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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協臺州市黃巖區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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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巖文史資料29期(二)

發布時間:2016年03月29日來源:

追憶人民公社時期的群眾文化工作

吳啟泉

 

作為一名老文化工作者,我親歷了黃巖群眾文化的發展。回顧黃巖人民公社時期的群眾文化發展情況,我覺得很有必要。下面,我就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在人民公社期間,黃巖的群眾文化工作始終按照黨中央和上級黨委的要求積極開展。

黃巖文化館對農村文化的輔導主要突出了六個重點:一是突出抓文化站基礎設施的建設。館里組織人員上山下鄉,幫助各區、各公社先后建起了文化綜合樓。二是突出抓文化站干部隊伍的培訓、輔導。館里先后在院橋等地舉辦攝影、文物保護培訓班,并組織他們參加市里舉辦的業務培訓和省里舉辦的美術、書法、攝影三項業務大賽。三是突出抓文化下鄉。如在1975年至1979年間,文化館在春節前后都組織文藝小分隊下鄉巡回演出,共演出88場,足跡遍布黃巖的山山水水,尤其是貧困山區和革命老區,給廣大農民帶去了黨的溫暖和精神食糧。四是突出抓文化活動的輔導,特別是全縣性重大文化活動中節目的組織與輔導。如慶祝建國30周年《金曲頌祖國》歌詠比賽和國慶廣場文體表演前的下鄉輔導。五是突出抓文藝隊伍與企業文化、村落文化、校園文化的示范點建設。在每個公社抓5支隊伍與3個示范點,開展一年一度的文化站組織活動獎評比。六是堅持行之有效的分片輔導辦法。館領導與業務干部分片與文化站掛鉤,并建立和實行分片例會制度,先后在19個公社主持召開了29次文化站工作例會。通過加強輔導,文化隊伍的凝聚力增強了,群眾文化活動活躍了,文化設施建設也出現了好的勢頭。

組織文藝宣傳隊。文藝宣傳隊是當時農村主要的宣傳方式,全縣各人民公社生產大隊都紛紛成立宣傳隊,開展紅紅火火的宣傳活動。如澄江區于196912月經區革組研究決定,成立一支“澄江區文藝宣傳隊”(社會上稱為“澄江區樣板團”),主要宣傳毛澤東思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文藝方針。該宣傳隊由該區30余名文藝骨干組成,他們的報酬采取大隊記工分與政府發補貼相結合的辦法解決。19704月,這批隊員到區公所報到后就集中在一起,日排練、夜演出,奔波于澄江區各公社,活躍在鄉村舞臺上。當時,文藝宣傳隊演出的節目有“革命樣板戲”《紅燈記》、《沙家浜》選場,還有表演唱、三句半、道情等。到1976年后,澄江區的農村業余劇團就像雨后春筍般地發展起來。據統計,全區148個生產大隊,有業余劇團的就有108個,占全區生產大隊總數的73%,成為黃巖之最,也是臺州之最。

創辦農村俱樂部。20世紀60年代初期,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都提出:要占領農村思想文化陣地,指出“無產階級不去占領資產階級就會去占領”。農村俱樂部是生產大隊一級基層廣大群眾開展各種文化體育活動的綜合性組織,必然成為占領農村思想文化陣地的主力軍。當時《人民日報》還專門發表了題為《大力發展農村俱樂部》的社論。1963年縣文化局發出《關于積極辦好農村俱樂部的意見》的文件,召開農村俱樂部工作會議,總結、推廣、交流辦好農村俱樂部的經驗。據統計,當時全縣1092個生產大隊中有720個生產大隊辦起了俱樂部。此外,縣文化局還強調文化館、站工作要輔導好農村俱樂部,并前后多次舉辦了全縣農村俱樂部先進集體和文藝會演大會,會演的優秀節目還參加了地、省文藝觀摩演出。

那段時期參加省、地、縣農村俱樂部文藝會演的節目有:說唱《唱龍燈》;道情《鮑長三身世》、《晚婚節育好》、《想過去比現在》;亂彈演唱《勸娘》;曲藝《一人吹簫一人納孔》;相聲《計劃生育好處多》;黃巖白搭《賭博害處大》;快板《東海漁民傳捷報》、《我格家鄉大變樣》、《晚婚節育好處多》;對口快板《送紅記》;三句半《同是被蛇咬》;花鼓《高舉三面紅旗》;方言快板《十塘養豬》;板話《大寨紅花開五塘》;對口詞《貧下中農贊》、《綱要是明燈》;路橋蓮花《黃巖十二枝花》、《高唱妙兒橋》;快板《積肥迷看戲》、《三夸主任》、《參觀俱樂部》、《要把沙灘變良田》、《多種經營發展猛》;蘇灘《一心為革命》;掃地佬《鐵掃帚》;相聲《沙灘新面貌》;亂彈說唱《三分八厘田鬧革命》;鼓詞《曬場新風》;路橋蓮花《聯群五業放光彩》、《大寨紅花開桔鄉》、《大寨花開下洋顧》;鼓詞《歌唱劉英俊》、《虎崗紅燈》;詞調說唱《妹妹送糧》;評彈演唱《批林批孔奏凱歌》;鼓詞《合秀峰下兩姐妹》;快板《養萍好》;故事《秋到桔子灣》、《新的起點》、《掏糞姑娘》、《諸葛亮治軍》、《釣魚》;朗誦演唱《爐火通紅》;路橋蓮花《山區女獸醫》;上海說唱《難忘的飛行》;相聲《丑行記》;蓮花《下洋顧人民斗志昂》;路橋蓮花《光輝的榜樣》;快板劇《選代表》、《補缸》;時調說唱《蝦狗彈娶親》;獨腳戲《拾蛋、打蛋》;鼓詞《小老鼠咬掉大肥豬》;亂彈說唱《闖王斬弟》;路橋蓮花《十月桔鄉鬧洋洋》、《歡歌一曲月團圓》;順口溜兒《黃巖換新貌》;道情《勤勞致富帶頭人》;說唱《種田狀元周禮行》;鼓詞《烈火真金》等。

成立九峰文學社。19788月,城關文化站創辦了雙月刊《九峰》。由于具有一定的質量與特色,刊物發出后引起了文化界的廣泛關注。在當年12月全省群眾文藝調演期間,省文化廳還特地把《九峰》的樣本放在調演會場——杭州勝利劇院門口展出。經過一年多的辦刊實踐,文藝創作骨干已經重新聚集在文化站、聚集在《九峰》周圍。為了更緊密地團結業余文藝骨干,發揮創作群體的作用,城關文化站在鎮委的支持與縣文化局創作干部梁雄、縣文化館創作干部胡元福和夏矛的指導和共同策劃下,發起組織九峰文學社。倡議得到了廣大業余作者的熱烈響應。九峰文學社在19799月正式成立。首批會員24人,且有完整的機構與章程。經推選,理事會由王懷佐和王軍、王中河、金仁貴、夏矛、梁雄、蔡平洋7名理事組成。王懷佐擔任了首任社長,夏矛擔任副社長。九峰文學社的成立引起了省文聯的注意。文學社成立的次月,省文聯領導唐向青專程來黃與九峰文學社社員座談。當年11月,在臺州地區群眾文化工作經驗交流現場,王懷佐被安排作《抓好業余創作,更好地為“四化”服務》的經驗介紹。更為難得的是1980年初,九峰文學社被縣委、縣政府授予1979年度先進單位稱號。這是全縣唯一受表彰的文學團體。當年,王懷佐作為九峰文學社的代表,與文學社社員梁雄、夏矛、章甫秋出席了浙江省文代會。198111月,縣委宣傳部印發的《縣文藝座談會紀要》將九峰文學社作為文藝隊伍建設的典型事例在全縣推廣。1982122日的《文學報》還在頭版刊登了《“九峰文學社”扎根橘鄉》的報道。期間,九峰文學社的隊伍也如滾雪球似地不斷擴大,從首屆社員24人發展到二屆31人,后來達到50多人,成為省內頗有影響的業余文學社團。在九峰文學社的帶動下,站里相繼組織成立了九峰音樂社、九峰書畫社,最大限度地集聚了各種門類的群眾文藝人才。

設立故事輔導組。講故事活動靈活簡便,不受時間、地點、條件限制,不要服裝道具,不用鑼鼓音樂,“一人能演一臺戲”,加上群眾有聽故事的習慣,群眾中也有講故事的人才,只要文化館把他們集中起來加以輔導培訓,提供故事資料,講故事活動就會蓬勃開展起來。基于這個認識,縣文化館當時聘用了黃巖縣曲藝協會評書演員吳雁、徐洲組成了故事輔導組,在全縣各地巡回講故事,培訓故事員,開展群眾性講故事活動。1973年至1978年故事輔導組先后在縣、區、人民公社舉辦各種類型的故事員培訓班共25期,先后培訓故事員1000多人。在培訓期間,學員們白天培訓,晚上講故事,共講了1800多場,聽眾超十萬人次。之后,故事組就普遍建立起來了,如黃巖中學、東方紅學校的很多班級都建起了故事組。為了讓每個故事員手中都有講不完的故事,縣故事輔導組就把故事資料集中起來印成《故事員》小冊子發到故事員手中,先后共印發了十四期,同時還向故事員提供了《怎樣講故事》的輔導資料。故事輔導組還利用廣播講故事,讓那些家務比較重的婦女和上了年紀的老人在家里都能聽到故事。當時可以說講故事、聽故事成風,講故事、聽故事成了群眾業余生活中的一朵“花”。

    故事輔導組配合黨的中心工作講故事,更把講故事活動推向高潮。縣里召開工作會議時,也要講故事。黨的中心是什么,我們的故事就講什么。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我們就印了《江青與呂后》的故事,在全縣舉辦故事員培訓班。黨中央號召學雷鋒,我們就鉛印出版了《雷鋒傳》,舉辦雷鋒故事培訓班。黨中央推廣革命樣板戲,我們就提供樣板戲故事,舉辦樣板戲故事培訓班。當時,縣委書記呂眾義等領導都曾親臨現場聽故事。

那時的故事輔導組還積極搜集、整理民間故事。文化館故事輔導組從1979年開始,在臺州地區比較早地抓了民間故事的搜集、整理工作,每月刊出一期《民間故事選》。《民間故事選》從19792月創刊至19808月共刊出15期,搜集、整理民間故事141篇。

故事輔導組用徐雁洲(徐達材、吳雁、徐洲、徐先學)筆名,在臺州《括蒼》、上海《故事會》、浙江《山海經》上發表民間故事5篇。其中,《分嫁嶺》還榮獲19831984年度魯迅文學基金獎、省民間文學優秀作品獎。

橘花書場應運而生。1979年,那時地方上還沒有文聯的組織,文化館肩負著引領群眾文化活動(包括文學藝術創作)的使命,文化局也放手讓業務人員去干。于是,《橘花》這個小小的文藝園地,應運而生。時任黃巖縣文化館館長的符正渭(金雨),一位至今值得我們懷念的長者,有膽有識,果斷地布置了任務,決定由夏矛具體負責文字編輯,畫家蔣文兵負責美編。而當時在黃巖文化局工作的詩人梁雄,更是大力支持,使《橘花》能夠順利刊出。《橘花》是街頭板報,刊登著故事、民間傳說、曲藝、小散文,間或發些短詩、民謠,令人耳目一新。20世紀80年代初期,每當《橘花》在橋亭頭的報欄刊出時,馬上就有很多人圍上來閱覽。

20世紀80年代中期,王懷佐擔任文化館館長時,將街頭的板報改成印刷的四版小報,二個月一期,期印數2000份,寄往全省各地群眾藝術館和文化館等。

19797月,在一無場所、二無設備、三無人員、四無經費的情況下,文化館借用報紙閱覽室(原老劇院),白手起家辦起書場,日里閱覽,夜里進行曲藝演出。黃巖書場的開辦,帶動海門文化館、路橋文化站、金清文化站相繼辦起書場,接待曲藝演員巡回演出。

    黃巖書場從開辦伊始就艱苦創業,以文補文、以場養場,用演出分成所得的收入發工資,添置演出設備,幾年后就使書場舊貌換新顏。書場大門口兩塊廣告牌貼出的演出廣告既美觀又醒目,吸引了不少聽眾;書場還在大街小巷設置廣告牌張貼演出廣告,使演出的節目家喻戶曉;供演員演出用的桌椅、屏風、條幕一應俱全;書場提供的宿舍能夠滿足演員的需求;音響設備是名牌產品,讓聽眾悅耳聽書。

    書場工作以演員滿意、聽眾滿意為目標。演員到書場演出,像迎貴賓一樣來去接送,演員高興而來,滿意而去。演員在書場演出成功,聽眾們會自告奮勇為演員送錦旗喝彩。演員、聽眾相敬如賓、書場成了演員之家、聽眾之家。

    辦書場的一番艱辛歷程,贏得了聲譽。19806月,臺州地區文化局在黃巖書場召開書場工作座談會,文化館干部徐達材在會上介紹了黃巖書場艱苦創業,以文補文,以場養場,創名牌接待曲藝界名流演出的經驗。

    1979年至1982年,黃巖書場共演出1147場,聽眾305540人次,書場拆賬收入14729元。

    黃巖書場因條件好、上座高、聽眾文明在省內外負有盛名,上海、杭州、寧波、余杭、鎮海、鄞縣、余姚等地區曲藝名流紛至沓來。

   19847月,黃巖書場拆毀,建黃巖大廈。從此黃巖沒有了曲藝團隊演出的場所,真是有些可惜。

 

作者簡介

吳啟泉,黃巖區文廣新局退休干部。

 

 

 

 

公社化年代的黃巖電影

毛太鵬

 

