霧書記”,現在他不但沒有貪吃了,而且積極領導生產,與社員同甘共苦,僅目前春耕生產中,就做了28工,比去年全年工數還多8工。一次,社員陳名周碰到他說:“過去望著你眼紅,暢機你真像個共產黨干部。”

食堂散伙以后有哪些具體問題要處理?如何處理?經過社員討論,主要有以下七方面的問題:

一、糧食分配。社員口糧因這個生產大隊本身沒有儲備,依靠國家周轉,食堂散伙時,由生產大隊每十天,按照定糧比例算到戶,發給周轉證,由戶里直接向國家糧店購買。現在根據社員意見,到早稻熟的二個半月時間,除了春花部分外,其余口糧一次算到戶,使社員心中有數,便于安排。至于對好吃懶做,用糧無計劃,先吃后空的五戶社員,仍然由生產大隊十天發給一次口糧數。此外,社員日常所需用的油、鹽也發供應卡,由戶里直接向供銷部購買。

二、食堂蔬菜基地。全大隊按2%留下的蔬菜基地共有17.1畝,每人平均3.3厘土地。開始有三種處理意見:第一種是主張作為糧食面積,包給各生產隊耕種;第二種主張作為生產隊所有;第三種是分配到戶,他們的理由是:蔬菜基地分給戶種連原有自留地與高級社比較起來也差不多,同時,可增加戶里收入,日子更好過些。經過討論,最后一致同意第三種意見,并決定在春耕生產結束后,按人口分到戶,已種下的小白菜、刺瓜等瓜菜,也全部隨土地分到戶,生產隊收回肥料、種籽、勞力等工本。

三、房屋。原來食堂占用的灶房、儲藏室、事務處共有三間房子,其中一間灶房是生產大隊的公房,其余二間是向社員租用的,已付清租費,一間退還原主,另一間因原主住上海不需用,經過托管人的同意,照原租價轉租給第三生產隊為儲藏室。

四、炊具、用具。經過清查,全食堂共有大、小炊具、用具134件,其中向戶里租用、借用的有水桶、豆腐桶、風車等15件;集體購置的鍋、桶、缸、秤、碗等119件。這些炊、用具已分別作了處理:向戶里租用的水桶、風車、稻桶等5件用具原物歸還,付給折舊費5元;借用的飯鍬、畚箕、大盆、蒲籃等10件用具,因損壞、失落與戶里協商議價賠償12元。至于集體購買,實物存在的,根據需要和合理議價的精神,分別用三種辦法處理:(1)賣給生產隊的由木龍(做米用)、水桶、茶桶等8件;(2)賣給戶里的由岙斗、小飯桶、火釵、飯銑、布欄、小秤等55件,現金隨時付清;(3)對比較大型的或者生產隊戶里不需要的炊、用具,如二尺四大鍋、大飯桶、蒸汽管、飯火、灶鐵塞等32件,由生產隊統一保管,以后再作處理。此外,原由集體購置的實物已經損壞或失落的,如碗、掃帚、岙斗等24件,賬目向社員公布,作為報廢處理。

五、賬目清理。食堂向社員公布糧食收支、經濟收支、社員上交食堂柴草等三筆賬。糧食、經濟收支賬目已在三月份向社員公布,同時兌現了社員節約大米620斤和扣罰飯碗195斤,以及干部兌現了貪污多占的糧食11.5斤,副食品等價值168元。對于柴草賬現在還沒有清理。經過查對,60年全大隊5個生產隊應交未交的稻草有3592斤,四個生產隊多交2994斤,按百斤計算進行找補,多余部分照顧困難戶。

六、鍋灶。社員討論決定不拆。理由是:灶房是生產大隊的公房,原來打這處鍋灶花了200多元,拆掉可惜,留著下半年讓社員炊糕、炊麻面。

七、食堂人員安排:6個炊事員,一個食堂會計都回到生產隊參加勞動,從食堂停辦這一日起,食堂不再給予報酬。停辦前的報酬,由生產大隊評給工分,609-11月份,計補貼了303工,作為非包工處理,參加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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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翻簧情緣

羅啟松供稿 周建燦整理

 

圖為羅啟松先生。

193510月的早晨,我出生在一個家境貧寒的農民家庭,13歲喪父,家里靠母親與姐姐紡紗、織帽維持生計。生活的困窘與艱辛,卻造就了我頑強好學的性格。因為祖輩、父母、姐姐連名字都不認識,他們希望年幼的我能識幾個字,我才得以上了幾年小學,但又因家境貧寒而中途輟學。仁風小學校長黃崇道先生同情我這因家貧而失學的孩子,就給予了特大的照顧,趁放暑假的時候,把我臨時安排在文具店當小營業員,解決

了學費問題,我才勉強讀完了小學。隨著家庭負擔的日益沉重,14歲的我不得不放棄學業,下地干活,跟姐姐扛水車,背犁耙,耕種桑田。

建國后,剛從小學畢業的我當上了掃盲教師,在業余夜校里邊教邊學,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化知識水平。

1954年黃巖縣文化館舉辦了職工美術培訓班。出于對美術的愛好,聽到這個消息后,我欣喜若狂,于是就興致勃勃地到文化館報名。可是,因為是農家的孩子而被拒之門外,我當時就急得淚如雨下,哽咽得說不出話來。后經各方努力和老師的幫助,我才作為特殊學生被接納。第二年縣文化館要舉辦首屆美術展覽會,我踴躍報名,但搞創作對我來說很生疏,也不知道怎么搞法,一時間思緒萬千。后來在文化館美術老師的導和幫助下,我決定找日常生活中最熟悉、最有感觸的人與事物進行提煉加工,最后創作完成了《兔食柳葉》、《梅花八哥》等作品。這次經歷對于我來說是一次極好的鍛煉,也是我搞創作的開始。雖然作品畫得不夠理想,但是這次的實踐讓我體會到了繪畫的樂趣與成就感。因此,之后我就把更多的時間投入到了繪畫的創作中去。

1956年對我來說是不平常的一年,對繪畫熾熱的愛,讓我胡思亂想,心緒不寧,什么報考啊,找職業啊,許多念頭,于是我去了鎮政府要求他們幫助解決。但那時候,政策不允許農民進單位改行,我又被拒絕了,只得垂頭喪氣地返家。回家后母親見我這般模樣,輕輕地對我說:“兒啊!你無親無故的,有誰給你辦?還是安心在家種田。”過了幾天,激動的情緒漸漸平復,但內心依然苦悶,對于鄰居親友的慰勸,我也無動于衷。然而有一句話我卻銘記在心,“學畫不能半途而廢,俗話說:有志者事竟成。”這激勵著我對繪畫孜孜不倦的追求。

1957年,黃巖翻簧社缺少繪畫人才,要招收學徒。聽到這個消息,我就拿著平時的習作又到鎮里找書記要求進翻簧社。書記是個山東人,見我對繪畫如此摯愛,遂將畫作收下,并與翻簧社取得聯系。就這樣我被破格錄用了,走進了翻簧社學藝的大門,拜陳方俊為師,并被安排在刻花車間。當時社里已有五六個人學習刻花,她們都是小姑娘,唯獨我是男的。因為當時的觀點認為,刻花這項工作既輕松,又需

圖為羅啟松先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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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耐心,適合女的

來做。到社后的第一天,師傅要求我們用鉛筆臨《芥子園畫譜》的巖石,他教怎么臨摹的要點,我們一點一點地畫,畫來畫去足足用了一兩個星期。因為我早就臨摹過《芥子園畫譜》,而且畫得也比較熟了,于是我就用毛筆將芥子園的全幅山水一氣呵成臨了下來。當時其他學員都覺得不可理解,對我說,師傅要求用鉛筆,你用毛筆畫全幅山水,豈不是自討苦吃?陳師傅知道后,不但不批評,還鼓勵我說,書本上的山水是死的,以后要到山上去寫生,對山川作進一步研究。這番話,我是第一次聽到,直到現在,我還記憶猶新。

繪畫有了能臨摹照搬的基礎后,我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學習雕刻。于是我仔細觀看師傅怎么磨刀、操刀,怎么刻山的輪廓、巖石的皴法等動作,然后認真學習。我早上班、遲下班,午休、星期天都不放過。然而學習雕刻并非易事,學了一個月,雕板刻了半麻袋,山水雕刻技法卻沒有掌握好,這讓我心里萬分焦急,只得帶著一連串的問題,去向師傅求教,比如對山石輪廓、皴法感到不自然,難以表達自如。師傅告訴我:“首先刀在手上把握住深淺的同時,要考慮山石陰陽向背凹凸起伏等因素,在這個基礎上,刀靠手受腕的力度產生效果,這里用刀和繪畫的修養是分不開的。造成滑刀又是另外問題,要檢查刀口是否均勻、有無生缺,兩端的斜度是否一致,太斜或太直都不能用,因為它要轉折,形成一定的傾斜,不然刀鋒的氣勢和力度達不到效果。”陳師傅的一番話,讓我茅塞頓開,原來用刀的熟練程度和對山石的了解程度以及刀具的磨法等環節都很重要。他還說:“功夫不負有心人,待到熟練時會熟能生巧,學習不能急于求成,要耐心,持刀是靠手指練出來的,這并不是神秘的東西而是苦工。”這番語重心長的教導,讓我悟出一個道理,俗話說:“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用刀太少了,還要多雕、勤刻。在這個車間里,云集了眾多的雕刻高手,他們比起自己要強得多。在跟他們熟悉了解之后,我們相互切磋技藝,探討新路子,這對我幫助很大。之后不久,我開始刻初級的翻簧作品,私章盒、照架、郵票盒、香煙盒之類,以雕刻山水花鳥題材為主。而對于人物則很少雕刻,因為刻人物需要人物畫的基礎,否則無從刻起。為了能夠雕刻人物,我進行了大量的速寫練習,可以說天天畫,經過七八年的艱苦努力,對人物造型能掌握自如了。在此基礎上,我把現代題材《小》搬上翻簧臺屏中,以線描的方法進行嘗試,并在浙江省雕塑竹編觀摩會上嶄露頭角,被評為二等優秀作品。1965年進省工藝美術研究所進修,我下決心要好好學習、認真聽省里老師的課,以取得更大的成績。就這樣,我的學習勁頭更足了,速寫也有了明顯的進步,在一系列的活動中,表現突出,并得到省工藝研究所領導的好評。經過進修,我創作的《填海》、《學毛選》等一件件作品脫穎而出,被送到喀麥隆、摩洛哥、日本、智利等國家展出,有的被國家工藝美術館及海內外藏家收藏。后來,郭沫若先生慕名前來黃巖,參觀了解黃巖翻