建國初期十五年間:黃巖電影業落地生根

    19503月,臺州地委宣傳部35毫米電影放映隊攜新影紀錄片《民主東北》到黃巖放映,時任縣長曹子決親自帶領干部一行到北門利涉浮橋迎接電影隊進城,盛況空前。同年11月至1951年,本邑柯保元租用16毫米電影放映機、影片等,在橋亭頭靈濟廟(現黃巖大廈基址)內開辦私營“黃巖人民電影院”,放映第一場電影為蘇聯故事片《難忘的1919年》。放映84場電影后,終因片源、資金、場地等原因停業。19518月,省人民政府文教廳文化局電影放映隊16毫米電影小隊曾巡回到黃巖農村放映電影。同年臺州35毫米電影放映隊到黃巖放映以“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為主題的影片。19531月,省電影第二流動隊16毫米電影放映隊擇黃巖城關定點放映電影,同時也兼顧到路橋、溫嶺等地流動放映。同年11月初,省電影教育工作隊郭躍庭、楊培山、徐世龍三人到黃巖組成604小隊,由郭躍庭任隊長,開展電影放映活動。1113日,604隊在黃巖師范學校(現孔廟內)大操場放映建隊的第一場電影,影片為中蘇合拍的紀錄片《解放了的中國》。604小隊放映活動持續了大約一年左右。1954年另由省派人員組成510520電影放映隊,楊培山任510放映隊隊長,隊員有李鴻興、傅祖學;蔡惠斌任520放映隊隊長,隊員有朱正、龐振衡。同年6月,臺州專區撤銷,黃巖電影放映劃歸溫州專區電影中隊管理。根據文化部通知要求,在黃巖的原電影放映隊按溫州專區編號建隊改為503504兩個隊,負責黃巖農村流動放映。是年10月,省文化局決定將省屬電影隊下放到各專區、縣,以固定地區放映。11月,省電影公司下派徐文章、周克竸(放映)、華湖翠(女、放映)、陳道栓(售票、場務、宣傳)、余蔭本(發電)、張順富(手搖發電)攜帶35毫米提包機到黃巖,組成放映隊,徐文章任隊長。下派楊雪英(女)、胡梅芬(女)、程運澤、龍壽春到海門,與之前已到位的童元長一起開展電影放映工作。黃巖城關放映地點選在天長街邑祖廟內或寺后巷明因寺內售票放映,同時兼顧流動到路橋、澤國、溫嶺等地。當時電影放映配合中心一大任務就是多放電影以支持解放大陳島。至此,黃巖電影放映首次開始同時覆蓋到城鄉,也開始形成了電影事業的基礎隊伍。年間(上半年),臺州專區直屬電影中隊到黃巖放映電影。1954年下半年開始為建海門電影院籌劃社會股資,確定選址在鎮中山東路橋東側地塊,于1955年初動工,同年9月中旬建成開業。初為公私合營性質,1957年改為國營。影院房屋為磚木結構,觀眾廳設885個木長條椅座位,置用35毫米移動式放映機。童元長出任第一任經理。1955年初,在黃巖縣政府及省政府文化事業管理局的共同努力下,作出了建造黃巖固定電影放映場所的決定。4月份開始籌建,省文化局在當時就表示建成后將配置35毫米提包機,以利隨時開展流動放映。至此,原省派電影放映隊人員就此留了下來,一邊仍是堅持在城關放映,一邊抽調人員開始籌劃建院前期工作。縣政府委托縣工商聯籌集建院資金。在縣工商聯的協調和動員下,施佩文關閉“佩文顏料店”,折算出4000元大洋入股;陳寶圭析出“新建商行”股資1900元大洋入股。再經全體會員合力募集到一定數量的資金。接著縣政府有關部門抽調徐文章負責影院基建工作。影院選址在今司廳巷原王德泰當鋪、染坊舊址及周邊民宅基址,於5月底動工興建,同年10月建成,定名“黃巖電影院”,最初由省文化局配置35毫米提包放映機,觀眾廳設長條木椅座位800個,影片由省電影公司直接排映。影院第一任經理為徐文章,成員有周家驤、周克竸、華湖翠(女)、陳道栓、施佩文、陳寶圭、葉明達。同年111日首次對外營業放映,上映第一部新片為評劇《秦香蓮》,票價一角五分。之后,影院除了固定放映外,還安排帶上放映機、發電機、銀幕、影片流動到路橋、澤國、溫嶺、部隊駐地放映電影。黃巖電影院始建至1993年拆除,歷近38年的放映歷史,一直是黃巖城區文化、娛樂活動的中心,其最大特點為影院門廳內外張掛當時中國電影界公認的十大男女電影明星巨照,給那個時代的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電影院在這38年間也不斷地進行自我完善和改造條件。觀眾廳經過1964年、1972年和1983年幾次大的翻建修整,頂上人字梁加固并安裝上吸音頂棚,座位換成鐵腳翻板椅,座位數最后調整到1089個。觀眾休息室從最初的簡陋小披棚到1972年改擴建成較大的、設備條件較完善的觀眾待休區。多次更換放映設備說明電影的放映質量也在不斷提高,從最初更換成日本羅拉35毫米移動式放映機到1957年更換成天極牌35毫米固定式放映機,1966年又更換成松花江5501型全套放映設備,1983年再次更換成松花江5502型放映機。黃巖電影院的宣傳工作一向以質量好,影響大著稱。美工周祖詵1957年開始自制圖文并茂的幻燈片配合放映,1959年開始堅持每月繪制五、六幅大型電影海報張掛在城內主要街道及影院大門前,19799月起編印《每月電影》小報分發給觀眾及學校和社會各階層。版面開辟“影壇軼事”、“拍攝短訊”、“橘鄉影評”、“本月上映影片介紹”等欄目,為觀眾導讀。是年,長春電影制片廠《怒海輕騎》攝制組導演湯曉丹、王濱,演員高博、于洋、郭永泰等一行到駐黃巖海門的海軍艦艇上體驗生活并拍攝外景。又有上海電影制片廠在黃巖拍攝《閩江橘子紅》影片。年間,黃巖電影院、海門電影院為配合全省“一定要解放臺灣”的宣傳活動,放映紀錄片《解放一江山島》、《一定要解放臺灣》。1956年年中,黃巖根據省文化局《關于全省電影放映隊、電影院實行統一領導和分級管理的通知》精神,將黃巖電影院與510520電影放映隊劃歸縣文教局管理。隨后又成立縣電影中心隊,縣委文教部任命楊培山為隊長,同時兼任縣文教局電影專職管理干部。是年,黃巖電影院獲省文化局評定的上半年度先進單位。省電影第七期輪訓班學員分派到黃巖各區鎮電影放映隊的人員有阮孟鄰、張季國、楊顯榮、李銘、王天寅、蔡松庭(從溫州轉入),楊杏春、陶招娥(女)。19574月籌建了“黃巖縣女子電影放映隊”,隊長由梁鋒暫任,隊員由陶招娥(女)、劉湘君(女)、朱松蘭(女)三人組成,她們和男同志一樣,帶著電影放映機、發電機、銀幕等,活動在黃巖鄉村,成為當時浙江省為數不多的縣級女子電影放映隊之一。至此,黃巖有四個放映隊活動在廣大農村、集鎮,除了放映電影外,幾年間利用幻燈映前宣傳,緊密配合當時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宣傳《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和當地新風尚、新氣象。是年年底,根據上級要求,開始籌建黃巖縣電影管理站,最初由縣文教局派張方怡操辦籌建事項,并兼財務會計。至19586月,租用城內草巷章高堂宅,正式掛牌成立“黃巖縣電影事業管理站”,任命楊培山為站長,站內組成人員有電影機技術修理袁全發;發電機技術修理傅祖學;出納陶招娥(女);會計張方怡(后即調離,由施佩文接任)。管理站當時管轄全縣澄江、路橋、新橋、西山區四個放映隊。自此,黃巖縣級電影放映,管理開始走上自主、有序、有規劃的發展道路。縣管理站針對當時城鄉放映、轉換尚無規劃,放映設備、影片拷貝猶顯珍貴,但安全意識淡薄的問題,十分明確地提出業務要一手抓城鎮,一手抓農村,重點抓安全放映。1958年春耕時節,新建立的省新聞攝影站為拍攝《浙江新聞簡報》第一號內容之一,派攝制組到黃巖農村現場拍攝早稻機器插秧的實況畫面(附工作照)。同年51日黃巖與杭州等地同步上映。9月間,針對臺海兩岸局勢,根據上級安排,黃巖海門電影院及各電影院、隊免費放映《擁護周總理聲明》、《一定要解放臺灣》等紀錄片。10月,路橋電影院開建,擇址原社辦放映地鎮北街郵亭廟,1959年初建成開業,第一任經理為李銘。始為公私合營性質,1963年轉為國營。影院初備一套5435型移動式放映機,1964年改裝天極牌固定式放映機,并進行翻修后,建筑面積達到794平方米,觀眾廳432平方米,座位780個,1979年安裝松花江牌固定式放映機,座位增至1046個,建筑面積擴至1440平方米。1965年初,特函請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為影院題寫院名。路橋電影院建成,黃巖真正在全省率先實現社社有電影隊,鎮有電影院的縣。195910月間,省文化局電影處組織全省市、縣電影代表參加溫州專署文教科在黃巖召開的電影配合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現場會議。會議以黃巖縣頭陀人民公社電影隊和海門電影院為典型例子重點介紹黃巖縣電影工作依靠黨的領導,堅持政治掛帥,緊密配合中心任務,重點放在普及放映上,促使黃巖電影事業在薄弱基礎上較快、較好、較健全地發展,并且在全省率先實現縣級社社辦電影隊的目標。會議倡導全省電影開展學習黃巖“一院一隊”先進事跡。之后海門電影院與頭陀公社電影隊均獲1959年度省文教方面社會主義建設先進集體。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至“文革”前夕,一院一隊繼續受到外界電影同行的關注和上級的嘉獎。196012月,文化部在北京召開全國電影發行放映工作會議,總結大躍進以來發行放映工作的成績和經驗。會上印發了黃巖縣第二電影放映隊普及放映活動材料。同年6月份,黃巖縣頭陀人民公社電影放映隊榮獲全國教育和文化、衛生、體育、新聞方面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單位,汪顯德代表電影隊到北京出席會議,并受到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宋慶齡、董必武、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黃巖電影放映仍然深深扎根城鄉大地。特別是在農村、山區、海島放映的電影隊,為普及放映,作了不少努力,如聯合有條件的幾個放映隊,開展“跳點輪放”。這樣的放映方式,雖然自己辛苦點,但能使偏遠地方的群眾也能看到電影。如遇群眾喜聞樂見的影片時,采用“聯放”的手法,使一部影片利用一定的時間差實現一夜多地點放映,讓群眾盡量提早看到電影。19621963年在放映《李雙雙》、《槐樹莊》影片時,就是選用這種方式放映。在放映過程中,常常有觀眾反映看不懂電影內容,聽不懂電影里的洋話,為此,隊員們利用幻燈機、擴音設備,映前作了充分準備,放映時畫面、說唱、道白一齊上。要么解說影片故事梗概,要么介紹影片的主要人物或時代背景,要么結合當地的風俗習慣加以異同說明,等等。1964年,黃巖電影隊盧汝謀隨省電影公司代表參加在吉林省延吉市召開的全國少數民族地區電影宣傳工作現場會議,受到啟發,返回后介紹了用“涂磁錄還音”的方法,以錄方言解決農民聽不懂普通話的問題。他與同志們一起研究,借鑒這一方法,效果顯著,立即受到廣大山區、農村觀眾的歡迎。放映結束,常常是深夜,所有放映隊員不但不叫一聲苦,反而為自己這份工作樂此不疲。等待他們的,又將是明天器材的搬運和具體放映的策劃,那個放映點上空、遠遠就會聽到當時電影里流行的插曲。電影隊流行的順口溜,形象地反映了當時的情景:“涉過溪,越過嶺,東奔西走放電影。吃過農村千家飯,睡過廟堂桌椅凳。赤日炎炎忙轉點,雪花飄飄不了情。戴月亮、披星星,放映跑片過橘林。乘小舟,剪浪行,擁軍上島慰親人……有問為啥苦當樂,其實我們還年輕!”

 “文革”期間:黃巖電影業歷經滄桑

1966年初,大型彩色音樂舞蹈史詩影片《東方紅》排映到黃巖,映出盛況空前。之后,國產影片一批批被點名批判,能公映的電影越來越少。下半年在黃巖陸續上映的紀錄片有《毛主席和百萬文化革命大軍在一起》、《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和革命師生》等。同年國慶日,“黃巖縣電影宣傳放映隊” 組成,并在黃巖電影院大門前舉行開拔儀式后,全體合影,然后抬著毛主席像,高舉標有“毛主席和百萬文化革命大軍在一起”影片名和電影宣傳放映隊隊名的大紅橫幅,背上自備的掛有毛主席語錄牌的背包,敲鑼打鼓、高呼口號,經黃巖大街出城,上山下鄉,奔赴西部山區寧溪、富山、嶼頭及全縣其他地方,一邊放映電影、一邊開展文娛表演宣傳活動。年底,黃巖電影院與海門、路橋電影院均停映,搞大串聯。

隨著文革運動如火如荼地往高潮發展,全國幾乎所有公開發行的影片都被封存,電影制片廠也停止拍攝新片。此時所有電影隊已基本無片可映,相繼關門停業,人員集中到黃巖城關,開始搞大批判,造反鬧革命。

    1967年至1969年,針對社會對電影的批判需要,就出現了上級開放一些“批判放映”的影片,對輪到的所謂“批判放映”某些影片,規定到某一級(最低限為縣一級電影院)放映,不售門票、不宣傳,電影票一律憑單位介紹信分配,觀后組織討論。其間黃巖被安排批判上映的影片有《兩家人》、《兵臨城下》、《清宮秘史》、《紅日》、《怒潮》等,片中均已刪除演職員表。復映老片有《南征北戰》、《平原游擊隊》、《半夜雞叫》、《地道戰》、《雞毛信》等,即時上映新片《鋼琴伴唱(紅燈記)》。

    1969年,全縣開始對各單位領導干部實行大調整,楊培山被縣革委會任命為縣電影事業管理站革委會主任兼書記。下半年隆重上映紀錄片《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及《珍寶島不容侵犯》、《新沙皇的罪行》。年底,上映彩色紀錄片《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二十周年》。

    是年前后,由于能公映的電影稀少,黃巖電影隊盧汝謀趁著外出參加電影宣傳會議的機會,特意留心體會、見證了外地推行的幻燈機三鏡頭放映使畫面動起來的生動效果,回來后即與隊友孫申國、袁全法、余方能、楊萬荷、李銘等著手研究、改制、組裝、加工幻燈機、繪制幻燈片組,試驗操作放映,配合錄音表演,通過反復實踐,終于能互相配合成功,順利放映、道白及表演。1970年間,大陳島電影隊孫申國就帶著這臺三鏡頭幻燈機和幻燈片,在島上創下一人集操作、控音響、執話筒表演于一身的三鏡頭幻燈大演映的佳話,完成放映一部幻燈片映在銀幕上能顯示動態特殊效果的京劇《紅燈記》全場,當地居民對此感到十分新奇和興趣,都拍手叫絕。

1970年,彩色影片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在全省上映,首開電影革命“樣板戲”上映之頭。10月份,黃巖縣由電影管理站委派楊雪英赴北京電影制片廠直接取回《智取威虎山》電影拷貝,乘車回到黃巖時,當時的黃巖縣革命委員會軍代表何寶泉等一行到大橋頭接手后,一路打著橫額、展示電影《智取威虎山》的海報畫幅,敲鑼打鼓,放著鞭炮送到黃巖電影院隆重上映,觀者如潮涌,此事也成黃城佳話。是年上映的老片還有《英雄兒女》、《打擊侵略者》等。

七十年代開始至文革結束,黃巖電影放映活動主要有三方面:

    一、歷時五年前后排片放映完成七部電影現代京劇革命樣板戲:《智取威虎山》(70年)、《紅燈記》(71年)、《沙家浜》(71年)、《龍江頌》(72年)、《奇襲白虎團》(72年)、《海港》(73年)、《杜鵑山》(74年)。同時上映電影革命現代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71年)、《白毛女》(72年)、《沂蒙頌》(75年)。還有電影鋼琴伴唱《紅燈記》、鋼琴協奏曲《黃河》、交響音樂《沙家浜》(7273)。

    二、文革后期(指1974年開始),根據當時政治形勢發展變化要求,有關電影制片廠被受意創作、拍攝一些故事片,發行上映。1974年上映《艷陽天》、《青松嶺》、《火紅的年代》、《閃閃的紅星》、1975年上映《創業》、《海霞》、《青苗》、《決裂》、《金光大道(上集)》、1976年上映《難忘的戰斗》、《戰洪圖》。此時買票看電影的觀眾,既可接受路線教育,又可享受電影藝術帶來的基本精神需求。這幾年間,為配合各種路線教育和開展各類運動,還上映了《批林批孔特輯》、《大慶紅旗》、《大寨紅旗》、《紅旗渠》、《昔陽盛開大寨花》、《東海漁村》、《大寨花開萬里香》等影片。

    19739月,經上級批準安排在黃巖電影院內部放映參考片日本的《山本五十六》電影,實行三不,即不售門票,不登廣告,不接待外賓。由縣委宣傳部統一安排觀看。

    197610月,“四人幫”反革命集團被粉碎,全省在清理、挖掘庫中影片片源,以滿足廣大觀眾看電影的需求。一些老影片有望重映指日可待。12月底黃巖上映《全省軍民沉痛悼念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永垂不朽》等最新紀錄片,這是十年文革時期最后在黃巖上映的電影。

    三、1972年下半年,經各方努力爭取安排到黃巖放映朝鮮彩色故事片《賣花姑娘》。由于之前各地報導上映此片的熱烈情景及故事情節的生活化、通俗化、情感化,打動了千千萬萬當時老百姓饑渴的、幾乎枯萎的心靈,人們奔走相告,從四面八方趕來觀看這部電影,一時成萬人空巷,十幾年未見此景。

改革開放初期:黃巖電影業重見輝煌

1977年之后,文革陰霾離社會漸行漸遠,人們逐漸醒悟。這時的中國電影業發生了劇烈震蕩,“反思”電影、“傷痕”電影、“批判”電影、“新意識流”電影等等流派的影片源源不斷創作出來,走上銀幕。大量饑不擇食的觀眾,此時也不論什么電影,不論新片、老片,反正對一切影片都來者不拒,這就給黃巖這個偏隅小縣城的電影業打了個措手不及。無論電影的放映場地、放映設備、影片拷貝量等硬件,還是從業人員的業務水準、服務質量、宣傳隊伍建設以及崗位職責制度等軟件都遠遠落在后面。19783月,及時召開“黃巖縣電影工作會議”,與會者達200多人。會議作出盡一切人力物力支持、開拓、發展電影事業的需要,盡一切力量滿足城鄉觀眾對電影的需求;加強電影機構內部調整,充實專業人員崗位;嚴格執行各項電影放映操作規程;嘗試推行各電影院(場)實施敞門入場方式;改革票務制度;重視提高,發揮電影宣傳的兩個效益;盡力發展、壯大農村社辦電影隊等決定。號召各放映單位以務實精神經常開展調查研究,互相交流經驗與體會,保質保量完成上級下達的各項任務,向國慶三十周年獻禮。

    會議之后,海門電影院就率先試行敞門入場和改革票務制度,并針對敞門入場制訂了一系列跟進措施,并把分崗出來的人員重點充實到場內的服務工作中,取得了顯著的效果。為此,省電影公司于同年12月底在黃巖海門鎮召開全省電影院經理現場會,交流和推廣改革經驗。

    全縣電影管理工作也沒有放松,多次組織人員分頭下到各區(鎮)、社放映點,了解放映計劃落實情況,組織解決觀眾碰到的問題,宣傳櫥窗設計布置效果,映前幻燈現場放映宣傳效果,并進場與觀眾一起觀影,以了解電影放映質量和觀眾的反映。另一方面約請社辦電影隊人員座談,聽取他們對租片、排映節目、放映形式探討等問題的意見和要求,以便做好和改進對他們的服務工作。之后,縣電影站廣開渠道,為農村各放映單位籌劃、調配來一批群眾喜聞樂見的影片,如《紅樓夢》、《碧玉簪》、《追魚》、《天仙配》等分批上映、既促進了電影隊的放映積極性,也為農村電影活動的復興添了助燃劑。社辦電影隊也趁機插放科教片和美術動畫片,受到農民的廣泛歡迎。

1978年下半年,久違了的越劇戲曲藝術片《紅樓夢》在黃巖電影院上映,由于紅樓夢文字故事的知名度和越劇明星演員的知名度,引起整個社會轟動,出現一票難求的狀況,電影院一邊向有關部門要求延長排映期,一邊日夜增開場次予以應對。據當年老縣域統計資料,197916月份放映電影16313場次,占全年計劃的89%;觀眾16230060人次,占全年計劃的87%   

進入上世紀八十年代,全國就對電影行業實施體制改革。年初,黃巖依照省對縣級電影管理站改制要求,掛牌成立“黃巖縣電影發行放映公司”,業務隸屬臺州電影公司。8月,公司由司廳巷27號遷往天長南路前巷24號新大樓內。公司第一任經理阮孟鄰,支部書記沈明楚。至此,縣電影管理站完成了22年的一段創業歷程。公司化后電影的財務體制實行省、地、縣三級發行分成,盈虧結算,利潤提留。公司面對的將是國辦電影放映單位和農村社辦電影隊的發展和生存問題。危機感明顯占據了電影界上下,于是嘗試“以影為主,多種經營,以副促影”的新想法、新路子。同時大膽踐行新舉措:

一、公開向社會招考,擇優錄取十名美工。1980年初,省勞動人事部門核批給黃巖縣電影公司十名編制,并同意用作電影美工招收。同年九月縣勞動人事部門委托縣電影公司進行專業考試,擇優錄取了十名黃巖籍美工,同年12月底到位。經培訓后即分配至全縣各國辦放映單位。幾年下來,無論在本單位的電影宣傳上,還是在參加省、地組織的宣傳櫥窗、幻燈調映評比和電影宣傳畫創作展覽評比中,都獲得過令人矚目的成績,如何寧寧創作的《八女投江》在1989年“浙江省第二屆電影宣傳畫展”中,獲得一等獎。這十年間,分配在各鄉、鎮電影院的美工,同時擔當了院管隊宣傳員的職責,幫助、拉動和提高了管轄社辦電影隊的宣傳水平。

二、重點抓電影放映基礎設施建設。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公司就將重點放在提升全縣國辦35毫米放映單位放映場所的改造方面。最初五年在金清、院橋、峰江、寧溪、頭陀和新橋實施,1980年新建紅旗電影院,填補了城關郊區附近35毫米定點放映的空白。198312月在城關雙桂路百花宮巷動工興建黃巖“百花電影院”,198621日竣工并對外營業。影院建筑面積2660平方米,鋼筋混泥土框架結構。觀眾廳置954個橋梁式塑面翻板椅,置松花江35毫米氙燈固定式放映機。1989年又進行技術改造,改裝軟座786席,建成四聲道光學立體聲系統和冷氣空調工程,大大提升了黃巖城關電影放映的檔次。至此,全縣35毫米放映單位電影觀眾座位達到11000席(不含椒江)。黃巖城鄉電影放映單位(包括35毫米、16毫米、8.75毫米)達到75個。

三、利用各類電影資源,拓寬經營路子。1981年春節期間,縣電影公司內部試映小廳開始對外開放,上映新片或“特供影片”,試行浮動票價,觀者如潮涌。之后還與城郊紅旗電影院聯手“跑片”放映特供片,以分流四方觀眾。由于城內看電影觀眾不斷增加,為緩解這種現狀,滿足城鄉群眾文化生活需求,縣電影公司著手與縣府有關部門協商,利用平時閑置的大會堂,稍作改裝,即于同年下半年起對外售票放映,從而大大減輕了黃巖電影院的壓力。19828月上映中、港合拍片《少林寺》,城鄉爭看一部片,兩家共同承擔了場次就是最好的例子。1985年起,在全縣各35毫米放映單位逐步推出“電影夜市”、“新片聯映”、“戲曲片聯映”、“香港片聯映”等活動,影院為此著重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著力做好電影預告宣傳工作;二是開展票務預約預售服務,可電話訂票,上門送票進村點、企業、學校等;三是強調安全放映,機器隨放映員檢查,嚴格執行映前檢片制度;四是做好場內服務工作,如免費供應開水、常用藥品,開辟飲料、食品點心、休閑小吃供應點等。放映中途擇時停映片刻,讓觀眾自由休息,打開觀眾廳門窗,通風透氣,盡力讓觀眾感到心情舒暢。1986年底,百花電影院“大銀幕歌舞廳”開業,黃城又添娛樂業一大亮點。

隨著電影在社會上的影響越來越大,縣公司宣傳股除了堅持自己定期編印《橘鄉影訊》,突擊刊印重點影片宣傳專刊外,還組織開展影評隊伍開展活動,為全縣各廠礦、企業、學校、駐黃部隊電影隊,各俱樂部、基層工會等提供必要的電影宣傳資料,各類畫報、宣傳畫及《橘鄉影訊》、《電影說明書》等,幫助開辟電影宣傳櫥窗,舉辦電影知識講座等。緊密配合主旋律影片和愛國主義教育影片如《焦裕祿》、《喜盈門》、《少年犯》等的上映,舉辦工作看片、座談會,策劃影片宣傳方案,舉辦首映式,組織觀后影評文章的撰稿,組織學校學生觀后討論并倡導以此寫作文。收集映后的社會反映動態。

四、以縣電影公司為主導,開展有效的農村“院管隊” 工作方式。19813月之后,應對中影提出的盡快實現改善農民看電影的條件,實現農村電影“三過渡”的戰略目標,公司帶動區、鎮35毫米電影院(隊)人員,深入社隊,搞調研,首先著手解決的是如何從包場放映轉變到售票放映場地落實問題,然后是布局問題。幾年間有條件的鄉鎮社隊先后建起了簡易的影劇場。當時較正常放映的有“桐嶼影劇院”、“江口電影場”、“蓬街電影院”、“鑒湖大會堂放映場”、“長潭電影場”、“焦坑電影場”、“鼓嶼電影場”、“上垟電影場”、“螺洋電影場”“石曲電影場”、“嶼頭電影場”、“鉛鋅礦大會堂”等。區35毫米的電影院(隊)與縣公司一道,組織他們不斷開展各種電影活動,調配影片,學習35毫米影院組織經驗,開展“電影夜市”、“新片聯映”活動,一時間電影活動搞得紅紅火火。隨著時代的發展大多數農村集體經濟被弱化,以個人包場的方式仍被農村社會接受,社辦電影隊不忘抓住這個機會,決不放棄像婚典、壽慶、喬遷之喜,高考錄取、孩子滿月、孝敬長輩等等有可能以家庭、個人出面包場的機會,宣傳新風尚,推行文明賀慶活動,取得較好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這一時期黃巖電影迎來了空前的繁榮。

    后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各類文化活動項目的增多,電影在文化市場中的地位逐步萎縮。目前,基本形成與各類文化產業相互并存的常態化格局。

 

    作者簡介

毛太鵬,黃巖區電影公司退休干部,三級美術師。

 

 

 

 

 

 

 

我的曲藝生涯

吳雁口述 周慧整理 戴奕指導

 

人民公社期間,我是黃巖文化館的干部,具體負責曲藝輔導工作。

黃巖縣曲藝協會成立于1958年,當時有會員48人。曲種有評話、道情、花鼓、說唱。評話藝人有20多人,道情有4組,每組23人,花鼓有3組,每組34人,說唱有4組,每組34人。1964年,黃巖評彈隊成立,開始是4人,以后發展為6人。最初的曲協主席是林發順同志,后來由我擔任并兼評彈隊隊長。當時演出的形式為評話評彈,演出內容是古今書目,我說書的內容有《春秋》、《列國》、《三國演義》、《隋唐演義》、《岳飛傳》、《大明英烈》等等。他們彈琴、說唱都是戲曲小故事。演出的方式一般是兩種,一種是城鄉巡回演出,一種是坐書場,坐書場一般是幾個星期到幾個月,時間比較長。說書的主要內容以1954年為界,此前是古典小說,以后是革命故事。