圖為羅啟松先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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簧制作的全過程,給予高度的評價:“竹子能制成象牙一樣確是罕見,是國家的珍寶。”接著中央電視臺向全國播放節目介紹黃巖翻簧工藝,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得到了進一步的展示。

由于刻苦努力,肯動腦筋,我很快從一個門外漢成為內行人。1973年我被廠部任命為技術科科長,期間負責新產品的開發和整體設計、雕刻等方面的研究。同時我也注重理論與實踐的聯系,在廠內舉辦多次培訓班,培養年輕一代的技術骨干。19828月,我還參加了全省工藝美術創新座談會。

然而,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隨著訂單的下降,翻簧廠被迫轉產,改名為黃申工藝禮品聯營總廠,專門生產木制圣誕禮品。翻簧竹雕藝人們紛紛轉行,從事別的工作。但這沒有讓我放棄對翻簧的熱情,仍單槍匹馬一人在家悄悄地搞實驗。19955月,我從工藝禮品廠退休,作為廠里的技術骨干,有著精湛的技藝與豐富的經營設計經驗,于是,許多企業聞訊前來邀請我,而且條件非常優厚,給予高工資,甚至可以拼股與合辦等等。特別是原翻簧廠廠長也來邀請我到上海工作,但都被我拒絕了。

為什么會選擇推辭呢?其原因很簡單,我滿腦子都是傳統工藝翻簧而不是西方圣誕禮品,即便有再好的經濟效益,也改變不了我重拾翻簧、復興翻簧的決心。

我將自己的家作為工作室,全身心地投入到翻簧竹雕技藝的探索與研究中。在那個翻簧無人問津的年代,這也就意味著孤獨與清貧。

為了更好地傳承與發揚翻簧竹雕技藝,1997年我成立了“黃巖啟松翻簧研究所”。以翻簧研究所為依托,我刻苦鉆研翻簧竹雕技藝,在學習與繼承前代名家竹雕技法基礎上不斷拓展、完善自身,逐漸形成風格細膩、線條流暢、題材豐富、形象生動等獨特的藝術面貌。

1998年,黃巖區人民政府和區經貿委、區文廣新局為了扶持黃巖翻簧,專門撥款三萬元啟動資金,讓翻簧研究所運轉了起來。此后十來年,政府部門一直對黃巖翻簧予以關注與扶持,這給了我堅強的后盾,并讓我深受鼓舞。

研究所生產的各類翻簧工藝品,如茶葉罐、穿花筆筒、臺燈、掌扇、照相架等,投放市場后,受到社會各界愛好者的歡迎。

這一年我參加了首屆中國浙江省民間工藝美術展覽會,作品《石龍滴水浮雕仕女圖》獲得金獎。同年,我創作的兩幅壁掛《游春圖》、《孔雀開屏》還送往省里評審,得到專家的一致認可。年底,被浙江省政府授予“浙江省工藝美術大師”稱號。

20096月,文化部授予我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竹刻——黃巖翻簧竹雕)代表性傳承人。我這個長期從事翻簧制作的手藝人,終于得到國家和社會的認可,這對我來說是一種前進的動力。我堅信,經過大家共同的努力,翻簧竹雕藝術必將得到更大的弘揚。

這是我與翻簧結緣半個世紀,所造就的翻簧人生,她承載著我的付出與收獲,艱辛與幸福,榮譽與夢想。

下面以我幾年前所寫的一首律詩作為我的寫照:

老夫忙碌亦癡狂,無枕通宵睡板床。

起早爬山煉筋骨,持刀代筆制翻簧。

植根繪畫勤耕作,得心應手喜非常。

多虧視手相呼應,栩栩如生入殿堂。

 

    作者簡介

羅啟松,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竹刻——黃巖翻簧竹雕)代表性傳承人。

 

 

 

 

我的翻簧春秋

顧啟望

 

“竹簧工藝”亦稱翻簧,有著300年左右的歷史,屬于兩度加工藝術。黃巖是目前國內保存該工藝流程最為完整的地區之一。

翻簧的制作工藝繁復,分為造型和雕刻兩個制作階段。所謂“翻簧造型”,就是把毛竹去節去青,僅保留最內層約2毫米厚的竹簧,經煮、翻、刨,晾干后膠合在木胎上做成花瓶、筆筒、盒子等各式竹簧器。所謂“翻簧雕刻”,就是在竹簧器表面賦以浮雕、線刻、彩繪、鑲嵌、火烙等裝飾手法,以雕刻為主,題材大都為人物、山水、花鳥、圖案、文字等。翻簧產品色澤光潤

圖為顧啟望先生。

類似象牙。

黃巖翻簧的歷史比較悠久。如果從方絜算起(根據浙江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叢書《黃巖翻簧竹雕》一書記述),可以追溯到清道光年間;如果從陳夔典算起,雖然《黃巖縣志》上有矛盾的同治九年(1870年)和光緒九年(1883年)的記載,但從陳老先生生卒年份(1853年—1941年)分析,分別是17歲和30歲,我認為是陳老先生30歲時首創黃巖翻簧的可信度較高。黃巖翻簧經歷了從清晚期和民國年間的“師竹館”、“鄭益昌”、“陳寶通”,到解放后的“城關翻簧刻字生產合作社”、“澄江公社工藝美術翻簧廠”和“黃巖翻簧廠”的演變,1984年黃巖翻簧廠更名為“黃申工藝禮品聯營總廠”時,黃巖翻簧的歷史也告了一個段落。這期間有1929年首屆杭州西湖博覽會一等獎和1933年南京全國工藝美術展覽會特等獎的榮譽,有1964年郭沫若副委員長慕名來黃巖翻簧廠視察和中央電視臺專程來黃巖拍攝翻簧制作過程向全國播放的經歷。然而,這些都成為了過去。上世紀80年代初,在西方木制工藝品的沖擊以及背后強大經濟利益的誘惑下,黃巖翻簧逐漸沒落,黃巖翻簧廠也最終轉產。陳列室樣品和資料流失一空,專用機械和模具全部被當成廢銅爛鐵處理。更讓人揪心的是,在隨后的十多年時間里翻簧制作無人問津,百年工藝瀕臨失傳。直到上個世紀末,在黨和政府的關懷和扶持下,黃巖翻簧枯木逢春,在歷史上翻開了新的一頁。

我出身在翻簧、木工世家。祖父清末時與黃巖著名翻簧藝人王勛一起在杭州官辦的“浙江省城手藝傳習所”教學員制作翻簧。辛亥革命后,祖父回到黃巖。當時,黃巖已有兩家翻簧店,且經營慘淡,祖父遂改行開了木器家具店。父親從小就跟著祖父學藝。解放后的合作化高潮中,祖父的木器家具店并入了城關木器社。父親也隨之進入該社,并于1959年調入黃巖翻簧廠任造型工直至退休。1966年,我還在黃巖中學讀初三,“文化革命”開始了,并逐漸演變為兩派武斗。這樣的環境使我沒有書可讀,也沒有工可做。為了生計,父親就在家里教我做木工。期間,我還斷斷續續在翻簧廠做過家屬工、臨時工。197210月,我進入翻簧廠做造型工,師承黃巖翻簧陳家第二代傳人陳珊蓮先生的高足王根友師傅;并于1979年進入廠創新組,開始制作一些翻簧出國展品和新產品。1982年廠里轉產做木制工藝品后,我也放棄了翻簧制作,改行做木制工藝品。19872月,我自動離職,并與黃巖翻簧廠原廠長等4人以及黃巖二輕局所屬的黃巖木雕廠、院橋木器社共12人合辦股份制企業“黃巖紅旗工藝廠”。1993年黃巖紅旗工藝廠一分為四時,我自辦“黃巖希望工藝廠”任法人代表至今。2000年是我人生歷史上的一個節點,我決定放棄木制工藝品經營,重操舊業做翻簧。我遣散了廠里的員工,收

圖為顧啟望先生作品。

了五個

年輕工人為徒。在重拾翻簧的這段日子里,我首先做的事

是憑記憶做了原翻簧廠的老產品,使原來流失一空的翻簧產品又琳瑯滿目地再現。其次就是再設計制作新產品。時至今日,已有整整15個年頭。現在,工廠陳列室里一百多件各種款式、各式裝飾手法和題材的作品可以挑戰國內民間竹簧器收藏之最。

值得一提的是,在翻簧的制作上,我打破了竹簧工藝必須去節的定義,保留竹節翻出竹簧,并利用該項新工藝做出大件翻簧作品,從而結束了竹簧工藝只能做小件作品的歷史,這是竹簧工藝自誕生以來的首創和工藝上的突破。我的科研項目“竹簧延展性探索”也取得初步成果,制成了竹簧模壓盆系列產品。其中的翻簧荷葉盆獲國家“實用新型”和“外觀設計”專利。我還制作了黃巖翻簧歷史上第一件透雕作品翻簧帽筒“龍鳳呈祥”和首件多層貼簧浮雕掛屏“孔雀屏”,增加了翻簧產品新的裝飾手法。同時,我也借鑒我國竹簧工藝頂峰清乾隆年間的藝術成就,仿制了故宮藏品“文竹方勝式屜盒”和“如意”獲好評。其中方勝盒兩次被選送參加北京國家級展覽,并由中國工藝美術館收藏。此外,我的兩件翻簧作品由浙江省博物館收藏,兩篇學術論文在《浙江工藝美術》雜志上發表。我的翻簧作品獲得中國文聯頒發的民間文藝“山花獎”工藝獎優秀獎,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頒發的特等獎,中國工藝美術協會和中國林業產業協會頒發的金獎,中國輕工聯合會和中國工藝美術學會頒發的中國工藝美術“百花獎”銀獎,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工藝美術館頒發的銅獎,杭州西博會工美大師展銀獎和三個銅獎,國際竹藤組織和中國竹產業協會頒發的優秀獎,還有浙江省經信委頒發的精品獎,浙江省文化廳頒發的“天工獎”兩次,省文聯和民協頒發的“映山紅”獎工藝美術作品一等獎以及臺州市委組織部頒發的文學藝術“曙光獎”等十多個國家級、省部級大獎。