我初中畢業后去了生產隊,1958年應征入伍。在當兵的那幾年,我是部隊的廣播員,這可是份“閑差”,改改各連隊通訊員寫上來的稿子,通過廣播播報。我通常不出操,所以有很多時間用來看書,一般幾個星期就能讀完一本書。廣播室的隔壁就是圖書館,藏書挺多的,我愛讀書,所以常常往那里跑。由于書讀得多,書中的故事也就積攢下來了。我看的書很雜,“什么都看,從漢賦、唐詩、宋詞、元曲等古典文學作品到《隋唐演義》、《東周列國志》等歷史演義小說。還有《馬列主義理論》、《資本論》、《相對論》、《進化論》這些在部隊的時候都看過。至于《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則讀過很多遍了。”我于1963年開始說書,1973年去文化館,想想說書的閱歷也有十多年了。

人民公社時期印象最深的是曲藝協會。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一個人去鄉下講故事,什么事都需要自己聯系,那時縣文教局開給我們一張介紹信,讓我們到臺州各地講故事,聯系工作非常困難,我現在回憶起來也非常心酸。當時我拿著介紹信到縣里,找宣傳委員給我批兩個字,我自己到各個公社去聯系,到了公社,找那時候的大隊長和書記,他們問我:“你會講什么故事啊?《三國演義》會不會講?《水滸傳》會不會講?”我回答說:“會講的,但現在不允許講,上級要求講革命故事。”他們就不屑地說:“你不會講找什么理由啊!”到另外一個縣里,說:“講兩句聽聽看,講得好,我們請你講,講得不好,我們不要。”當時像這樣的情況很多。那時條件艱苦,沒有電燈,需要自己帶氣燈進去,加上當地的煤油燈,解決照明問題,然后擺放椅子,方可開講。時間一般講三個小時,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會來,有六七百人,小孩吵鬧,又沒有話筒,全靠一張嘴講,非常吃力。正因為那時吃了苦,參加工作早,后來到文化館工作,我的工資為月薪四十五元,算中上水平了。我開心得不得了,感覺自己當干部拿工資了,總算苦盡甘來。

黃巖、椒江、路橋、金清等地都有書場,最大的是我們黃巖書場,場址在老劇院,現成為黃巖百貨公司。黃巖書場的開場由我說了三個月的《三國演義》,比較有名的蔡嘯在我開場以后也上去說,隨后陸續有來自上海、杭州、寧波等外地的曲藝團隊來書場演出。那時書場很興旺,老劇院黃巖書場的座位有1200多個,上座率有百分之七八十。

黃巖廣播電視書場開始的時候是黃巖廣播站。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在廣播站說了三年書,每次播出半小時,當時觀眾對于我的印象只有聲音而看不到形象。九十年代以后黃巖電視臺開設書場,我的形象在這個時候就出來了。我在黃巖廣播電視書場前后說了六年,說了很多古典小說,比如《東周列國志》、《西漢》、《三國演義》、《隋唐演義》等。此外,我編了大量的民間故事,現在已匯編成書籍,有《方國珍》、《黃巖市故事卷》、《臺州故事》、《路橋史話》,都已在電視上講過。大概是四五年以前,我還在臺州電視臺講了半年民間古籍中的故事和臺州名人。相比起廣播那時期,我在電視上講的比較正規,備課時間比較多,準備得更充分,講得更嚴謹,也更受觀(聽)眾歡迎。

1974年,文化館實施故事員培訓計劃,具體由黃巖文化館的故事組人員下去分區實施。我們故事組的干部都下到各個區,從每個大隊(村)選拔一兩個故事員,一個區大概有七八十人,集中到區大禮堂進行為期一個禮拜的培訓。講課的內容不僅有理論,還有示范表演,培訓的最后兩天讓參訓人員參加對外演出,給他們鍛煉機會。培訓班結束后,他們就分散到各個村講故事,那些故事員現在很多已成了干部,他們當中的一部分因為會講故事而成為文化員。可想而知,講故事在當時也是一項熱門的行業。這些業余故事員回到各自生產隊后,配合中心工作,開展了講故事的活動,群眾爭相聚聽,“黃巖評書”得到全面的推廣、普及。那時故事培訓搞得最好的是杭州蕭山、紹興等地區。

如今的講故事活動演出都已經衰落了,不單黃巖是這樣的,全國各地都差不多。因為電視的興起,許多民間藝術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沖擊。以前的年代缺少文化活動,人們坐著聽聽書也是樂趣,特別是在文化革命時期,文藝特別蕭條,演來演去就是樣板戲,所以曲藝演出就非常受歡迎,人們喜聞樂見。現在電視節目豐富,很多人已不愿意聽說書,過去的廣播電視書場也沒有了,我們老一輩的文藝干部也退休多年。如今臺州地區進行演出的曲藝匯演都是市里舉辦,只有蔡嘯同志還常年在文化禮堂堅持演出,一個禮拜兩次,禮拜四在椒江,禮拜五在路橋,此外還有胡頌德同志到學校里去講故事。除了他們,現在講故事的人已寥寥無幾了。

 

作者簡介

吳雁,黃巖文化館退休干部

周慧,臺州科技職業學院學生。

戴奕,臺州科技職業學院老師。

 

 

 

我親歷的那個時期的衛生防疫工作

黃普元口述 周莉莉整理 戴奕指導

 

1956年,我初中畢業,同年7月到杭州衛生學校學習三年。畢業后分配到黃巖縣防疫站工作了33年,期間我參加過很多傳染病的防治,而在人民公社期間,我主要參加了血絲蟲病、血吸蟲病、瘧疾等的防治工作。

初入工作崗位不久,我就參加了血絲蟲病的防治工作。血絲蟲病在解放前就已經存在,發病時,病人的腿會腫得很大,所以在我們當地,血絲蟲病也被稱為“大腳瘋”。當時黃巖縣有70多萬人,凡是8歲以上的都要進行采血排查,需要排查的就有60多萬人。那時,我們防疫站只有9個人,而負責化驗的只有我一個。60多萬份的血樣要化驗,不光人手不夠,連化驗的器材都不足。防疫站當時就向社會招收了60多名化驗員,由我負責培訓,同時還購買了60多萬張的玻璃片和60多臺顯微鏡。排查工作十分辛苦,因為血絲蟲的幼蟲“微絲蚴”是在夜間9點之后才出現在血液中,所以負責采血的同志都是在晚上九點之后,由各村的生產隊隊長提著燈籠,帶到各家去采血。那60多名化驗員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培訓后,就能獨立化驗了。他們跟我一起對采回來的血樣進行化驗。那時,每天的工作量都很大,平均每人每天要化驗上百份的血樣。化驗結束后,經過統計,我們發現路橋的馬鋪和院橋的鑒湖情況最為嚴重。我們采取的治療措施是服用藥物海群生,效果不錯,過了一段時間后,病情控制住了。到1984年,黃巖的血絲蟲病就完全消滅了,還通過了國家衛生部的驗收。

1960年的農歷除夕,我們防疫站接到報告說,長潭水庫修筑工地發現兩例腦膜炎死亡病例。于是,防疫站立即派出由李修信、鄭祖銘、狄存夫和我組成的4人醫療隊到長潭水庫工地開展防疫工作。我們到達后,經檢查,確定是腦膜炎死亡。當時,長潭水庫工地有2萬多人在參加勞動,水庫大壩已經筑到了38米,很快就要合攏了,正是工程的關鍵時刻。我們馬上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立即采取了措施。首先就是建立隔離病房。病房建在哪里呢?建在工棚里顯然不合適,因為當時長潭工地有十個民工團,分住在十大工棚里,每個工棚有上千人,如果安排在工棚里,病情傳播得更快。于是我們就在長潭當地一個無人的冷岙里搭建了三間茅屋,把疑似腦膜炎的病人都集中在那里進行隔離。其次就是進行積極的預防。我們每天吃飯時間站在食堂門口,對全體民工進行消毒,采用的是喉頭噴霧的方法;要求全部工棚開窗通風,保持空氣流通;對密切接觸過病人的民工要求口服預防藥物。面對如此繁重的工作,我們4人醫療隊顯然是力不從心的,好在工地上每個民工團都有自己的隨團醫生,民工團里的防治工作就由他們負責,我們只要從旁指導就可以了。除此之外,我們還要負責機關、食堂、廣播站等地人員的防治。過了一個月左右,長潭工地的腦膜炎疫情才得以平息。

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防治浮腫病是我們防疫站的主要工作任務之一。浮腫病是因為食物匱乏,長期饑餓,單純性營養不良而形成渾身浮腫,其治療的藥物就是糧食本身。當時,我們防疫站為了給患病群眾增加營養,配了一種含米皮糠粉、維生素C、葡萄糖等成分的營養粉。同時,還要辦好食堂,讓患病群眾吃飽。后來,生活條件慢慢改善了,群眾開始能夠吃飽飯了,浮腫病自然也就消失了。

1962年的時候,黃巖發現了副霍亂。那年溫州首先發生副霍亂疫情。在黃巖還沒有該病時,為了做好防治工作,防疫站就派我和幾個同事到溫州的樂清、柳市去學習,看看副霍亂到底是個什么病,怎么防治?我們剛從溫州學習回來,黃巖人民醫院就報告發現了一例疑似副霍亂的病例。于是,防疫站就對該病人進行了采樣,并由我負責化驗。通過細菌培養,在顯微鏡下仔細分辨,我發現跟我在溫州看到的副霍亂弧菌完全一致。通過標準血清確診之后,我們對病人進行了隔離治療。甚至是只要從溫州方向來黃巖的車都被隔離到一個固定的旅館。但后來黃巖的副霍亂疫情還是全面爆發了。好在該病只在夏季流行,經過嚴密的防治,一段時間后也就平息了。

1964年,浙江省開展消滅血吸蟲病突擊運動,我被抽調到嘉善參與該項工作。由于身體原因,我于當年的春節前回到黃巖。196510月,省衛生廳告知黃巖防疫站,說黃巖是血吸蟲病的流行區。因為,當時寧溪橫街一個叫王慧敏的七歲女孩在省兒童醫院被診斷為血吸蟲病。經調查,該小女孩之前從未離開過黃巖。省衛生廳要求黃巖防疫站在全縣進行調查。隨即,縣委就成立了血防領導小組辦公室,并組織了近20個人到寧溪進行調查。結果,在下周田里的一條小水溝里,當時溫州衛校的實習生姜美女發現了釘螺。我們把釘螺拿到浙江省寄生蟲病研究所進行鑒定。鑒定的結果是,該釘螺屬山區型釘螺,是血吸蟲的中間宿主。我們馬上組織了80多人,在全縣開展了大規模的普查行動,主要力量集中在寧溪、頭陀、澄江、院橋四個山區或者半山區。當時,我是縣血防隊的負責人之一。寧溪和頭陀分別有個分隊。由于排查任務重,工作開始時,我們在每個生產隊抽調了2個年輕的查螺員,幫助我們查螺。那段時間,我們每天都趴在地上找釘螺,凡是濕地、溝渠、草灘、溪灘、河邊、坑邊等潮濕的地方都要檢查,一天下來往往是腰酸背痛、頭昏眼花。通過半年多的排查,最后,我們在寧溪、聯豐、幸福、嶼頭、上垟、小坑、長潭、潮濟、平田、北洋、市下、新前12個鄉鎮,62個大隊都發現了釘螺。中間宿主查清楚了,接下來,我們就開始查病人。第一步是進行皮內試驗。如果皮內試驗呈陽性,我們就再做大便蟲卵孵化試驗,連續做三天。該試驗若再呈陽性,就能確診為血吸蟲病。當時確診的病人有2000多人。對于血吸蟲的防治工作,主要采取了四項措施。一是滅螺。主要采用土埋和藥物的方法。土埋就是把發現釘螺的舊溝渠等填平,重新開辟新的溝渠。藥物主要是用五氯酚鈉滅螺。二是治療。一方面是對人的治療。確診后的病人要馬上進行治療。癥狀比較輕的病人一般是用酒石酸銻鉀進行靜脈注射治療。療程為一個星期左右。癥狀嚴重腹水的就只能動手術,切除脾臟。另一方面是治療耕牛等動物的血吸蟲病,這個由農業部門負責。三是糞便的無害化處理。凡是排查發現有血吸蟲病的地方每家每戶都要建立三格式無害化糞池。這種糞池分為三格,每格之間都有一個小口相通。第一格用來儲糞,能儲6天的量。第二格用來沉淀。第一格的糞便到第二格后要沉淀半個月,沉淀之后到第三格就是可以直接用肥的清水了。四是人下水做好防護。在沒有必要的前提下,我們建議群眾不要下水。如果要下水,必須穿上高筒雨靴等防水用具。到1992年,黃巖的血吸蟲病被消滅。

人民公社期間,為了防治瘧疾,我還做過蚊蟲調查。調查后發現,當時黃巖的蚊蟲種類有13種。為了調查蚊蟲,我從寧溪上鄭鄉到大陳島幾乎跑遍了所有的鄉鎮。白天我在水溝、稻田里撈孑孓,晚上就用各種辦法捉蚊子。除了到豬欄、牛欄里捉蚊子外,在7點到9點之間,我是坐在院子里,卷起褲腿,用自己的小腿吸引蚊子;9點之后,用的是雙套帳,我躺在里面的一個蚊帳里,拉上蚊帳的門,在吸引到足夠的蚊子后,讓同伴把外面的蚊帳門再拉上,這樣蚊子就跑不出去了。這個辦法一般是1個小時重復1次。抓到蚊子后,我把它們養起來,然后再研究分析它們,最后根據麥克唐納公式換算成系數來判定瘧疾的流行趨勢。

這么多年過去了,血吸蟲病、血絲蟲病等都已被我們消滅了。想想那時,在那么艱苦的條件下,我們能夠戰勝各種疫情,真是不容易啊!

 

作者簡介

黃普元,黃巖衛生局退休干部

周莉莉,臺州科技職業學院學生。

戴奕,臺州科技職業學院老師。

 

 

 

 

創建初期的黃巖農村信用社

蔡明耿口述 鐘佳露等整理 趙雪蓮指導

                      

圖為蔡明耿先生。

1949529,黃巖和平解放。解放后的土地改革運動使廣大農民分得土地,從而激發了他們發展農業生產的積極性,但由于當時大多數農民仍相當貧困,無錢購買農具、化肥、種子等生產資料,資金的短缺使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難以付諸實踐。這一年,黃巖水稻的平均產量僅為201公斤。為了農民脫貧致

富,黨中央采取措施,在農村推行三個方面“合作化”:即農業、供銷和信用合作化,農村信用社應運而生。

我是1953年到銀行工作的。當時工作人員只有10個左右,主任、會計、出納和辦事員(人民公社化之后,人員增加到20多個)。那時,國家針對農村出現的一些問題,制定了興建農村,幫助農民的方針:“深入農村,幫助農民,解決困難,發展生產”。采取的措施有很多,譬如銀行發放貸款,貸款對象是農村貧困戶,主要解決他們在穿衣、吃飯等日常生活上碰到的物資困難。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也嘗試通過養豬來幫助他們發展經濟,改善生活。

同時,國家鼓勵發展信用社,并發動廣大人民群眾來建農村信用社。信用社建立初始的資金來源主要由銀行來發放(有一個發放的額度),股份也是其組成的一部分。在黃巖,我記得當時每戶出資兩元,總計約九千元,僅僅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就建好了信用社。信用社盈利之后,每年年終進行分紅,紅利不是現金,而是生活用品,比如火柴、肥皂等。當時的銀行貸款針對的是信用社發放生產費借款,也委托信用社發放設備貸款,設備主要解決農具問題。從這可以看出,銀行在用途上起了變化,以生產費貸款、設備貸款為主,一般的個人貸款則有一定指標,為他們解決住房問題。發放的貸款有時收不回來,工作人員的工資又要給,就造成了資金短缺現象。在這樣的情況下,銀行會給一些貧困社提供補助,一些貸款就由銀行承擔(無息貸款)。好的信用社就不需要這些,會自給自足。整體條件不平衡,信用社也有貧困、一般和富裕之分

由于人員不足,當時我一個人管理四個小鄉,每月要到鄉村里去放貸款、收貸款。我也沒有自行車,只能用腳走,鞋子一般一個月就壞了。放貸之前要進行調查訪問。這項工作也是比較辛苦的,需要挨家挨戶的問,進而選出比較貧困的家庭。那時,農民白天都要下地干活,所以我們只能選擇晚上和村干部商量去哪家訪問,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還有一點不得不提,信用社在合作化之后,出現了發展不平衡的現象。我大概的總結了一下,信用社發放貸款一般可以分四種類型:一是可以擔當生產費、設備費貸款;二是對于經濟條件還過得去的地方,只能擔當生產費問題(買些肥料);三是對于比較困難的地方,如上輦信用社擔當個人貸款。生產費和設備費都是銀行委托貸款,角度和方式不同。四是對于特別困難的地方,連個人貸款都貸不了。只能先由銀行貸給信用社,然后再由信用社發放貸款。

通過信用借貸活動解決了農民生產、生活上的困難,促使農村經濟發展。1954年下半年,黃巖建立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專門解決農民土地問題,規定按百分比來分配,土地占30%,勞動力占70%,不同的地區,土地、勞動力等所占百分比不同。后來發展到高級社,幫助農民解決了許多問題,帶動了農村經濟的發展。但是,有些農民的貧困生活還是沒有得到根本性的解決。到了1955年下半年,按勞分配制度對“三無”人員實施“五包”,所謂的“三無”,其實說白了就是無勞動力、無經濟來源、無人贍養的人群。至于“五包”就是指包衣、包食、包住、包行,個別貧困戶家里若有小孩還包讀書。這就體現了合作化的優越性,兩極分化問題得到緩解。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下設一個信用部門,由信用部管理下方的數個信用社。

人民公社化時期,人民銀行作了具體規定,銀行營業所和農村信用社合并,組成人民公社信用部,所以當時沒有了“銀行營業所”一說,統一稱為“信用部”。

信用部下放給人民公社領導,取消農村信用社原有的社員代表大會、理事會、監事會;信用部的存款、放款利率,執行國家統一規定。

19595月,中國人民銀行總行召開了全國分行行長會議,會議決定把下放給人民公社的營業所收回,把原來的信用社從人民公社信用部里分離出來下放給公社管理區,變回信用社。信用社的職工由銀行營業所和公社管理區管理,盈虧單獨核算,業務經營由銀行營業所和公社管理區雙重領導。

農村信用社由公社管理區接管后,信用分部就成了公社管理區的組成部分。由于生產大隊對信用分部具有領導權,不少基層干部隨意調動信用分部的職工。把信用社下放給人民公社和生產大隊,徹底破壞了農村信用社的合作性。

19621968年,農村信用社管理權收歸國家銀行后。信用社下放給人民公社時期隨意調動信用社職工的問題有所解決,一定程度上恢復了農村信用社的民主管理制度和業務規章制度,但并沒有完全恢復信用社的合作性。

由于農村經濟水平不平衡,余額不穩定,經濟比較困難的家庭無法得到貸款,因此出現了貸富不貸貧的現象,既造成了一些家庭的生活困難,也加劇了農村社會的兩極分化。

“文革”時期,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村信用合作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更是被徹底否定,農村信用合作事業受到極大破壞。

1980年之后的農村信用社改革圍繞著恢復“三性”展開,即農村信用社組織上的群眾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經營上的靈活性,目的在于把農村信用社建成真正的合作金融組織。后來,信用聯社的成立,是信用社走向完全自主管理和發展的重要標志。

 

作者簡介

蔡明耿,曾任黃巖縣農業銀行澄江營業所主任、黃巖縣財政局局長。

鐘佳露,臺州科技職業學院學生。

趙雪蓮,臺州科技職業學院老師。

 

 

 

 

 

 

 

 

 

 

 

 

 

人民公社時期氣象工作的點滴記憶

牟重行口述 程美林等整理 趙雪蓮指導

 

1965年,剛從黃巖中學畢業的我積極響應國家“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號召,到黃巖縣院橋區鑒湖公社中岙大隊插隊落戶。那時上大學很困難,主要是公社根據個人表現進行推薦,就是所謂的“工農兵上大學”。到了1973年,我有了上大學的機會。當時我在村校當過三年老師,表現還不錯,因此那一年公社的推薦名額中有我。公社里被推薦的大約有十五六個,但上大學的名額只有兩個。最后不知什么原因,只有我一人考上了杭州大學。當時的大學生基本上是學校給分配專業,我被分到了地理專業。其實當初讀書只是為了讀個戶口,因為我原本是城市戶口,但下鄉之后戶口就落戶在鑒湖公社,成為了農村戶口。想要翻身做城里人,只有讀書這條路。1976年我從杭州大學畢業,工作是統一分配的。因為學的是地理專業,在那時沒有對口的工作單位,我就被分配到了海門氣象臺,初始工作是觀測員。所以對我來說,從事氣象工作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我到氣象臺工作比較晚,人民公社時期的氣象工作沒有經歷太多,但還是知道一些。

初到氣象臺,我對工作一竅不通,什么都得從頭學起。那時年少氣盛,干勁足,很想在自己的業務上取得成績,所以花了很多時間學習有關方面的知識。觀測員的工作是最基層的,不光要進行觀測,還要24小時值班。那時,我們分成日班與夜班。觀測人員每隔6小時要到觀測場觀察溫度、濕度、氣壓、天空狀況、風向、風速等,這些數據都要記錄下來。為了氣象數據的可比性,全世界需要在同一時間進行觀測,所以每個項目都有規定的觀測時間。我所在的海門氣象站規格比較高,觀測后2­­­3分鐘之內就要把所觀察到的氣象數據編成特級電報,通過郵電局發往氣象中心。那個時候電報是用電碼的,每一個數字在每一個軸上都具體指代某一種氣象現象,是規定好的。一般搞氣象的人組織性和紀律性都比較強,如果不強就不能從事這項工作,觀測工作容不得半點誤差。即使是在打雷下雨的惡劣天氣里,到了該觀察的時間,我們也要到觀測場去。作為氣象觀察者,越是惡劣的天氣則越要往外跑。海門氣象站的氣象數據是國家的基本氣象數據之一,是非常寶貴的,這些數據都經技術人員的再三校對、抄錄、審核,然后存入檔案。如今都是用電腦自動化觀測,數據顯示在電腦上,直接傳輸給有關部門。

后來,我從事過農業氣象工作。農業氣象是生物氣象的一個分支,專門研究農作物和氣象條件的關系。比如水稻,在清明之前要播種,它播種的溫度要在10攝氏度以上,要是不符合這個條件播下的種子就會爛掉,這個就是一個農業氣象指標。水稻的發芽也有一定的溫度指標,而它插到田里長大又要有一定的溫度、光照、雨量條件,才能奪取高產。這幾個條件都要具備,少了一個條件,或者條件比較苛刻,農作物就長不好。任何植物的生長都離不開氣象條件,研究它們與氣象條件的關系,很多時候可以提高產量,提升品質。還有就是農作物的引進。有些農作物我們這里本身沒有,而是從世界各地引入的。農作物引種要考慮當地的氣象適應性。經過研究商討,我們做品種推廣。很多農作物的布局都是由氣象條件限定的,一些農作物只能在特定的環境中生長。而分析它們是否適合我們當地的氣候條件,就是我們需要做的工作。

我花在預報上的功夫不少。那時氣象通訊還不發達,眼睛就是我們的儀器。那時接收的天氣圖十分簡陋,在這些簡陋的圖紙上作簡單的位推。預報員的經驗占了主要分量。比如冷空氣今天在哪里,明天它會到哪里,一步一步進行推測。那個時候預報會商都靠手搖電話機,信息量也很少,觀測站布局稀疏,通信都是通過打電話,不像現在互聯網這么發達。那個時候自己分析,自己畫圖,效率很低,速度很慢。現在通訊便捷,還有氣象衛星,每一個角落的氣象變化我們都能看到,速度跟效率都是以前沒法比的。比如現在根據衛星就可以觀測到大片農田里農作物的生長狀況,預測它是增產還是減產。這些在我們那個時代都是無法想象的。

60年代開始,氣象站就有農業氣象的觀測任務。后來文化大革命開始,這項任務被迫停止。1978年重新開始這項工作,沒有什么大變化,就是技術要求更加完善,儀器更加先進,那時可以在農田里用小型風速儀和測溫儀。現在,比起我那個時候,測量儀器改善得更加好了,但是基本的儀器并沒有什么差別。只是測試站從以前每縣都有到現在每個市都只有選擇性和代表性的幾個,比如臺州就只有椒江和仙居兩地有。農業氣象對我們的農業發展至關重要,我希望各級政府能夠繼續重視這項工作。

現在,隨著國家的改革開放,經濟社會的日益發展,氣象方面的設備越來越先進,氣象預報的準確性也越來越高,跟以前完全不同了。所以說現代化建設是至關重要的。從目前來講,不管是國家的發展水平,還是人民的生活狀況都是最好的,我們應該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當然,我也相信,日益發展的氣象事業將會給我們的生活帶來更多的便利。

 

作者簡介

牟重行,曾任臺州市氣象臺總工,高級工程師。

程美林,臺州科技職業學院學生。

趙雪蓮,臺州科技職業學院老師。

 

 

 

 
東魁楊梅的身世與公社化時期的研究
陳方永
 
東魁楊梅(Myrica Rubra cv.Dongkui)現在是世界上最大果形的楊梅。對于
它的發現與來源至今社會上眾所紛紜,筆者經過多年的調查走訪,并對各種
原始材料進行甄別,試圖將真相公之于眾。
東魁母樹的歷任主人
東魁母樹至今約有160多年的歷史,先后六易其主。
第一任主人是浙江省黃巖縣江口鄉東岙村的解大毛,權屬時間1952年前。
由于他家境貧窮,1949年前帶著兒子解小梅離家到寧波給地主種田做長工,
1952年由解小梅回家變賣土地和楊梅樹。
第二任主人不詳。據此,作者多次調查研考相關的鑒定材料與資料,
走訪不少相關人員,對此有不同說法。資料說,解小梅離家前把家里所
有財產都作變賣,并將山地連同楊梅樹賣給山頭金村人,買主不詳。另
一種說法是,2011329日作者在東魁楊梅母樹邊觀察樹勢時遇到前
來母樹邊上清明上墳的江口村馮繼春。據他介紹,1952年作為祖墳用
地,他家向解同壽(非解小梅)購買包括母樹在內的山地面積約3分用作墳
地擴大,因馮家先前有7坑祖墳在邊上,為此連成一片。但這個說法無從考證。
對此,從寧波回來已入贅西岙村的解小梅2011年在向作者介紹此情時否認出賣
給江口村人,但買主已忘。
第三任主人是東岙村的解梅弟。資料介紹說山頭金人由于來東岙管理不便,
不久委托東岙村村民解梅弟管理。此時,解梅弟成為東魁楊梅的第三任主人。
第四任主人是東岙村第3生產隊,權屬時間1958-1981年。
第五任主人是解梅弟等3人,權屬時間19822005年。他們3人分別為解梅弟
及其女婿蔣桂生,蔣桂生哥蔣小生。時間為1982年國家實行家庭聯產承包
責任制開始到2006年解梅弟病逝。當時,生產隊土地首輪承包時,果樹各株
均分別估算產量,然后按各戶勞力與人口的綜合計算預先核定分配系數,
最后以抓閹方式分配承包樹。第3隊給東魁母樹估產為115kg,其中1組分得
蔣小生的產量為50kg、蔣桂生31kg、解梅弟30.5kg,還有3.5公斤產量劃轉為
同隊第3組所有,為方便日后管理,當時生產隊以0.40/公斤的價格以現金
方式補償給第3組。后又出于綜合考慮,生產隊對于該組在東魁母樹邊補種一
株小楊梅樹以作新的補償。這樣,這株東魁母樹的實際計算產量為111.5公斤,
戶主為上述3人。第六任主人是解加仁(解梅弟兒子)、蔣桂生、蔣小生所有。
權屬時間2006年至今。
東魁楊梅的歷史稱謂
大貧種。1949年前,由于解小梅家境貧寒,當地人稱討飯者與捕蛇者為“大貧”,
故大貧的楊梅為“大貧種”。
野楊梅。由于這株樹是實生繁殖未經嫁接,當地村民習慣凡未經嫁接的楊梅都
稱之為“野楊梅”。該樹大葉大果,肉柱粗尖且硬,果實酸性強,綜合性狀
特別,不合大眾口味,故當地人一直稱之為野楊梅。
巨梅。黃巖縣澄江區柑橘站依照果實大小判斷起名。