為此,黨和政府給了我很高的榮譽。我于1984年被評為縣級先進工作者,1997年獲中級職稱,2009年獲高級工藝美術師任職資格,并被評為第三屆浙江省工藝美術大師、第二批浙江省民間藝術家、第一批浙江省非遺項目代表性傳承人、首批浙江省優秀民間文藝人才和第五屆臺州市黃巖區拔尖人才。

還有值得慶幸的是,目前我的兩個徒弟曾勇和呂志賢在翻簧制作技藝上已趨于成熟,獨立經營翻簧兩年了。他們個人的作品已經在國家級、省部級專業博覽會上多次獲獎。在今后的歲月里,除了繼續帶徒傳藝,接下來我還想做兩件事,第一,繼續攀登竹簧工藝高峰,做精品、珍品、神品,為黃巖爭光。第二,寫一本書,站在制作者的角度,講述如何做各式竹簧器,使后人能憑著我書中的指點做成當代人能做成的翻簧作品,以利于該行業的傳承。

人生苦短,哪怕你活了一百歲在歷史上也只是瞬間,一個人一輩子做不了多少事,能做好一件事就已經不錯了,有翻簧為職業,我這一輩子很充實,也很知足。

 

    作者簡介

    顧啟望,浙江省非物質文化遺產(竹刻——黃巖翻簧竹雕)代表性傳承人。

 

 

 

 

 

我的武術人生

徐昌文口述 陳雪純整理 詹明歐指導

 

黃巖地處浙東南沿海,三面環山,一面瀕海,地理位置比較特殊。一定的地理環境,形成一定的文化特質。自古以來,黃巖就是“民性強悍,人不畏死”,“其俗好劍而輕死”。據《黃巖縣志·禮俗》記載:每年五月十三日,“少年爭赴關帝廟焚香結義,村俑各罷役,舉刀角力為戲。”素來,黃巖有“武術之鄉”的稱譽。我生長在這個尚武的環境之中,自小就愛武術,一生追求永恒不變。

立志學武

我于194966日出生在黃巖城關一個普通的工人家庭。孩提時,我家門前有一條小河,每到夏天的傍晚,就有很多人在小河邊乘涼嬉戲。大人們喜歡談天說地,交流彼此的信息,武術自然而然地成了談資。聽老人們講,我們黃巖以前交通不便,要想外出只能走山路或水路,而山上有土匪,海上有海盜,所以很多黃巖人都會學點拳腳功夫防身。那時,每當他們津津有味地講著這些與武術有關的事情時,我都會在一旁傾聽。慢慢地,我知道了很多拳師的故事,也知道了一些武術的術語,并漸漸喜歡上了它。還沒上小學的時候,我就按著聽來的知識扎過馬步,練過倒立,沒有師傅教,我就自己摸索。

1958年,國家體委要在農村開展體育試點,新前鄉七里王村被列為試點之一,并被省武術隊重點扶持。那時七里王村的武術氛圍很濃厚,并影響到周邊各村。我有個表舅住在該村,雖說是表舅,但是跟我同齡。有一次家里清明掃墓,我碰到表舅一家,他們家人人都會打拳,當場打了好幾套拳給我們看。這時我表舅也已經學了二年多的拳,打起來有模有樣,我很羨慕,于是就開始跟他學拳。那時我還在上小學,但只要一有空,我就會到表舅家去學拳,這樣斷斷續續,我從表舅那學了一套羅漢拳。

圖為徐昌文先生在九峰公園教授武術。

 

14歲時,我小學畢業后就跟著做木工的哥哥在黃巖建筑公司當泥瓦匠。當泥瓦匠很辛苦,每天六點起床,吃完飯就得馬上去做工,一天下來往往都是累得腰酸背痛。當時我就覺得,這樣下去不行,我的特長不在這里,要想出人頭地,就必須走別的路子。經過反復思考,我想練武術也許是個不錯的選擇。一是因為我喜歡,二是因為有底子。再說,我也有這個條件,身體素質好,上小學時一直是班里的體育尖子。于是我就把這個想法告訴了父親。父親見我態度堅決,也就同意了。不久之后,他就帶我去拜黃巖名拳師潘文森為師。行拜師禮后,我正式成為了潘師傅的徒弟。跟著潘師傅學武時,我每天三四點鐘就起來跑步到九峰練武,練到六點鐘左右再跑回家,然后去建筑公司上班。晚上睡覺前,我還要再練上一會兒。這段日子,比以前過得更加辛苦,但是我沒有怯步,為了自己立下的志向咬牙堅持著。

尋求突破

經過幾年的學習,我的武藝有了很大的提高。1973年,我代表臺州參加了省武術比賽,奪得了傳統套路一等獎和短兵器第一名,刷新了臺州武術的歷史。之后,我就被借用到黃巖縣劇團擔任武功演員,開始了我的武術職業生涯。三年后,我調入黃巖縣體委擔任專職武術教練。同時,隨著武術學習的日漸深入,我覺得自己需要有所突破。要尋求突破,就必須博采眾長。

1970年底,我跟三個徒弟在杭州半山鋼鐵廠幫助黃巖物資局搬運鋼材,掙搬運費。利用這個機會,我慕名找到了當時杭州市武術隊的總教練彭良明,跟他學習長拳類競賽套路。之后,我還主動到有“江南武林宿將”之稱的李元善師傅家里求教,并時不時地請他點撥一二。我們還經常一起參加各類比賽,在比賽中交流武藝。后來,我又結識了對太極內功有較深造詣的陳寶圭師傅。他的太極拳打得極好,擅長擒拿和推手。在跟他的學習中,我對太極拳有了進一步認識。1980年,我在參加全國武術觀摩表演大會時遇到了當時被稱為“武當最后傳人”的愛新覺羅·溥環,兩人一見如故,成為忘年之交,共同研究武學。19829月,我在他的推薦下參演了電影《武當》。在演出過程中,我又結識了很多武術界的知名人士,如全國武術冠軍趙長軍、趙秋榮等。求師不如訪友,在跟他們的交流中,我對武術有了更多的感悟。此外,我還曾經跟隨硬氣功專家金一民學習,受過武林泰斗、“神拳大龍”蔡龍云以及我國首任武術博士生導師邱丕相等的點撥。

通過向武術界各方高手學習,我對武術的感悟越來越深,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武術風格,并編創了《南太極拳》。南太極拳是在臺州南拳的基礎上演練出來的。他具有臺州南拳重心較低,步伐穩健;動作工整,功架開展;剛勁有力,氣沉丹田,發氣催力,進如利劍穿革,退則剛毅穩健,手法多變,利于短打的特點。更具有太極拳中舒展大方,柔和敦厚,技法突出,輕靈圓活,松柔慢勻,開合有序,剛柔相濟,動如行云流水,連綿不斷等特點。在強調身法和內勁的基礎上,通過身法和步伐的變化,更能體現出太極拳的盤、纏、擒、打。因為他動作小,所以可以拳打臥牛之地,也更能體現出其鍛煉價值與內家拳講究爆發力的原理。

薪火相傳

練武這些年,我也獲得了不少的榮譽。如,1986年在全國武術觀摩賽上獨創的黑虎拳獲銀獅獎;198310月在第五屆全運會上和學生齊楊峰(當年全國56公斤級散打冠軍)作散打表演;19851月和19878月隨中國武術代表團出訪日本、澳大利亞,在當地表演臺州南拳、硬氣功,被譽為“中國民間武術家硬氣功第一人”等。

圖為徐昌文先生在非洲。

我始終覺得,武術的發展需要更多的人來參與。早在1973年第一次獲得省比賽獎項開始,就有挺多人請我教授武術。到現在四十多年過去了,我的徒弟遍布四海。記得在黃巖縣體委擔任專職武術教練時,除了培養縣

里的武術苗子外,我還經常利用業余時間到農村教授武術,一次授課的學生多時有幾百人,少時也有五六十人。有時候晚上回不了家就吃住在學生家里。現在想起來,那時還真挺艱苦。后來我就琢磨著怎么能夠讓更多的人學武術,于是在1986年的5月,我個人投資成立了臺州武術館。爾后,又兩次易地建校,建成了現有的占地102畝,建筑面積5萬多平方米的臺州國際文武學校。學校在培養武術人才上做了一些事,取得了一些成績。如1992年在海南省瓊海市舉行的首屆全國武術館校比賽中獲武術散打團體總分第一。為全國各大體育院校輸送了大批武術人才,其中有學生周田芬曾獲散打女子70公斤級全國錦標賽三屆冠軍,章亂獲亞洲武術散打錦標賽女子輕量級冠軍,趙光勇是散打男子65公斤級、70公斤級連續兩屆世界錦標賽冠軍和東亞運動會冠軍。國際武術交流比較頻繁,培養了一批外籍學生。其中俄羅斯學生金亦思曾獲1995年上海國際武術博覽會大刀和對練金獎,是俄羅斯三任總統葉利欽、普京、梅德韋杰夫的中文首席翻譯并且出任普京的隨員。我本人也曾在美國、俄羅斯、澳大利亞、德國、古巴等20多個國家教授南太極拳。目前,全世界練習南太極拳的人數已上萬。2008年,臺州國際文武學校被省教育廳授予“浙江省外國留學生教育基地”,成為了國際武術愛好者的學習、培訓基地。學校還曾榮獲浙江省人民政府頒發的浙江省“優秀民辦學校”稱號,被國家體育總局武術運動管理中心評為全國首批“先進武術館(校)”。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彈指一揮間,50年的學武生涯讓我和武術結下了不解之緣,也使我真正領略了“武術”的真諦。在武術的道路上,我一直在前進,我想我的徒弟們也將會繼續前進,讓中華武術薪火相傳。

 

作者簡介

徐昌文浙江省非物質文化遺產“新前武術”代表性傳承人。

陳雪純,臺州科技職業學院學生。

詹明歐,臺州科技職業學院老師。

 