青蒂頭大梅。浙江省黃巖縣江口鄉東岙村第3生產隊解梅弟戶的那株100多年的大楊梅由于果蒂色澤為青綠色的,故當地人稱之為青蒂頭大梅。19609月內部印刷,署名浙江省農業科學院園藝所、黃巖柑橘試驗站的《浙南楊梅調查.初稿》中記載:“青蒂頭大梅,晚熟品種在黃巖鎮東、東岙及洪家西山方橋生產隊都有種植(洪湘漢說,實際洪家西山沒有此類樹)。自然圓頭形,上層樹枝密厚,枝葉節間短,形成密集如早酸梅狀,葉長12.5cm,寬3.28cm,葉柄0.84cm,邊緣波狀縮皺成齒狀、果實不整球形,果形較大,每個平均20克左右,縱橫徑3.3×3.3cm,果頂凹形,四面有條溝,蒂頭凸起較高,較大綠色,故名青蒂頭。果表紫紅色,內部紅色或稍白色,肉柱較粗,味甜酸,含糖量13.4%,品質尚好,核大橢圓形,長1.76cm,寬1.2cm,厚0.91cm,可食部分達到94%,果實成熟期在7月初旬,果實大,抗風力較強,不易落果,頗有推廣價值。”調查人為郭樞、陳其峰、查永成、李三玉、謝貴元、張真斌。這個調查結果涵蓋了同類品種的生長情況,經李三玉、郭樞兩人討論后認為,同一黃巖縣出現類似的種質應該給予統一的名稱。這樣,他們2人合議把它稱為青蒂頭大梅,并作為一個種的形式予以暫定名。后經李三玉整理后,全省楊梅資源調查共調查記載到64個品種,并提出了各重點產區適栽的優良品種和對栽培技術改進的幾點意見,于19636月由浙江省科學技術委員會情報處,以資源調查之三,《浙江果樹---楊梅調查資料》印刷成冊(密級·內部)。其中第2425頁的“青蒂頭大楊梅”,是將“東岙大楊梅”和“西山大楊梅”合并為一個品種,取名為“青蒂頭大楊梅”進行編寫(李三玉執筆)。

東岙大楊梅。青蒂頭大梅的又一稱謂。以浙江省黃巖縣江口鄉東岙村村名為稱謂。稱謂的時間約從1970年代中期開始直到1983年正式在學術界定名為東魁楊梅。

東魁楊梅。該名由浙江農業大學一級教授吳耕民命名。當時,李三玉等人將“東魁”計劃定名給果實最大的“楊平梅”,當吳耕民等人看到鮮摘的黃巖東岙大楊梅和白酒浸泡的東岙大楊梅后立即把它定名為“東魁楊梅”。有鑒于此,197912月“東魁楊梅”的名字首次正式出現在浙江農業大學編寫的《果樹栽培學各論》的大學教材中。此后19825月在浙江省農業廳召開的全省名果座談會上東魁楊梅被列為名果推廣,同時結束“東岙大楊梅”稱謂的歷史。1983629日,經浙江省科委批準在黃巖縣農業局培訓基地組織專家鑒定將“東岙大楊梅”正式定名為“東魁楊梅”。對于“東魁”的由來,綜合起來有這樣的說法。東,既有取東岙村,更有包涵東方的蘊意。吳耕民教授把“東”的含義提升到“東方”的全球區域理念。因此,與會專家都認同。至于“魁”的含義,則理解為“大”。這樣“東魁楊梅”的整個意義就理解為東方最大的楊梅。在當日的鑒定會上,也有專家提出為全球最大的楊梅,應該改為其它名字。雖有爭議,最后大家認同還是“東魁”名字比較客觀,于是,“東魁楊梅”的名字至今國內外普遍知曉,由于果形最大、品質較好、經濟價值很高,從而成為楊梅品種中栽培面積最大、知名度很高的品種。

 

東魁楊梅的選育研究

20世紀50年代,時為樹齡約100多年的一株野大楊梅樹生長在浙江省黃巖縣江口鄉東岙村大蟲坑山腳邊上,原主人為家境貧寒的解大毛。二易其主后,由解梅弟管理。當時主人和不少村民均知道,它與其它楊梅樹明顯不同,具有大葉大果,肉柱尖、果汁酸的特點。由于果形特大,本村村民和白龍岙村村民自主嫁接成活了16株楊梅。這些樹樹齡均為80年左右,正值生長期的嫁接植株比母樹矮1/3左右,其它各項指標比母樹還更有優勢。為此,東岙村干部先后多次向黃巖縣各級領導和業務部門反映本村有大楊梅的情況。由于當時全國上下“以糧為綱”重視糧食生產,當地呼聲沒有引起各級重視。只有洪湘漢對此予以關注,自1950年代中期開始長期觀察該樹生長特性,直到1993年退休。此間,黃巖有大楊梅的消息先后通過各種渠道傳到浙江農業大學、浙江省柑橘研究所等單位,引起李三玉、郭樞等人的關注。1959-1960年全省果樹資源普查時他們都先后調查記錄樹況(略)。1950-1959,在東岙村已有第一代營養系植株16株,樹高6.1米,冠徑5.6/6.0,呈圓頭形;第二代營養系110株。1958年被澄江區評為區選良種。1959年春,洪湘漢以選育柑橘新品種的名義增撥化肥給東岙村3隊以換取接穗,接著他把東魁楊梅的接穗分別嫁接在澄江區嶼下鄉劍山苗圃、鼓嶼鄉藥山村百果園,其中劍山苗圃2株剌梅上高接成功。1964年嫁接苗定植200多株,1979500多株,1980年嫁接5000多株,其中3000多株種植在澄江區的4個鄉5個村,它們分別是:江口鄉唐家岙村、白龍岙村、鎮東鄉紅四村、焦坑鄉吉村、鼓嶼鄉藥山村,種植面積約為200多畝。至1982年,全縣育苗10萬多株,成年樹700株,年產量50噸,引種至福建和省內10個縣市。東魁楊梅的發展勢頭看好,此事有引起縣內同行知識產權糾紛的可能,因此,雖然推廣面積有限,洪湘漢經與浙江農業大學李三玉商量決定組織成果鑒定,以保護知識產權。經各方多次商議確定成果鑒定的具體事項。項目完成單位:黃巖縣澄江區柑橘站、浙江農業大學園藝系、黃巖縣林特局。協作單位:黃巖縣江口公社東岙大隊。主要完成人:洪湘漢、李三玉。省科委審批同意,1983629日指派科研處張長年副處長親赴黃巖主持“東魁”楊梅品種選育鑒定會。鑒定會在黃巖農業局培訓基地召開。鑒定委員會由陳潛、王秩丁、蔡志英、郭樞、宋孜光、趙興泉、梁景才、李兆林、徐阿德、狄德忠、章金福、林太法、王沛霖、施書星、院寶生15人組成,臺州農校副教授陳潛任組長,臺州地區林特局科長、農藝師王秩丁任副組長。參加鑒定的專家、領導來自浙江省科委、浙江省農業廳、浙江農業大學、臺州地區科委、臺州地區林特局、臺州農校、浙江省科學院柑橘研究所、舟山農業局、黃巖縣科委等14個單位。鑒定意見為:“東魁”楊梅是我國目前楊梅中果實最大、豐產、穩產、抗性較強、品質較優的大果形楊梅品種。該品種后代遺傳性穩定,經濟價值較高。黃巖縣澄江區柑橘站的洪湘漢同志、浙江農業大學園藝系的李三玉同志,黃巖縣林特局等在該品種的發掘、利用中做了大量的考察研究和繁育推廣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績。與會者一致認為:“東魁”楊梅可在全省各地引種、區試和推廣發展。并建議有關單位和部門做好良種繁育工作,嚴格掌握育苗質量,盡快進行制罐鑒定。

 

 

隨后,東魁楊梅先后榮獲“浙江省優質農產品金獎”和“(北京)國際農博會名牌產品”,成為黃巖品牌農業的主導產業。

為了使“東魁楊梅”這個知識產權獲得保護,1980年開始黃巖縣林特局與江口鄉東岙村先后進行不同程度的保護。前期用鐵絲網水泥樁圍樹,保護東魁楊梅母樹枝條不被人偷。由于營養系繁殖枝條保護難,因而當地政府轉向植株保護及原產地證明商標保護。1988年,黃巖縣特產局撥款 400元支持東岙村保護東魁母樹。200512月臺州市黃巖區政府在東魁楊梅母樹邊上立碑紀念。2010年被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核準注冊為地理標志證明商標。

 
作者簡介
陳方永,浙江黃巖人,果樹學博士,副研究員,碩士生導師,浙江省柑橘
究所常綠果樹研究室主任,主要從事楊梅枇杷的遺傳育種與抗逆栽培,
先后主持獲得浙江省科技進步三等獎3項,主持獲得國家植物新品種權保護
與發明專利8項,5年來在國家一級學報發表論文12篇,其中SCI論文3篇。

 

人民公社時的方山下林場

劉阿六  彭新增  王梅嶺等口述  盧震整理

 

人民公社作為一個時代的象征已經成為過去,而這個時期發生在方山下林場的人和事,雖然時過境遷,但在退休職工心里卻留下了不泯的記憶。

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

退休職工劉阿六還能記得當時的歌——“人民公社好呀,紅旗升上了天。工農商學兵呀,樣樣都齊全。托兒所、敬老院、公共食堂供銷店,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共產主義早實現。”彭新增是19515月進場的老職工。他回憶,他進場時黃巖方山下林場名為黃巖縣農林場。1952年下半年,澤國農校搬到九峰路黃巖縣農林場場部,改名黃巖農校。黃巖縣農林場分拆為農場和苗圃,農場搬到路橋馬鋪,成立馬鋪農場,苗圃于1954年初搬到方山下麻車里,成立黃巖縣苗圃。

退休職工章祖森清楚地記得,黃巖縣農林場場部辦公室原設在九峰路東岳廟內,澤國農校搬到黃巖城關后,縣委決定將九峰路黃巖縣農林場場部房屋和九峰路的田地全部劃撥給黃巖農校。黃巖農校原校園面積大部分是從黃巖縣農林場劃撥取得,其中小部分是征用生產隊的土地。查閱方山下林場保存的檔案,劃撥給黃巖農校的土地面積,其中場部辦公區面積15.5畝,其他的土地是原農場土地,因1952年、1953年資料空缺,劃撥給黃巖農校這部分土地面積難以確定。

1958人民公社化開始后,黃巖縣苗圃根據黃巖縣委關于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的指示精神,其經營范圍和規模突然擴大,人員劇增,并改名為黃巖縣林牧場。

林業 黃巖方山下林場源于850年前南宋時黃巖知縣下令設立的漏澤園,有位于城東方山腳下官產78.401畝,至民國初年成立黃巖縣方山漏澤園春植林場。民國17年(1928年)312日,為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3周年,黃巖縣政府暨各界開始在方山下一帶營造中山紀念林。民國31年(1942年)312日,將方山漏澤園春植林場中山紀念林、黨部山合并,成立黃巖縣縣有林管理委員會。民國38年(1949)年71日,黃巖縣縣有林管理委員會將資產移交給三五支隊。當時移交山林面積2200余畝,1949年末普查山林面積實際3000余畝(19507月黃巖縣農林場呈報縣長曹子決的報告),1954年普查面積為3030畝(1954年黃巖縣苗圃春季造林工作總結),林地分布在澄江、路橋、院橋、頭陀四個區七個鄉的43個行政村。1950年初,縣有林管理委員會和縣農場合并成立黃巖縣農林場。根據19501月《薪級人員登記表》記載,黃巖縣農林場正式員工2人,是陳端揆和葉季雅,陳端揆分管林地,林地的管理委托所在鄉村看護,葉季雅分管農場。根據當時報銷發票顯示,場行政首長由縣農林科科長兼任。

1954年初,在3030余畝山林土地面積的基礎上成立了黃巖縣苗圃。黃巖縣苗圃原有林地3030畝,1954年至1958年縣政府劃給縣苗圃綠化荒山509.633畝,分散在各鄉村,場部安排陳端揆、章祖森、馬忠芳3人管理,日常山林管理委托所在村管護,并簽訂山林管護責任書。黃巖縣苗圃還擔負著全縣40.77萬畝山林綠化苗木的供應任務。為此還設立了育苗隊,有正式工10人,臨時工30多人。在1959年以前,只要持有當地大隊一級的介紹信,就可以到苗圃免費領取苗木,方山下林場現在還保存著各公社、生產隊、機關事業單位領取苗木的收條一本。到1960年,苗木由縣政府統一無償調撥,1961年開始收費。到1966年,苗木需求量減少,文革開始后育苗隊撤銷。