 

 

 

 

 

 

 

 

 

 

 

 

 

生命不息 練武不止

李元榮口述 肖圓媛整理 陳科指導

 

得一時閑,練武;玩一世樂,養心!一個人的一生應該是這樣度過的: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他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恥。而我只能說我這一生無愧于天地,無愧于他人,也無愧于自己。

初生牛犢

圖為李元榮先生。

我于1947年出生于新前七里的一個武術世家。父親是當地的“七寡兒”之一,生活困苦,后來進了七里劇團演丑角。演丑角是要有武功的,因此父親的武功還是不錯的。另外,我的伯伯李良柱也是當地比較有名的氣功師傅。七歲時,父親就開始指導我苦練“一字腿”、“十字腿”等基本功。一方面是因為我比較活潑好動,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讓我強身健體。也許是受到父輩們的影響,幼小的我特別喜歡練武,有空就在院子里練兩下。就這樣,我在年幼時就打下了基本功。

當時,雖然我十分喜歡武術,但是父親卻不愿我走上這條路。因為他在七里劇團扮演丑角時經常要與其他人物對打,有一次在對打過程中從舞臺上摔下來,傷到了腰椎,從此影響了生活。為了不讓我步他的后塵,他從來不敢放手讓我練。然而十頭牛也拉不回我要練武的決心。在那段日子里,我每天晚上和小伙伴們溜到拳壇練武。后來,父親實在拿我沒辦法,便在12歲那年將我送到同村被稱為“江南武林宿將”的堂兄李元善師傅那里學習南拳,這也是我真正踏上武術道路的第一步。

習武生涯

17歲以前,我都是跟著李元善師傅學藝。那時,因為白天師傅要下地干活,我要上學,所以都是晚上到他家學武。出于對武術的喜歡,加上有點底子,雖然師傅要求嚴格,但我還是學得挺快,動作也較規范,時常受到師傅的表揚,因此一開始日子過得挺開心。但生活的磨礪接踵而至。1960年正值我小學升初中,當時家里根本支付不起每學期12元錢的報名費,最困難的時候要靠吃樹根填飽肚子。那年暑假為了賺取上學的費用,我和一個兄弟扛著比我們身高還高的鋤頭在山上幫國營林場除草十天,拿到了五元錢工資。后來,終于上了中學,吃飯又成了一大問題。那時寄宿生每月要交3元菜金,我們家根本拿不出來。實在沒辦法,母親就給我弄了芝麻炒鹽,每次上學帶上一小罐,吃飯的時候就用筷子一蘸。在這種情況下,我還是沒有放棄習武,每天堅持跟著師傅練習。因為練武需要消耗很大體力,那時候我的飯量也格外大,沒東西吃就吃米粉和糠粉混一起的米糊糊。生活的艱辛,沒有經歷過的人是無法體會的。

初中畢業后,我到了生產隊勞動。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在村里看到一個師傅在打拳,他的拳法腿法比較多,很舒展比我學的南拳打起來要好看很多。一打聽,才知道那是長拳中的華拳,而這個師傅則是從上海回鄉的,叫徐忠連,師從中國武林泰斗蔡龍云。于是我就找到他,拜他為師。在他那里學了兩年的華拳之后,也就是在19歲時,為了減輕家里的負擔,我選擇了去參軍,直到23歲復員回家。回家后,因為會打拳,我以民辦教師的身份在七里小學當專職體育教師。1981年到新前鄉政府擔任了業余教育專干,并于1984年換屆選舉時被選為副鄉長,分管教文衛工作。三年之后,我又回到了新前中心小學工作,并通過考試成為了正式的專職體育老師,直到2001年因病退休。

2001年,我因患心臟病在上海做了大手術,醫生囑咐我不能再練武,但那份熱愛武術運動的熱情并沒有消失,我覺得雖然已無法進行相對激烈的武術運動,但不代表我就從此與武術絕緣,于是另辟蹊徑,轉學太極。2002年的一天,我偶然得知路橋區政府專門邀請北京武術研究院的夏柏華教授到該區教學,覺得這是個難得的學習機會,在他教學期間,我堅持每天從黃巖坐車到路橋跟他學習太極拳。由于我的基礎比較扎實,很快就在眾多的學員中脫穎而出,并與夏教授結下了師徒之緣。20034月,我還專程到北京跟夏教授學習了一套武當劍。之后,我又在一次陳氏太極拳骨干培訓班上結識了上海體育學院的王培琨教授,跟他學習陳氏太極拳競賽套路。我還師從黃巖武術協會主席陳寶圭師傅學習太極推拿和擒拿術。通過一段時間的學習,進一步領會如何以意行氣,以氣運身,氣到力到,最后達到意、氣、形和諧統一的拳理,武術功底更加扎實。

圖為李元榮先生。

在整個武術生涯中,我付出了努力,也收獲了喜悅。隨著技藝的不斷提高,我在各類比賽中獲得了不少獎項。20093月,在第七屆香港國際武術節中,獲傳統拳術、傳統器械和太極推手對練三個第一名,并被評為最佳教練員20096月,在第七屆全國縣級武術之鄉的武術套路比賽中,獲CD組(40周歲以上)傳統拳術第一名,傳統器

械第二名。20106月,在全國武術之鄉傳統拳種傳承人演武大會暨全國農民武術比賽中,獲傳統拳術第一名。201010月底,在浙江省傳統武術錦標賽中,獲傳統拳、刀和武當劍三個第一名。201012月初,在第三屆世界太極拳健康大會上,獲養生太極拳和武當太極劍雙冠軍。20117月初,在第八屆全國武術之鄉暨全國農民武術比賽中,獲D組傳統拳術第一名,傳統器械第二名,實現了傳統拳術三連冠。20138月,在第八屆香港國際武術比賽中,囊括了包括南拳、太極拳、械在內的20個項目的第一名,創造了個人參賽項目數量之最和第一名總數之最。20154月,在臺灣全球華人武術大賽上,獲18塊金牌2塊銀牌,并獲個人全能亞軍。20159月,在全國武術太極公開賽中,獲男子老年組拳術第一名,器械第二名。

傳薪潤物

1970年從部隊復員回鄉擔任小學專職體育教師至2001年病退的30多年里,我一直把武術項目作為學校體育課的重要內容。記得在七里小學任教伊始,學校的體育項目十分匱乏,體育設施也很簡陋,體育課沒有教材,我就發揮所長,把三分之一的課時用來教授武術。當時,為了因材施教,我在小學班教的是南拳中的練步拳和初級長拳,在初中班教的是戰備拳,也就是我們現在說的軍體拳。后來,縣體委把這一教學方法作為亮點進行了專題報道。1984年的時候,浙江電視臺還專門來校拍攝了“武術進課堂”的專題片在省臺播放。目前,新前中學學生自2006年起,課間操加練“太極功夫扇”。而新前中心小學的2800名小學生自2011年開始,課間操也加練了“臺州南拳”。20131月,新前中心小學被省教育廳、省文化廳確定為“浙江省非遺項目(武術)傳承教學基地”。

除了學校教育外,我也積極普及群眾武術。在擔任新前鄉副鄉長的這段時期內,我就想著怎么把新前武術發揚光大。當時新前武術已經初具規模,為了讓更多的人接觸它,喜愛它,我帶領鄉親在全鄉11個村都建立了武術隊,并每年舉行武術大會操,還在每年春節期間分三個表演隊到各村進行巡回表演。那時群眾的積極性空前高漲,也把武術運動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而就在這一年我獲得了浙江省體委、浙江省文化廳等三個單位頒發的“浙江省農村體育積極分子”的稱號,第二年被評為“全國農村體育積極分子”。這些稱號帶給我的不是榮譽,而是讓我有一種使命感——傳承中華武學。這也決定了我以后的事業。2002年至今,我除了擔任新前中學和新前中心小學的校外武術總指導外,還在新前街道機關、各村、黃巖第二職業技術學校、廣播電視大學、委羽山莊、九峰公園、方山社區和區級機關等地設立了輔導站,義務為群眾教學。

“生命不息,練武不止”是貫穿我人生的主線。在有生之年,我會毫無保留地將自己的所學傳授給學生,為中華武術的傳承盡一份力。

 

作者簡介

李元榮,浙江省非物質文化遺產“新前武術”代表性傳承人。

肖圓媛,臺州科技職業學院學生。

陳科,臺州科技職業學院老師。

 

 

我與新前采茶舞

江月娥口述 馮雅整理

 

圖為年輕時的江月娥女士。

我出生在江蘇常州,由于堂哥在嘉興從事地下工作,受他影響,19495月,當時還在上學的我去嘉興參加了革命,培訓了幾個月后,編入文工團。后來,嘉興地委抽調文工團員,我被編入地委文工團,參加了民主反霸、減租減息、土改等政治運動。1953年文工團整編,我被先后調到溫州文成文化館、嘉興嘉善文化館。1956年,我來到黃巖文化

館從事文藝工作,與《新前采茶舞》的故事也便由此開始。

發掘揚名

1956年到黃巖文化館工作后,我的任務很重,因為當時館里只有我一個文藝干部,要負責很多方面的工作,如戲劇、音樂、舞蹈等等。而且,那時年年都有選拔優秀節目參加縣、地、省演出的任務。雖然辛苦,我的工作熱情依然高漲。

也是在這一年,根據省文化局挖掘民間音樂舞蹈的要求,黃巖文化館集中組織力量深入全縣各村,廣泛收集各種民間曲藝、歌舞等。那時膽子大,什么也不怕,下鄉時,山路、偏僻小路都是獨自走的。群眾白天要勞作,我一般都是晚上到他們家里去坐坐,收集一些資料。有些群眾出于某種原因不愿意講,我就反復做他們的思想工作。當時整個黃巖有70多個鄉,我一個人就跑了60多個。收集的資料很多,我都一一記錄下來,有厚厚一大本。《采茶舞》是我在新前七里采風時了解到的。《采茶舞》歷史悠久,源于明末清初流傳的《采茶歌》,是七里村一帶農民逢年過節、廟會時慶祝茶葉豐收的自娛自樂節目。春節期間,也有人用此節目到人家門前去演出,以獲取賞錢與年糕點心并收點小錢。解放前《新前采茶舞》稱為《采茶歌》或《采茶戲》。出生于晚清的七里村村民王天明、王植芳等人十幾歲就開始表演《采茶戲》。采風時,我讓會唱《采茶歌》的老藝人給我唱了一曲。聽過之后,我就覺得這歌曲調純樸、婉轉動聽,節奏感強,內容健康,通俗易懂,而且又簡單易學,很值得挖掘整理,便向館里領導作了匯報。館里經過討論后,決定讓我協助七里村的文藝骨干進行整理加工。我首先召集了當時健在的王天明、王植芳等老藝人,還有為當地采茶戲伴奏過的幾個道士,召開座談會,了解具體情況,然后再進行個別的訪問漫談。在老藝人的參與下,經過細致繁復的工作,《采茶戲》的唱詞、曲譜、動作都被整理出來,在保留原有風貌的基礎上,我們對其動作和隊形都進行了較大的加工,脫開原有以唱為主的戲表演程式向舞蹈形式靠攏,改《采茶戲》為《采茶舞》。

圖為演員在茶園中表演采茶舞。

1956年底,縣里要舉行首屆民間音樂舞蹈大會演,《采茶舞》被列為表演節目之一。為此,我在七里村挑選了宋阿娥等12位演員,從步伐到手上的動作,手把手地教她們。經過一段時間的訓練,這批演員就能跳得得心應手了。她們的表演在當年的大會演中轟動了全場觀眾,獲演出一等獎。1957年,《采茶舞》參加了溫州地區民間舞蹈會演,獲一等獎。同年參加了浙江省第二屆民間音樂舞蹈觀摩演出大會,獲演出獎。1959年,《采茶舞》參加了浙江省歌舞、曲藝、木偶會演,獲一等獎,并留在杭州公演一周。我記得當時的獎品是12套緞衣服和一塊大面幕。從此,《采茶舞》這一民間藝術便大放異彩。當時,浙江歌舞團為了排演《采茶舞》還專程趕到黃巖學習。1986年,《中國民族民間舞蹈

集成(浙江卷)》編輯部專程來黃巖拍攝《黃巖采茶》錄像。那時,我已離休,但在有關部門的要求下,承擔了復排的任務。由于曾經參加過省匯演的演員年紀都大了,我重新挑選了演員,從頭開始排練,經過幾個月的艱苦訓練,最終完成了錄制工作,使《采茶舞》順利列入《中國民間舞蹈集成(浙江卷)》。到1997年,《黃巖采茶》被編入了全國藝術科學“九五”規劃重點項目《中華舞蹈志(浙江卷)》。20044月《新前采茶舞》的專題片在美國斯科拉衛星電視網播出。在2009年時,《新前采茶舞》被列入了浙江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我也有幸成為了這個項目的傳承人。

舞蹈特色

《新前采茶舞》源于鄉村民間的采茶歌、采茶戲,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和鄉土風味。

在內容上,《新前采茶舞》主要表現的是一群采茶姑娘上山采茶時的歡樂情景,并穿插了一段牧童用鮮花逗引采茶姑娘來搶奪、追逐的情節。

在表演上,《新前采茶舞》的基本步法吸收了戲曲花旦步法(圓場)的韻律,有其獨特的民間陣譜(也叫“走陣”即走隊形)。有蛇形、盤龍形、四花形、八字形、十字形等等。表演者唱一段,變化一個隊形,陣法變化流暢,畫面豐富多彩,生動地表現了采茶姑娘在山崗、坡地等不同環境采茶時的情景和愉快心情。手的動作在模擬采摘茶葉形態的基礎上又加以適當的變形,加上腕、肘的上下套疊和左右交叉,動作簡單而優美,顯示出舞蹈風格清新細膩,形象優美,富有濃郁的鄉土氣息和生活情趣。最初表演時女演員12人,男演員1人,演出節奏較,比較自由浪漫,同時也帶有濃厚的戲劇風味。在后來的演出中根據需要,演員人數也會作出適當調整。

在配樂上,《新前采茶舞》以流傳在黃巖民間的江南小調為舞曲,由二胡、笛子、揚琴以及打擊樂伴奏。以12個月花名為歌詞,歌詞內容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變遷。音樂中有“正采茶”與“倒采茶”之分,前6個月為正采(即順采),后6個月為反采(即倒采)。音樂上常形成對比和發展。一般來說,正采茶較為抒情、平穩、歌唱性較強;倒采茶曲調歡快、跳躍、襯字、襯詞的大量運用,使音樂打破正常均衡的結構,而顯得更富有生活氣息。曲調簡樸健康,委婉動聽,節奏感強。配打擊樂器演出,帶有戲曲風味。

傳承發展

1956年被挖掘整理出來后,《新前采茶舞》曾一度非常風靡。特別是在1959年的省歌舞、曲藝、木偶會演中獲獎后,學習的人非常多,有黃巖本地各學校的老師、學生,也有社會人員。而且縣里舉辦的很多演出都能看到《新前采茶舞》的身影。但后來,隨著時代的變遷,《新前采茶舞》的活動陣地逐漸縮小、消失。過去農民為逢年過節或廟會集市湊趣,在廣場、戲棚或人家門口演出,慶祝豐收的自娛自樂或為獲取賞錢的局面已不復存在。而工業化、城鎮化的深入,也使新前當地不再依靠茶葉增收,新前的茶山所剩無幾。《新前采茶舞》逐漸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加上,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文化交流的日益頻繁,人們的審美和娛樂方式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現在已很少有人去關注《新前采茶舞》這種曲調和表演形式都古老的民間藝術形式。特別是年輕一代,對它更是知之甚少,也缺乏興趣。目前,相關的老藝人只剩下不足10人,而且大多年逾古稀。老藝人逐漸減少,年輕演員青黃不接,《新前采茶舞》的傳承處于尷尬的境地。

我已是耄耋老人,從事文藝工作大半輩子,雖然現在跳不動了,但對《新前采茶舞》卻始終懷著難以割舍的深厚感情。在非遺這條路上,我會一直走下去,也希望有更多的人來關心這個項目的傳承發展問題,使它能夠世世代代地傳承下去。

 

作者簡介

江月娥,浙江省非物質文化遺產“新前采茶舞”代表性傳承人。

 

 

 

 

 

我與漆金木雕一輩子的緣分

周望安口述 王薇整理

 

    漆金木雕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黃巖極為流行的一種手工技藝,當時主要用于婚嫁家具的雕刻制作。但隨著時代變遷,它逐漸退出市場,熟悉它的老藝人們也紛紛轉行,淡出人們的視線。然而,我的一生卻與它結下了不解之緣。

走上雕刻之路

我于1949115日出生在黃巖城關,家里兄弟姐妹4個,我是老二。1964年,父親去世,原來并不富裕的家庭生活變得更加窘迫。初中畢業后,家里再也無法供我上學,又恰逢文化大革命,于是輟學在家。后來,為了能夠自食其力,給家里減輕負擔,我就想著去學一門手藝。在那個年代,學手藝的人很

圖為周望安先生。

多,有的學做木匠,有的學彈棉花,有的學做衣服,而我卻選擇了雕花油漆。當時,我的鄰居朱阿明是個雕花油漆的師傅,在他的耳濡目染下,我拜他為師,走上了雕花油漆的學習之路。

朱師傅是個和藹的好師傅,每次有活的時候都會帶上我,手把手地教我雕刻要領。一年半之后,我就出師了,可以自己制作整幅作品了。用方言講,這時的我仍然是個“半桌”,意思就是剛剛出師的師傅。在跟朱師傅學藝的這幾年,我也逐漸被大家認識,出師之后,一些大師傅接到活后就會請我幫他們一起做。木雕雕好后是要油漆的,漆藝的好壞會影響到整個作品的效果。之前,我主要側重的是雕花,油漆很少涉及,為了使自己制作的木雕品更受歡迎,在跟著大師傅一起攬活的時候,我就千方百計地向他們學習,不斷提高自己的油漆水平。就這樣跟著大師傅攬了一兩年活后,我進了油漆社做客師,之后又去了黃巖工藝木雕廠做客師。所謂客師是指從外招聘的具有雕花油漆基本功的師傅。這一做就是7年多,直到1978年,我通過招工成為正式的木雕廠工人。在廠子里,我與其他師傅一樣,雕刻的木雕不計其數。我常常為了完成一件作品而忘了下班的時間。那時真的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如癡如醉。在木雕廠的那些年,在與其他師傅的切磋和交流中,我的技藝也提高了不少,參與了廠里很多大作品的制作。做漆金木雕的工作比較辛苦,但當時工資是比較低的,大師傅是一天1.35元,二師傅的是一天1.22元,學徒則沒有工資。

后來黃巖木雕廠倒閉了,工廠的老藝人開始自謀生路。我也在自己家里接一些業務,開始時是做佛雕,后來是做一些書畫館、紀念館的牌匾,也做過漆金木雕的古玩修理,現在我主要是創作一些自己喜歡的作品。回顧我這一生走過的道路,如果說一開始學雕花油漆這門手藝是為了謀生,那么,之后是因為興趣,而現在,則是因為不舍。這畢竟是與我相伴了幾十年的職業。

三分雕刻,七分漆藝

黃巖漆金木雕是集木雕、彩漆和貼金等為一體的傳統民間技藝。其作品題材豐富,特別注意表現中國蜜橘之鄉風情和地方劇種黃巖亂彈的戲曲故事,極具地方特色。據我所知,該制作技藝始于南朝時期,至今已有1500多年歷史。據說,當時南朝陳隋代高僧智顗在天臺山開創佛教天臺宗后,臺州各地寺院林立,貼金木雕佛像就應運而生。在唐、宋時期已廣泛應用在佛像制作、民間建筑和家具上。明、清時期頗為興盛,此后,時興時衰。民國時期,民間婚嫁的家具都要雕花,手藝人就自己開設作坊,稱雕花油漆店。到建國前,藝人已十分鮮見。建國后,黃巖漆金木雕取得了長足的發展。1964年,黃巖工藝木雕廠建立,主要技術骨干有王少甫、彭永明、張其淦、洪仙華及年輕一代的戴云剛、葛建選、柯浩和我等。當時我們借鑒寧波朱金木雕,采用貼金工藝,因此黃巖木雕也稱赤金木雕。后來隨著傳統手工業的沒落,黃巖工藝木雕廠倒閉,漆金木雕也逐漸退出市場。