1958年下半年后,縣政府將方山頂林區荒山1604畝、方山吉滕蓬林區荒山310,縣內插花山580余畝劃給黃巖縣林牧場綠化,經營管護。1959年九峰公園建園,桃花潭中山紀念林26.251畝,臥虎山林地6.54畝劃給九峰公園。1962年院橋秀嶺水庫1699畝水源涵養林劃入黃巖縣林牧場管護。

農業  1958年下半年,縣政府將外岸機動田98畝劃撥給方山下林牧場,成立林場農業隊,招收正式工30人,臨時工80多人。

1958年底至1959年初,縣政府將方山下林場場部駐地的方山下大隊789三個小隊陸續并入林場,帶入土地141.966,人口209人。到1959年末,農牧場農業總人口有400余人,從事農業的勞動力為230多人,經營土地220多畝,農產品以水稻為主。

畜牧業 方山下林牧場下設畜牧隊,成立不久,官岙畜牧場并入畜牧隊。畜牧隊下面又分組:養牛組8人,臨時工6人,牛存欄數60頭;養豬組18人,有種豬200多頭,肉豬60頭,肉豬全部由縣食品公司收購,林場自己無權分配;養雞組4人,放養地點在現九峰寺下,計劃養萬只雞實際只有900多只,現地名謂“萬雞山”因此得名;養鴨組4人,鴨400只,放養在藥山;養兔組2人,上報養500只實際只有100只,兩年間都死亡; 養羊組有3人,當時有湖羊100只,一年后只剩60只,山羊100只,放養在大寺基;養蜂組3人,有蜂60多箱,大部分時間放養在洪家,兩年不到,蜂采了有毒花粉全部死亡,養蜂組撤消;畜牧隊還有馬4只,驢2只。畜牧隊還專門設有飼料組,有工人6人,主要負責采集、購買、加工飼料。

畜牧隊只有養牛組有利潤,其他各組都虧損,養牛組主要是牛的租費收入,年利潤近萬元。到了1960年后,由于糧食短缺,如番薯等一些粗糧都成了人的口糧,飼料不足,牲畜的存欄數減少,到了1964年畜牧隊解散。

副業 方山下林場場部所在地方山下麻車里從民國初年開始就是牛市,故又名方山下牛場頭。在農耕時代牛市非常繁榮,到了人民公社化時租牛的業務特別活躍。1958年下半年,為發展副業,林場吸收了12個牛販成立了經營組。經縣商業局批準,經營組管理經營牛市,業務歸商業局指導。當時牛市非常繁榮,高峰時每天牛買賣、租用交易量上萬頭。由于牛場頭是場部所在地,人多,一段時間移到樊川崗頭,因牛市對樊川崗頭中山紀念林損壞嚴重,后又搬遷回牛場頭。1961年末,牛市劃歸商業局管理,經營組解散。

漁業 為湊齊農、林、牧、副、漁,1959年下半年林場還在麻車里花圃旁挖了3.1畝魚池,計劃養魚,但是魚沒有養成就被廢棄。 

人員情況 1954年,縣人民政府批復〔1954年府農第〈2694〉號〕核準1950 年以來招收的員工共5人,加上留用1人,合計6人。而1954年黃巖縣苗圃《機構人數統計表》上報職工總人數24人,其中18人可能是場招臨時工,19577月,黃巖縣苗圃原固定職工10人。1958年,黃巖縣林牧場成立,人民公社化、大躍進期間林牧場招收工人自主性大,據有關資料顯示,至1959年末,在林牧場工作9個月以上職工有370人,其中下放干部、工商業主、右派有100多人,季節性職工250人左右,并入林場非勞動人口180多人,林場總人數超900人。

辦林牧場大食堂

黃巖縣林牧場大食堂是在原有職工食堂的基礎上建立,林牧場大食堂有兩個,一個是在方山下麻車里的場部大食堂,炊事班長是潘小懷,吃飯的人最多達到500人;另一個是在方山五峙的五峙大食堂,炊事班長是楊小風,吃飯人平時有50多人,多時200多人。

“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員都是藤上的瓜。瓜兒連著藤,藤兒牽著瓜。藤兒越肥瓜越甜,藤兒越壯瓜越大。”老職工項昌雨講,他們都是聽著《社員都是向陽花》的歌,踏著歌聲的節拍到林場大食堂吃飯。在他的記憶里,當時食堂吃飯的熱鬧場面就像《水滸傳》里梁山好漢大碗喝酒、大塊吃肉的情景,有不同的是,食堂里有大碗的酒喝,卻沒有大塊的肉吃。全場職工及家屬子女數百人聚在一起,其樂融融,仿佛是人們所理想的大同社會的生活場景。退休職工劉阿六還記得,當時有句口號是:只有“放開肚皮吃飯”,才能“鼓足干勁生產”。 

開始的時候大家免費吃飯,不限量,蔬菜都是林場自產的,肉卻是由縣商業局分配的,雖然方山下林場自己養了許多豬,但不能自已食用,要統一賣給縣食品公司,所以食堂一個月最多只能吃到一次肉,并且要限量。退休職工劉阿六回憶,那時不但林場職工及家屬可以到大食堂免費吃飯,其他人也可以來吃,如路橋、金清來縣政府辦事經過,到了中午吃飯時間,也可到方山下林場大食堂免費吃飯,甚至一些在方山下牛市交易的牛販子也來食堂吃飯。

大家放開肚皮吃了5個月后,到了1959年春大食堂已經寅吃卯糧了,場部開始發菜飯票。當年春夏后,場部決定在方山外路殿種植蔬菜,種了20畝冬瓜、芋頭、白菜頭、黃豆。職工王梅嶺說,當時由于油水少,他總感到吃不飽,好在蔬菜不限,不夠再打一碗。

三年困難時期方山下林場沒有發生餓死人的事情。1960年至1964年,林場的出生率達到高潮,1980年前后進場工作的職工子女都是這一時段出生的。

掀“大躍進”浮夸風

彭新增回憶,1958年夏天,“大躍進”運動進入高潮,黃巖縣林牧場開始宣傳大躍進、人民公社,他陪著縣機關部門下放到林牧場的干部一起,白天勞動,晚上提著桅燈,打著竹扎篾照和松明,在山巖上、田埂上、住房的墻壁上、寫標語。退休老職工彭新增、項昌雨,劉阿六記得當時的標語有:“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奮戰半年,明年進入共產主義”等等。

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開始后,方山下林場的第一個目標是綠化方山。1958年下半年,方山下林場開始綠化方山的工作。在大躍進火紅年代,年輕的林場人熱血沸騰,工作干勁甚為高漲,吃住在山上,開山、植樹造林,白天8小時上班,晚上還點上燈籠勞動,工作夜以繼日。

退休老職工彭新增回憶,當時為了營造成一種“熱氣騰騰”和“干勁沖天”的氣氛,晚上勞動,下放干部領頭打吆喝——放開喉嚨喊“口號”。勞動到深夜,回到宿舍后,默無聲息,摸到床,倒頭便睡。沒有節假日,大家立下“頭可斷血可流,不滅荒山死不休”的誓言。到1960年末,他們提前二年完成了方山林區的綠化任務。

為了發動職工投身到“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來,場里召開了大小會議學文件、聽報告,開展勞動競賽、評比先進,開展月月評、季度獎,獎勵以精神獎勵為主,也有物質獎勵,如筆、筆記本、碗、面盆等等。

職工劉阿六回憶,1959年,縣委駐場工作組召開了“現場放衛星”大會,又叫作“比武大會”,也叫作“打擂臺”。參加大會的有場里職工,下放干部和下放工商業主。會議一開始,從縣里趕來參加會議的領導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號召大家打破右傾保守思想,敢想敢說敢干。領導講話后,各隊“打擂臺”。一時間,大家就打起了口水大戰。開始大家講的還有底,農業隊報畝產稻谷1000斤,方山隊報畝產番薯2000斤,畜牧隊報養牛100頭、豬100頭、雞1000只,還報了鴨、蜂、羊等指標。對于這些指標,縣里領導不滿意,說大家保守,大家只好再重新上報指標,縣里領導還不滿意。這時下放干部政治敏感性強,帶頭表態說,要解放思想,“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工商業主只怕落后,也紛紛表態,提高指標。后來越報越多越離譜。會議結束,縣里領導總結時給予表揚。說來也奇怪,這些超乎常理的大話謊話,居然無人提出質疑,還都嚴肅認真地以假作真。劉阿六記得,會上職工項昌雨曾和他商量要報個番薯5000斤,而他認為,番薯5000斤是不可能的,項昌雨認為他保守,于是鼓足勇氣報了個番薯5000斤,最后打擂結果是番薯畝產30萬斤奪得魁冠。

調結構減人員分擔國家困難

到了1960年春,一些職工主動要求回鄉。接著,當時并入林場的方山下大隊78兩隊整體要求離開,帶走原劃入土地。

196261日,國務院頒布《關于精減職工安置辦法的若干規定》。19628月,省林業廳核定黃巖縣林牧場編制60人。隨后方山下林牧場開始了精減下放工作。精減的對象是19581月后開始參加工作的人員,1960年末固定人員減到176人,19618月固定人員減到114人。1966416日,縣人民委員會下發〔〈66〉黃特字095號〕文件,將縣林牧場附屬農業隊即原9小隊1673人劃歸方山下大隊,至此精減下放工作劃上句號。在此期間,1958年下放到方山下林牧場的干部、勞動改造的私營工商業主和右派也相繼離去。1969黃巖縣林牧場更名為黃巖方山下林場。

1952年開始,黃巖方山下林場由省農業廳林業局(后升格為省林業廳)和地方雙重管理,生產計劃由省林業廳直接下達,財務預算、財產和物資列入省林業廳計劃,人員編制由省林業廳指標控制,干部任免和具體人員進出屬地方管理。到1965年后,大部分職責權力下放給了地方。1978年后,黃巖方山下林場全部下放地方管理,林場從統收統支的科級單位降格為定額撥款的股級單位,至此人民公社化運動在黃巖方山下林場宣告結束。

 

作者簡介

盧震,區政協常委、方山下林場辦公室主任。

    口述者為場退休職工。

 

 

 

黃巖重工企業的起步

——黃巖八一通用機械廠歷史回顧

鄭云飛王阿森 符士德 陳阿富口述 江有來整理

 

黃巖八一通用機械廠,最初的廠名叫黃巖新進聯營鐵工廠,由三個小鐵器社聯合組成。那是195110月,因生產的需要,位于黃巖城關小南門的興隆鐵器社、小北門的復興鐵器社和西門的寶元鐵器社合并成黃巖新進聯營鐵工廠,負責人是戴克定。廠址設在城關小北門,即現在黃巖大橋的南岸,人員只有10多個。當時廠里的業務都是一些小修理,如維修農村的柴油機、打稻機和船里的機器等。由于廠里工人有較高的技術水平,在1954年時杭州的浙江鐵工廠(現為杭州制氧器廠)曾慕名派專人來我廠選調了6名鉗工師傅。

由于廠里生產經營管理得好,加上當時從機關和商業部門精簡下放的人員,至1958年時職工人數增至50多人。隨著工人的不斷增加和生產發展的需要,原有的老廠房已無法適應生產的發展,因此,那年工廠搬遷至城關小梅梨巷幾間平房中生產。廠名改為地方國營黃巖通用機械廠,同時廠里設立了金工和鑄工兩個車間。后因需要工廠又曾搬遷至城關柏樹巷原國民黨老法院所在地進行生產。當時工廠以修理為主并生產打稻機等,廠長是楊嘉興,副廠長是鄭秉坤和盛國法。

1958年左右,路橋機場部隊一家支援地方工業生產的機械修配廠因生產需要與黃巖城關鐵器社合并。合并后的廠名為八一機械修配廠。廠址總部設在司廳巷,分廠設在小北門和王道街。

    19599月在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時,八一機械修配廠又與黃巖通用機械廠合并,改廠名為黃巖八一通用機械廠,廠址設在城關外東浦。同時,廠里還新建了金工車間、鑄工車間、倉庫和辦公大樓四幢廠房。以后隨著形勢的發展,在廠里工作的部隊同志有些回部隊,有些轉業到地方留在了廠里。那時廠里的工人近900人,但后來因受三年自然災害的影響,廠里好多工人為響應國家“精簡下放”的號召,自動離廠回農村。當時廠里生產工業用水泵和農用水泵,并設立了專門維修農機和柴油機的修理車間,及時為農民修理手扶拖拉機、動力機和水泵。每年春耕、夏收夏種和秋收冬種“三忙”季節,我們廠都會派出支援農業生產巡回服務隊,及時下鄉為農業農民服務,深受群眾歡迎。那時廠里的其它車間還制造柴油機配件。大躍進年代修建的長潭水庫具有發電、灌溉、供水等功能,它造福了子孫后代。建水庫時正是國家遭受自然災害的困難時期,資金和設備十分匱乏。當時八一廠領導和工人挺身而出,積極參加修理機械設備并按時制造了水庫大閘門,對修建水庫作出了應有的貢獻。那個年代搞的是計劃經濟,生產原料的供應和產品的銷售都是由國家計劃調配的。當時廠里的書記是高秀泉,廠長是楊嘉興。

1964年廠里曾制造軍工設備配件。1965年抗美援越戰爭期間,廠里奉上級指令制造武器配件和水泵等設備支援前線。平時廠里也積極完成當地人武部交給的槍支修理任務。可以說,我們廠對國防事業的建設也曾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上世紀70年代末,我們和廠里的技術人員、工人一起曾試制出兩輛載重為兩噸的柴油機汽車并往返南京試駛成功,但以后因特殊原因沒有上馬生產。

80年代,隨著形勢的發展,廠里有職工700多人,廠房在原有四幢的基礎上增加了裝配車間、機修車間兩大幢和鍛工、熱處理等好多小車間的廠房,工廠的占地面積也由原來的40多畝擴建至60多畝。同時,工廠設立了生產、供應、銷售、財務、行政、技術、質檢和基建等科室,還設立了鑄工、金工、專機、裝配和機修等生產車間。我們廠從生產水泵向生產柴油機過渡,并制造車床、刨床、鉆床、沖床和封罐機等機床,生產在不斷地發展。我們職工在廠領導的帶領下,社會主義建設熱情高漲。