漆金木雕品既是欣賞品,又是實用品,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一般分為家具、屏風、擺設、大小獅子、寺廟用品、建筑裝飾、文房用品等七大類。在設計上,借鑒傳統的散點透視、鳥瞰式透視等方法構圖,講究布局豐滿,散而不松,多而不亂,以充分發揚木雕的特長。其制作工藝比較繁復,具體來說就是,先設計打稿、定稿、刺針、在板上刷印。后再起底子,木雕鑿打粗坯,精雕鏤刻,修光毛腳。漆金以傳統生漆調和灰、批灰、糙生底漆,反復上漆三遍,再經細砂皮擦磨,清刷。后上金地漆,貼真金箔,貼畢清刷。著朱底,上熟漆,陰干畫肩頭等多道工序。

傳統的黃巖木雕屬于裝飾性雕刻,以平面浮雕為主,結合運用“深鏤空雕”、“透空雕”、“透空雙面雕”等十多種手法。利用線、面關系,把所有層次都保留在同一平面上,突出主題,表現情節。雕刻所用到的工具也分得很細,單單地鑿便有七八把,更別說圓鑿、平鑿了。與東陽木雕、黃楊木雕不同,黃巖漆金木雕主要依靠金箔和漆朱紅進行裝飾,修磨、刮填、上彩、貼金等,這一些工藝都十分講究,故有“三分雕刻,七分漆藝”之說。其中的佛像木雕、建筑木雕、家具木雕等已形成了較完整的藝術風格和裝飾手法。同時,黃巖漆金木雕用朱上貼金,特別是用雙色金及金上描花法的仿古做舊更是聞名省內外,堪稱一絕。

圖為周望安先生作品。

漆金木雕具有較高的審美價值、文化價值和實用價值,一度深得人們的喜愛。記得在上世紀80年代,在黃巖老劇院(現址為孔廟對面的黃巖大廈)還舉辦過一次漆金木雕展覽,作品大多是黃巖工藝木雕廠木雕師的杰作。我還記得當時展覽的廣告欄上有這么一句話:“別看這小小的一塊葡萄掛屏,就這樣一件作品可換20塊英納格手表了。”英納格手表在當時來說可謂

奢侈品,瑞士生產,一塊售價180元,而那時大學本科畢業生的一個月工資才32元。由此可見,其價值之高。

傳承的困境

20099月,浙江省文化廳向我頒發了“第三批浙江省非物質文化遺產‘黃巖漆金木雕’代表性傳承人”的榮譽證書。我的頭上便有了這個沉甸甸、光閃閃的頭銜。同時,也讓我覺得自己肩頭責任重大,如何把漆金木雕這門手藝傳下去是當務之急。現在,我有了自己的工作室,設在黃巖慈光幼兒園二樓,是我的姑媽林周毅女士為支持我的工作專門騰出來的一間房間。閑暇時我就會到工作室坐坐,創作一些新的作品。但是,我也十分擔憂,因為我的手藝后繼無人。漆金木雕手藝繁復,要學深、學精,沒個幾年是不行的。再加上,目前這個行業已經邊緣化,收入也不高。現在的年輕人比較浮躁,又怕吃苦,覺得學這個沒有前途,所以對這門手藝感興趣的少之又少。雖然苦于沒有學徒,我也已年近七旬,但在有生之年,我會不斷思考漆金木雕的出路,把這份緣一直持續下去。

 

作者簡介

周望安,浙江省非物質文化遺產“黃巖漆金木雕”代表性傳承人。

王薇,黃巖區平田學校教師。

 

 

 

 

 

 

 

 

 

黃巖竹紙的制作與傳承

牟連生口述 牟永森整理

 

黃巖竹紙產于黃巖西部山區,以苦竹、箬竹、嫩毛竹等為原料,經特定的工藝制作而成。成品紙有普通黃紙、精裝藤紙和玉版紙。竹紙制作的歷史比較悠久。北宋書法家米芾的《書吏》就曾記載唐文宗李昂手詔,稱贊黃巖藤紙:“以臺州黃巖藤紙捶熟,揭其半用之,滑凈軟熟,卷舒更不生毛。”北宋年間,黃巖又有玉版紙聞名天下。南宋嘉定《赤城志》載,考證玉版紙產地:“今出黃巖者,以竹釀為之,即所謂玉版紙也。”由此可見,黃巖竹紙生產也有近千年的歷史。明中葉黃巖《萬歷縣志》也記載,優質的藤紙產于黃巖西部山區。清乾隆末,臨海宋世犖《臺郡識小》亦記載黃巖藤紙。清中葉之后,因機器造紙的興起,手工造紙漸漸衰落,玉版紙與藤紙不再生產。至清末民國以來,黃巖的竹紙生產,大多轉為生產千張,也叫福壽紙,是焚化給亡人的冥幣。在黃巖,千張產地有嶼頭、寧溪、富山、上鄭等鄉鎮。

我出生在寧溪鎮的嶺根村,今年76歲。據我所知,從我的高曾祖父“小當家”開始做千張,至今已有6代。還在孩提時代,我就知道我們嶺根村跟相鄰的富山半嶺堂村都有人在造黃紙,做千張。這兩個地方都是黃巖“西鄉”著名的千張產地之一。我聽父輩們說,這兩個村之所以能夠成為著名的千張產地是因為有著獨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兩村地處富山峽谷谷底,富山山場廣闊,山陡水急,溪流綿長,水源充足。以前富山沒有通公路,富山人到寧溪、黃巖,必須先從富山山上步行下來,到嶺根路才平坦,嶺根村是當時富山到寧溪的交通咽喉。同時,富山鄉的雙坑村、葡萄

圖為牟連生先生。

坑村、外徑村盛產苦竹,特別是雙坑村的千畝苦竹林,竹節纖長、柔韌,是造紙的好材料。但當時由于交通不便,富山群眾只好在當地或附近的嶺根村、半嶺堂村賤賣苦竹。因此,兩村的村民因地制宜,沿坑兩岸,筑碓搗料,搭廠造紙,做千張。

解放前,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寧溪山里百姓無田地可種,只好做苦力;解放后,土地以小隊為單位集中生產,勞動力被禁錮在幾分微薄的土地上,更何況當時由于交通不便,生產力低下,也沒有什么副業可做,造紙做千張,利用農閑勞動力,增加一些收入,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我有兄弟姐妹6人,我是老大,由于家里生活困難,在讀完小學4年級后,我就輟學了。當時,只有13歲的我就跟著父親學造紙、做千張。

圖為牟連生的妻子在灑紙。

千張是用黃紙按照民間約定俗成的方式制作而成的,所以要做千張,就得先造黃紙。造紙要先建盤碓。盤碓主要用于搗竹和搗漿。盤碓圓盤一般直徑約為1.3米,分30格左右,利用水力沖格推動圓盤,進行搗料。解放前,寧溪鎮嶺根村的盤碓較多,有23盤,造紙、做千張的人無數。上世紀60年代,黃巖縣政府在嶺根村建富山水電站,把水從上游半嶺堂攔截,嶺根村盤碓因缺水而全部停轉、報廢。之后,造紙要數富山鄉半嶺堂村最多,有盤碓12盤。上世

90年代,黃巖縣政府又在寧溪鎮方家岙村擴建富山水電站,將本從富山鄉田岙村引到半嶺堂的水源,攔往方家岙發電,半嶺堂水源減少大半,盤碓自然減少。再加上,從1981年起,富山鄉已全面通公路,山上的苦竹不再賤賣,大多都運往舟山、福建漁場做漁網架,從富山買苦竹做千張已很不合算。此后,嶺根、半嶺堂的千張戶只好從江西、福建、溫州采購成品黃紙做千張。但不管是造紙,還是做千張,工序都比較繁瑣。

造紙主要經過段料、搗竹、醬料、堆烘、沖洗、搗漿、抄紙、壓紙、曬紙九道工序。1、段料:將苦竹、箬竹等竹料斷成約1.8米的竹段,然后打捆,每捆100斤左右。2、搗竹:每次將二至三根竹料用盤碓搗破,然后打捆。3、醬料:按100斤竹料摻石灰或蠣灰35斤左右,先將石灰或蠣灰放入醬塘內,再沖水攪勻,水量以能淹沒竹料為度,然后把已搗破的竹料整捆翻入醬塘里,腌浸2-3分鐘撈起。4、堆烘:把醬過的竹料,堆放在一起,四周用醬料的石灰腳料涂抹,使竹料腐爛,堆烘需二三個月。5、沖洗:或叫料皮,把堆烘后的竹料放入水中浸泡,把附在料上的石灰洗掉,因為石灰有沙質,黏在上面會影響今后的切紙、打張。6、搗漿:把沖洗后的竹料放在岸上,待水份瀝干,次日放在盤碓中搗成竹粉,一般一天能搗200-300斤竹粉。7、抄紙:在槽桶中放好200-300斤水,將竹粉倒入水中,充分攪拌,第二天用竹簾(1.4×0.3米,用小圓竹絲制成),一張一張撩起。8、壓紙:把已撩起的紙放在將軍地垅(用木料做成,上底、下底比紙寬2公分)上。每15公分約180張為一小垅,垅間用二根毛竹爿隔開,一槽紙抄好后,用將軍地垅把水瀝干,第二天滴紙、卷紙,使每張紙自然分開。9、曬紙:選擇有太陽,最好是沒有風的天氣,將二張紙放在一起曬干,中午翻曬一次。從斷料到出紙,一般要歷時三至四個月。

黃紙造好后,接著就可以做千張。之所以叫做千張,據我所知,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千張由16嘜組成,每嘜60張,計960張,加兩頭壓板紙各20張,共1000張,因此稱為千張;另一種說法是,每槽約300斤竹粉,撩紙師傅撩1000張紙左右,則厚薄比較適中,撩多紙薄易碎,撩少紙厚做千張時不易敲穿,因為通常要撩1000張,當地人就形象地稱為千張。

做千張,要經過灑水、切紙、打紙、系塊、蓋印五道工序。1、灑水:曬干后的紙太硬,無法切塊打紙,灑水是為了使紙發軟。先用棕葉做成短掃把,然后用水浸濕,每二張灑一次水,灑水不能太多,太多紙會爛穿;太少也不行,紙會太硬,適中即可。2、切紙:人工用大刀切。大刀約60cm長,30cm寬。一疊紙約70cm高,每張紙長140cm,寬30cm,先切成大塊(大破),再切成小塊。大塊分為:五塊(37cm×13.5cm×5 cm)、六塊(36 cm×12.5 cm×4 cm)、假六(32 cm×11.4 cm×2.8 cm);切五塊時140 cm×30 cm的紙需切10段,六塊需切11段,假六需切12段;現在有的也做四塊(38 cm×15 cm×6 cm)、三塊(42 cm×16 cm×7 cm),并已采用機械切紙。3、打紙:打紙的工具為榔頭、打紙刀。榔頭重約6斤。打紙刀以榔頭、樹人、刀架、兩個刀片組成,刀片約5cm寬,30cm高,兩個刀片間隔2cm,刀片前后錯開約0.5cm1cm。刀架用軟絨毛骨頭氈15片組成,軟絨有彈性,敲時能上下移動。4、系塊:用嫩竹蔑絲系塊。5、蓋印:每個千張加工戶都有千張號,蓋千張號的印章是用木頭刻成的,千張號蓋在千張寬的一面上。如我家的千張號就是用6cm×13cm的長方形印章刻上“牟友盛”三個字加蓋的。

光陰轉瞬即逝,我做千張也有幾十年了,能成為這門手藝的傳承人是我的榮幸,但我也憂心忡忡,因為學徒難覓。做千張是傳統手工操作,不光辛苦,而且要有足夠的體力。如,切紙用的大刀就有10多斤,拿著它切紙,很費力氣;打紙時要手舉56斤重的榔頭,每天敲打,也非常吃力。20年前,嶺根村有幾個人跟我學過做千張,但現在他們也都七八十歲了。再說,目前做千張收入也不高,年輕人都不愿意學,這門技藝面臨青黃不接。如何將竹紙制作技藝傳承下去,我覺得任重道遠。

 

作者簡介

牟連生,浙江省非物質文化遺產“竹紙制作技藝”代表性傳承人。

牟永森,黃巖區北洋鎮干部。

 

 

 

 

 

 

 

 

黃巖亂彈戲

盧惠來

 

約在清乾隆前后,亂彈腔在臺州逐漸興起,而高、昆腔卻日益衰落。自清嘉慶至民國的廿六年中,亂彈戲在臺州成為戲曲的主要劇種。黃巖有三付老亂彈班,臨海有蔣山班、蘭香班,天臺有新花臺班,三門有大鴻慶班,仙居有麻皮陳班等。在民國前期(辛亥革命后),亂彈班處于頂峰時期,達到二十多付。除上述有班名者外,其它均是臨時起班,統稱這些班為“么五班”。

由于這些戲班長期在具有不同習俗和文化差異的地區演出,為了適應當地群眾對戲曲的要求,藝人們在聲腔及表演上逐步形成了不同藝術風格的“山外亂彈”與“山里亂彈”。

黃巖亂彈班,屬山外亂彈,以唱亂彈腔為主,兼唱高腔和昆腔,是三腔合唱的戲班。三種聲腔均有專門的傳統劇目。臺州地區早就有高腔、昆腔在盛行。亂彈腔是繼高、昆兩腔在臺州興起后,被藝人們將其和高、昆兩腔兼收并蓄形成的。它是以亂彈腔為主,故命名為“亂彈班”。其主要的演出地點在黃巖、溫嶺等地。

至于亂彈腔的源流,到底從何而來?其亂彈班又是起始于何時?均無史料蹤跡,不予詳敘。但從原亂彈藝人金永池的生卒年月和學藝始年推算,在清嘉慶時已有了黃巖亂彈班。金永池,臨海縣蔣家山南蔣村人,生于道光十一年,卒于光緒三年(見光緒重修金氏宗譜),別號“毛竹小生”。據金永池之孫金仁操從其父的口中得知:祖父從小父母雙亡,是個棲身于蔣家山路廊中以討飯為生的孤兒。祖父十一歲那年(虛歲)的一天,一班黃巖亂彈班路過此地,其戲班班長見金永池生得體態勻稱,面貌俊俏,問他愿不愿學戲?金當即允之,就隨班長進班拜一位小生(其名不詳)為師學藝,后成為較有名望的小生。金仁操是金永池之孫,據他所說是可信的,從金永池十一歲拜師學藝來推算,上溯其師一代,嘉慶時已有黃巖亂彈班是可靠的。

清咸豐后,黃巖已發展到由仁巨、福民、梅等三人為班長的三付亂彈班,統稱為“黃巖亂彈班”,也稱為“山外亂彈”,譽稱為“上肩班”、“老亂彈”。這“上肩班”的稱譽,由于能演昆腔戲和高腔戲而得。

黃巖亂彈班昆腔劇目有:《漁家樂》、《玉簪記》、《連環記》、《西廂記》、《金印記》、《繡繻記》、《鐵冠圖》、《醉菩提》、《長生殿》、《十五貫》、《獅吼記》、《千忠戮》、《瘋僧掃秦》、《坐堂訓子》、《單刀赴會》、《斷橋》、《水斗》、《送京娘》、《和番》、《思凡》等大小二十多本。

上述劇目中,在1958年由李志敏組織亂彈老藝人蔡云生、荷仙錢、趙曰正、王道隆、吳希茂等五人挑選記錄下來的唱腔曲牌有:山坡羊、風入松、朝元歌、懶畫眉、醉花陰、北石榴花、北粉蝶兒、步步姣、北斗鵪鶉、北小上樓、南撲燈蛾、紅芍藥、會河陽、縷縷金、武陵花、哭相思、越恁好、紅繡鞋、畫眉序、尾、出隊子、滴溜子、雙聲子、南泣顏回、南尾、石榴花、斗鵪鶉、上小樓、新水令、駐馬聽、疊字令、一支花、點絳唇、混江龍、臨鏡序、忒忒令、北材里迓鼓、北梧桐兒、后廷花、柳青娘、居金杯、春陽才子、降黃龍、黃龍滾、江兒水、堯民歌、玉交枝、宜春令、鳥夜啼、川拔草、油葫蘆、鎖南枝、紅納襖、錦堂月、小桃紅、寄生草、江水供養、賞宮花、太師引、姐姐拔掉、粉蝶兒、迎仙客、快活三、朝天子、金絡索、節節高、叨叨令等67首。另加5首無曲名的,共72首。此外,還有不少曲牌,由于藝人年老耳聾失聲遺忘,不能記下而失傳。

臺州昆腔只有在黃巖亂彈班保留下來這72首曲牌。今老藝人均已故世,再也無法進一步挖掘。黃巖亂彈中所唱的昆腔,其特點為柔、優、平、穩。演唱方法極嚴,不可一眼疏忽。其四聲非常講究,所謂“平聲平到莫低昂,上聲高呼猛烈強,去聲分明直遠送,入聲短促急收藏。”所唱昆曲一些板眼節奏型與“蘇昆”似乎相同,但曲調各別;也有調式相同,甚至于終止式也差不多,但具體在曲調的變化上卻又不一樣。又如原北昆是七個音階,南昆是五個音階,這是南北昆不同的地方。但黃巖亂彈中的昆腔,既有五個音階,也有七個音階。再如昆腔的套曲,本來南、北套各立門戶,而黃巖亂彈的昆腔,在《長生殿》中就有一套“中呂宮”的南北合套,它用“北粉蝶兒”、“南泣顏回”、“北石榴花”、“北斗鵪鶉”、“南撲燈蛾”、“北小上樓”和“南尾”。另外,北昆“引子”用笛,南昆“引子”不用笛,而黃巖亂彈班中的昆腔引及太師引都用笛。由此看來,這支昆腔有南北合套的因素在內。但又有人認為金昆、溫昆和臺昆是明代“海鹽腔”的遺腔。對于這支昆腔的源流,到底從何而來,有待進一步考證。

2004129原亂彈劇團演員在椒江進行專場演出。

 

黃巖亂彈中的高腔戲,主要代表劇目有六本,《鴛鴦帶》、《報恩亭》和《鳳頭釵》稱上三本,《三星爐》、《紫陽觀》和《循環報》稱下三本。除這六本高腔外,還有《漢宮秋》中《游宮見別》、前后《小金錢》、《鬧冀州》、《魯肅求計》、《白門樓》、《磨房串戲》等大小十多本。其中《小金錢》是臺州高腔戲的獨有劇目。而《鴛鴦帶》、《鳳頭釵》、《報恩亭》、《紫陽觀》、《三星爐》、《循環報》等六本高腔劇目,除了新昌高腔有《鳳頭釵》、《循環報》兩本,溫州亂彈有《循環報》、《紫陽觀》、《報恩亭》三本外,至今在全國也還未發現其它劇種中有此高腔劇目。尤其是《游宮見別》一劇是完全按照元代作者馬致遠原劇,以《仙呂點絳唇》和《雙調新水令》套曲演出的,這恐怕在浙江的高腔戲中是不多見的。

高腔聲腔,除了《磨房串戲》的十支高腔有伴奏之外,其它高腔的演唱特點和形式與兄弟高腔基本一樣。起唱時,先三下悶鼓(以拳擊鼓)為記,由演員起唱,鼓司者接唱,又叫“邦腔”。至于有多少曲牌能唱,已很難考查。僅存1958年所搶救記錄下來的三十六首和磨房串戲的十首,共四十六首。但大部分已不知道曲牌名字,其中有曲牌名的只有“鎖南枝”、“夾七”、“挖金磚”、“點絳唇”、“混江龍”、“新水令”、“駐馬聽”、“油葫蘆”、“天下樂”、“醉中天”等十一首。

對于高腔的劇目,解放后僅在《小金錢》改為《斬蛟》中保留演唱高腔之外,其它劇目全都改為演唱亂彈腔。

黃巖亂彈班中的亂彈劇目,主要是亂彈戲,它的傳統劇目有《鬧冀州》、《五虎平西》、《渭水訪賢》等八十本(注)[1]這些劇目中的《紫金鐲》、《奇緣配》、《錦羅衫》是亂彈戲中的獨有劇目。

亂彈腔是亂彈班的主要聲腔,其唱腔曲牌保留完整無缺,1958年所記錄下來的曲牌有“慢亂彈”、“正工亂彈”、“亂彈王”、“亂彈疊板”、“緊中慢”、“緊中慢疊板”、“原板二煥”、“慢二煥”、“緊二煥”、“陰司二煥”、“上字二煥”、“西皮二煥”、“走馬流水”、“平流水”、“急流水”、“人參”、“玉琪”、“三條彎”、“秀江南”、“寄生草”、“石榴花”、“上字”、“小桃紅”、“黃胖走”、“和原”等二十五首曲牌。其中“慢亂彈”、“慢二煥”、“上字”、“走馬流水”等曲牌,是區別任何一個亂彈劇種的獨有唱腔。

對于藝人,被封建統治階級鄙視為“生不能入宗譜,死不能入宗祠”的社會最低賤之人,在史料上也很難找到有關記載,所以對亂彈的早期藝人就無法查考。另外,舊戲班藝人無長期固定戲班,均由班長聘請,每次聘期半年,因此很難分清各班藝人之名。現所查到在清道光至同治時的藝人有金永池,明山(小生)、陳鵬(正生)、仁巨(大面)、桃(小生)、松(正生)、仙懷(正生)、小三(小生)、妹頭(老旦)、頭奶(二花臉)。光緒至民國時的藝人有蔡欽漢(樂師)、蔡云生(小生)、荷仙錢,藝名海棠果(小旦)、王道隆(正生)、趙曰正(小花臉)、蔣岳達,藝名蘭香(小旦)、楊平六(小生)、光寶(小旦)、笑興(小花臉)、小五(小旦)、王立富(二旦)。

 

作者簡介

盧惠來(1939211日—20081125日)

    浙江溫嶺大溪人,1956年考入黃巖亂彈劇團,師從小生蔡云生,學演老生,后成為該劇團的頂梁柱之一。“文革”期間,曾在黃巖標準件廠和黃巖醫藥公司工作。1983年,他主持新排了由傳統劇《奇緣配》改編的《拾兒記》,在浙江省第一屆戲劇節上榮獲劇本改變獎和演出一等獎,同年調臺州地區文化局戲曲研究室編寫《臺州戲曲志》。198812月,完成《中國戲曲音樂集成·浙江卷·臺州本》。他撰寫的關于黃巖靈石塔戲曲人物磚刻的論文將臺州戲曲活動的濫觴前推至五代時期,亦將南戲的歷史上溯了200年。

 

 

 

 

 

 

 

 

 

 

附件1:

解放后黃巖亂彈曾經興起

(根據盧惠來遺留下來的筆記整理)

 

當時亂彈發起人俞寶玉敘述。

俞寶玉,男,75歲,路橋街人。

解放前夕,臺州所有的亂彈班被國民黨反動政府摧殘,瀕臨消失。解放后,在黨的文藝方針下達后的1952年,俞寶玉向當時黃巖文教科的陳曉春(負責文藝方面的干部)提出,要求組織亂彈老藝人演出。陳曉春同志當時同意只在路橋本區范圍內進行演出。俞寶玉同志接著向當時路橋文化站站長毛禮祥同志要求開具準許演出的介紹信。因毛禮祥同志原是組織亂彈演出的支持者,所以他滿口答應在本區范圍內演出。在經縣和區兩級主管部門的同意后,1952年國慶日,俞寶玉組織了原亂彈老藝人:路橋的王道隆、趙日正;黃巖城關的高梅頭、姚萬森;石曲的方旨友;三門縣下埠的陳良杰;臨海大田的杜崇行;椒江葭芷的蔡云生;路橋下的王小唐、王立富;杜橋章安的朱維釵,還有樂隊鼓板王合泉(溫嶺),正吹先寶,主胡王合壽、朱匡義、文智等人,在路橋區螺洋鄉的南山殿開演。第一場戲:《拜壽圖》、《郭子義上壽》。在南山殿一直演出了10多天,受到觀眾的歡迎,從此就在路橋各地進行了經常性的演出。劇團的服裝是向黃巖城關蔣四妹租用的,租金每夜6元。1953年下半年有一次在桐嶼演出,得到了當時在區擔任文教助理的宋仁法同志的支持,并寫信給黃巖文教科。同年,縣文教科就允許亂彈老藝人在縣內各區演出。

53年的上半年,劇團由俞寶玉任團長,戴梅二任副團長(自己團決定)。原藝人金紅真也參加了劇團,還有朱小徐(二胡)。從他們進來后,劇團內部出現了矛盾。在同年4月,縣文教科的陳曉春宣布劇團暫時停止演出,等秋收后重新再組織。在停演的這段時間里,俞寶玉與老藝人王道隆、趙日正、朱維釵、方旨友,高梅頭、姚萬森等就是否去省文化局要求將劇團批準為正式的職業劇團一事進行商量,結果大家達成一致,決定著手去批,于是各人都抽了路費,俞寶玉當時還把自家的床也賣掉了。

就在1953年的7月,俞寶玉帶著路橋鎮的介紹信赴省文化局審批。當時省局一個名叫徐達眉的女同志接待了他,并詳細地詢問了亂彈有多少聲腔、曲牌和劇目等情況。俞寶玉對此一一作了詳細地回答。由于當時有黨的“雙百”方針,省局覺得像這樣的一個古老劇種應給予支持。于是同意組織演出,并以電話和文字的形式告知黃巖文教科。因為劇團要先把劇目、聲腔、曲牌等上報后才能審批,所以正式批準為職業劇團需要一段時間,為了方便劇團演出,當時省局就給黃巖文教科發了份便文,內容為:“茲有黃巖亂彈劇團,黃巖應給予支持幫助,不許阻止”。

此后,亂彈劇團得到了黃巖各級的重視和扶持,并由文教科的戴述文來團負責組織整頓工作。這時候由于劇團演員不足,又叫來了天臺的許大巴(大面),寧海的葛士俺、劉俊道、蔡一夫入團。劇團也改名為“黃巖新芳亂彈劇團”,正式宣布俞寶玉任團長,蔡一夫任副團長(兼會計),王道隆、杜崇行、朱維釵、賀二頭、趙日正、姚萬森任團委會成員。還招收了張彩貞、周青連、梁子開、夏友光、俞鳳釵進團。劇團演出的范圍也逐漸擴大到臺州各縣。

1954年,劇團經常在海門演出。當時海門劇院和劇團的負責人林業建同志看了亂彈老藝人的演出后,認識到亂彈這個臺州唯一古老的地方劇種,并被藝人們艱苦創業的精神所感動,因此對亂彈劇團非常支持,花了400多元錢,為新堂的演出場地搭起了草棚,還為亂彈的發展打了不少向上級要經費的報告。

195534月,省文化局召開全省場團會議,林業建同志就趁此機會帶著海門劇團的團長施桂花和亂彈劇團的團長俞寶玉參加省場團會議。由于當時亂彈劇團沒有正式批準為職業劇團,在省文化局還沒有掛上號,林業建同志就在這次場團會議期間將臺州亂彈劇種和劇團現狀向省局作了詳細匯報。在當時中央對浙江昆劇的重視和支持的影響下,省文化局不僅正式批準黃巖亂彈劇團為正式的職業劇團,還撥下了1500元錢支持劇團。從此,劇團就在黃巖縣人民政府的重視和關懷下,進行了招收青年學員,培養新生接班人的工作。自1954年下半年至1957年期間,先后招收了三批青年男女學員。在196053日,開辦了黃巖三個劇團的戲訓班,時間一年,培訓結束后按劇種分配到各個劇團。


 

 

附件2

 

黃巖城里當時的戲曲演出時間和場所

  

時 間      場 所

正月十五    三官堂

    二月初二    廣濟廟 西園廟

    二月初九    城皇廟

    二月十一    祠山廟

    二月十九    觀音堂

    三月廿三    三星廟

    三月廿八    東岳廟

    四月初八    靈順廟

    四月十四    呂祖廟

    四月十六    財神廟

    五月初五    邑祖廟、溫廟、感應廟

    六月初六    護國廟

    六月十九    觀音堂

    七月十五    三官堂

    九月十九    觀音堂

    十月初十    靈官廟

    十月十三    火神廟

    十月十五    三官堂

    十月廿四    藥皇廟

    注:此件來自盧惠來另文《黃巖戲曲淺談》。

 

 

 

 

上期勘誤

 

各位讀者:

    由于我們編撰的疏漏,《黃巖文史資料》第二十八期出現部分文字上的差錯,現更正如下:

目錄第1頁第9行“江一萍”應改為“江一平”。正文第1頁第13行,第2頁第5行“候雋”應改為“侯雋”;第43頁第12行“氣喘噓噓”應改為“氣喘吁吁”;第55頁第9行“連篇累犢”應改為“連篇累牘”,第21行“闖人”應改為“闖入”;第63頁第13行“不致于”應改為“不至于”;第73頁第1行“二派”應改為“兩派”;第77頁第8行“99999”應刪除;第94頁第11行“涼干”應改為“晾干”;第111頁第18行“撤點鹽巴”應改為“撒點鹽巴”;第145頁第13行“看的很淡”應改為“看得很淡”;第265頁第5行“彼勞”應改為“疲勞”;第267頁第17行和第350頁第7行“競”應改為“竟”;第406頁第11行“另用錢”應改為“零用錢”;第417頁第6行“避水山莊”應改為“避暑山莊”;第427頁第13行“時侯”應改為“時候”;第42815行“絲毫和懈怠”應改為“絲毫的懈怠”;第439頁第10行“陳女杰”應改為“陳文杰”;第443頁第22行“無親無掛故”應改為“無親無故”;第454頁第10行“農話”應改為“農活”;第457頁第2行“磨菇”應改為“蘑菇”;第458頁第5行、第6行,第459頁第10行“疏菜”應改為“蔬菜”;第498頁第14行“東干”應改為“東鑒”。

 

 

 

 

圖文史料 妥為保管 請勿褻瀆

 

 

  

 

 

《黃巖文史資料》第二十九期

浙江省臺州市黃巖區文史資料和學習委員會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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