回顧黃巖八一通用機械廠的歷史,真是感觸良多。八一廠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設備簡陋到生產設施完善,成為了具有一定規模,技術力量雄厚的中型企業。而且當時在全省農機行業來說,八一廠的生產規模僅次于省屬的永康機械廠,堪稱黃巖重工企業的龍頭老大,是機械工業系統的排頭兵。同時,廠領導十分重視職工技術的學習和產品質量的提高,因此廠里職工的技術水平都很過硬,調到其他單位后都成了“香餑餑”,好多同志擔任了廠長和車間主任等領導職務,有的成為了企業的技術骨干,這有力地帶動了當地制造業的發展。黃巖八一通用機械廠為全縣機械行業技術人才的培養和輸送做出了出色的成績。

黃巖八一通用機械廠建廠的目的很明確,它是面向農村、服務農業,把農機生產和修理作為本職工作。幾十年來,八一廠急農民所急,想農民所想,及時解決農民的困難,幫助發展農業機械化,深得廣大農民好評,期間各地送來的感謝信和錦旗接連不斷。因此,在人民公社時期困難艱苦的條件下,黃巖八一通用機械廠在全縣農業、農村的生產與建設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但隨著國家經濟制度的改革,作為長期處在計劃經濟模式運作下的國有企業的黃巖八一通用機械廠,在市場經濟開始的初期并不適應這種經濟模式的調整,遇到了不少的困難與阻力。但是這幾年,廠里經過體制改革后,在廠領導和工人的共同努力下又煥發了生機,它正在改革大潮中搏浪前進。

 

作者簡介

鄭云飛,曾任黃巖八一通用機械廠廠長。

王阿森,曾任黃巖風機廠廠長。

符士德、陳阿富,黃巖八一通用機械廠退休職工。

江有來,臺州市農行退休干部,曾在八一廠工作。

 

 

 

打好農業基礎 開創工業先河

——我親歷的下洋顧集體經濟三十年

顧世林口述 吳萬弘整理

 

    圖為顧世林先生。

1951年土改完成到1984年分田地,下洋顧從一個貧困村到先進村。我從1961年開始擔任我們小隊的小隊長,1971年之后一直擔任村里的黨支部書記。村子還貧困的時候我想著怎么解決溫飽問題,溫飽解決之后就想著村子怎么能富起來。孫子兵法講打仗取勝的關鍵是天時、地利、人和,我認為村莊的建設也是這樣的。下洋顧村成功的關鍵是從實際出發,不盲信,不盲從,創新種植技術,發揮集

體的優勢,把握時機,把土地資源和人的資源優勢最好地發揮出來。

打好農業基礎 摘掉貧困村的帽子

解放前,我們下洋顧非常窮,“有囡勿嫁下洋顧,日紡棉紗夜織布。四月糠菜四月糧,四月討飯在異鄉”的村謠講的就是下洋顧。村里外出做長工的多,賣兒賣女的多,外出討飯的多。

1951年,土改完成,分得田地,家家戶戶都比較開心,勞動生產積極性也比較高。但當時很多農民一開始沒有土地,給地主家做長年或者幫工,家里非常窮,連農具都沒有,有的因家中無田,種田的技術欠缺。這些沒有農具的農民將田包給有農具的人來種,沒有技術的叫人來指導,一些叔伯份或者是鄰居就在農忙時互相幫忙,后來也有長年幫忙的,犁、稻桶、耕田的牛、水車等都共用。這就是早期的互助組,自發形成的鄰里互相幫助,一般是就近原則,后來鄉里來人幫忙分組。解放初,農業產量非常低,莊稼產量也比較低,一般畝產只有二三百斤,多的也只有三四百斤。原因一方面是病蟲害較多,蝗災嚴重,螟蟲、稻飛虱等都有,而治蟲的設備基本沒有,長皮管的治蟲設備和農藥都不多。農具方面都是最傳統的,連腳踏打稻機也沒有,灌溉的渠道不完善,水車也少。再加上我們村人均0.28畝田,0.25畝橘園,根本無法解決溫飽問題,村里還得依靠國家每年下撥的12萬公斤糧食。

土地有限,提高產量是關鍵,不能老是做貧困村,接受接濟。下洋顧位于永寧江、椒江、靈江三江匯合處,面臨澄江,北靠谷堆山。那時還沒有長潭水庫,雨稍微下得大些,莊稼就會被淹,災害大時,還會顆粒無收。減少天災帶來的損失,是糧食收獲的關鍵。1951年冬天,我們村在互助組長顧美美的帶領下開始了冬修水利的戰斗。全村300多個勞力,頂風冒雨,熱火朝天地干了起來。當年就修出了長300多米,寬8米的排灌長河。這條河上接后來修建的長潭水庫,下通水閘,可以防旱灌溉,也可防潮排澇。這樣,“靠天田”便成了“保收田”,保證了下洋顧早稻、晚稻的好收成,為下洋顧土地的高產打下了基礎。

互助組形成之后沒多久,各村的合作社也漸漸成立,1954年的下半年下洋顧也在上級政府的提議和幫助下辦起了合作社。加入合作社時各社員的農具都折價入了社,土地和柑橘也入社,家中留有自留地,種一些蔬菜。土地和柑橘入社經評估之后按比例分紅。耕畜也入了社,家禽不入社。地里產出的稻谷是按人口基分(按年齡大小確定)分配到戶,經濟作物分配是土地評級之后取得分租,勞力采取分紅的形式,剩下一部分錢留作合作社里的公積金,超產部分比如說留下的一部分橘子按勞分配和按基分分配結合。初級社時上級要求農民自愿入社,一般二三十戶一個社,高級社時則更多,高級社是報名入社,我們村一共三個社。我在三隊,到了高級社,土地和柑橘分租都取消了,自留地也取消了,農具折價歸了公。這個時候生產隊里有了長皮帶的噴霧器和腳踏打稻機。每個村有村長,每個社有社長和兩個副社長。初級社的時候出現了出工烏龜蛻殼的現象,收工的時候快得不得了,勞動積極性受到了一些打擊。但畢竟是窮苦出身,即使是懶也懶不到哪里去,總體來說大家一起做事情也想將事情做好。1957年開始放衛星、大躍進,那時候我們還和其他三個村一起大聯合。煉鋼鐵時,我們把墳磚和鐵柵欄都給拆了去,小高爐設在五里牌,但出不了鐵。那時候還說要抓收入,我們村就做磚,磚做好了,一直沒有燒,堆在那里。人民公社的時候辦大食堂,大食堂一開始是因為農忙階段搶收,可以節省人力,后來就是國家要求了。我們村因人均土地面積少,糧食不用上交,沒有出現餓死人的現象。但是集體生活,浪費非常嚴重。到后來,大聯合取消了,大鍋飯也取消了,勞動和生產漸漸恢復了正常。

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因為腎臟出現問題,我當兵被退回。在部隊的時間雖短,但是這段經歷練出了我一身的闖勁和膽量。回來時正碰上放衛星,椒江有七姐妹因種了十株棉花產量高而出了名。我也不服輸,琢磨著種了棵大白菜,結果被拿出去報道,出了點名,因此在生產隊里有了點威望。后來我參加了黃坦水庫的修建,因為干得好入了黨。回到村里后我就當上了所在生產隊的隊長。那時候我也閑不住的。根據隊里的實際情況,我就想著怎么提高糧食產量。當時糧食產量不高,好的畝產也才三四百斤。能否出產量,種子和土地是關鍵。我們選擇了好的品種進行推廣,并對土地進行改良。那時我們還辦了個畜牧場,不僅能增加經濟收入,而且還能廣積有機肥料。要種好糧食,種植方法也很重要,記得當時有農業部門的干部來村指導,一定要我們進行三三密植,我就試了下,也嘗試了其他方法,結果發現五五密植的產量相當高,我們就把五五密植推廣開了。另外,水稻的施肥時間和減少病蟲害也不能忽視,我們專門成立了一個植保隊伍,那時候整個鄉才一個植保人員,我們每個小隊三個,每天去田里轉,挑選最佳時機施肥,如果發現水稻有病蟲害就適時打農藥,這樣產量就提高了很多。后來又在原來是兩季水稻的基礎上加了一季,在冬季種麥子,春季收成,別的地方種兩季,我們下洋顧是三季。這樣,我們村的糧食產量也得到了提高,1964年成了全省的四面紅旗之一,上了《浙江日報》的頭版頭條,1966年的時候徹底摘掉了貧困村的帽子。

我在1971年當選為大隊黨支部書記。就在這年,我們村的糧食實現了自給,上級還獎給我村一臺手扶拖拉機。可是,雖然摘掉了貧困村的帽子,但是產出仍然非常有限,家底還很薄。人均只有0.27畝糧田,正常年景糧食也就剛剛夠吃。我想,在靠田地吃飯的年代,下洋顧的人均耕地那么少,如果增加些耕地面積,村民的收入也就增加了。那如何增加耕地的面積呢?當時我從有關媒體的報道中看到過圍海造田、圍湖造田的事,心想永寧江灘涂面積那么大,能不能將灘涂填起來?我和班子一商量,對于這個辦法,他們都舉手贊成,并立即行動了起來。村班子首先進行實地踏看,制定了圍涂300畝的計劃,土方就采用村后谷堆山的泥土。我們將計劃上報,得到了縣里的批準和支持,并為我們提供了開山的炸藥。填灘涂時,全村老少集體行動起來。經過一年多的奮斗,我們村里多出了300畝土地。這新增的土地面積,分類種上了糧食和柑橘,有一部分潮濕的地方種上了編草席用的蒲草。1972年,我們村糧食、柑橘獲得大豐收,糧食畝產達到1253公斤,柑橘總產量達到63萬公斤,成為全國農業12個紅旗單位之一。

開創農村工業先河 闖出一條致富之路

無農不穩,無工不富。糧食問題解決了之后,我又想,怎么能讓村里富起來。都說勤勞致富,如何解決剩余勞動力問題也是關鍵,而解決勞動力的問題,必須辦工廠。其實,村子里經濟也是有的,畜牧場一直都在,在三年困難時期的時候做過磚,磚做好了都沒有拿去燒,后來也有蒲草和蜜餞的加工和生產,這些基本上都是依靠土地產出的。傳統農產品的簡單加工對農業生產的依賴性非常大,而且季節性非常強。

1976年的時候,鄉村工業還被視為禁區。但那時候的環境大家都是知道的,辦廠承擔的不僅僅是經濟風險,還有政治風險。有些村干部也心存疑慮,想富怕富,怕虧本,怕挨斗,而我心中的致富念頭卻越來越強烈。那時,我發現打氣筒和噴霧器都用皮碗,覺得生產皮碗銷路應該不是問題,而我哥哥是在海門皮鞋廠工作的,技術上的問題可以請他幫助。于是我和村委班子商量,決定辦一個皮碗廠。辦廠首先要解決的是資金問題。我從親戚那里借了1000元錢,剩余的錢找上級領導貸款。原料也是一個問題。皮碗廠的原料是皮革,我們沿海地區沒有皮革,于是去蘭州采購。我們和蘭州那邊的領導談,他們說,可以提供給我們殘次皮,而且是平價,但是我們沿海的必須幫他們解決魚油問題。回來之后,我們找了當時的縣委辦公室主任幫忙,替他們解決好了魚油問題。這樣,我們的原料有了著落。機器新的我們買不起,就買了舊的來改裝。技術方面,通過我哥哥從蘭州聘請來退休工人,作為技術指導。廠房就借用之前柑橘加工廠的房子。當年,皮碗廠創造了6000元的產值,到了1978年,則是18000元,凈利潤3000元,接下來逐步上升,每年利潤12萬元。

萬事開頭難,有了第一次獨立辦廠的經驗,后來辦廠就容易多了。由于皮碗廠的產出有限,當時我們村里有人在針織廠上班,說利潤比較好,又主動提出擔任技術指導,所以在1979年的時候我們辦起了針織廠,獲利13萬元。

皮碗廠和針織廠雖辦得不錯,但原料都是從外地進口,沒有起到因地制宜的作用,工業發展的前景不很樂觀。我們最后的思路又回到了農產品加工上,由于粗淺的加工賺不了多少錢,于是就把目光投向深加工,最后我們村黨支部商議決定辦一家以橘子為主要原料的罐頭廠。這次辦廠的資金是我們村里自己籌集的,村干部帶頭,村民響應,再加上以前辦廠攢的錢,一共籌集了10多萬。但要用這10多萬資金辦一個罐頭廠談何容易,我們只有能省則省。記得那時我們從大陳采購到一個舊鍋爐,運到下洋顧安裝時,沒有請專業師傅,是村民們自己慢慢摸索安裝起來的,就這樣,整個工廠初級的建設安裝費我們就省了1萬元。通過對本地柑橘的深度加工,我們村的經濟效益大大提高。后來,我們又在皮碗廠的基礎上建立了皮鞋廠。此外,用辦企業積累的錢,我們又帶領大家先后辦起了飲料廠、蕎頭加工廠、工藝制品廠、大祥化工廠、九洲化工廠等8家企業,全村基本上家家都有加工場。到1987年,我們村的工業年產值比例上升到76%,為500多萬元,利潤20余萬元。辦廠除了解決本村剩余勞動力外,還解決了鄰村200多個勞動力。世世代代與土地打交道的農民中,竟然也出了很多辦廠能人和技術工人。

富了,就要實實在在改善生活,居住條件和精神生活的條件都要得到改善,各方面的保障也得有。首先是改善居住條件,以前我們下洋顧人住的都是低矮破舊潮濕的房子。自從辦起了工廠,有了些錢,改善村民住房條件的事就提上了村班子的議事日程,上級也有這個要求。從1980年開始,我帶領村干部一起制定了全村統一建房規劃,拆舊屋、退耕地、建新房。有些村民家錢不夠,就由大隊里借給他們。到1985年,我們村的336戶人家全部住進了嶄新、寬敞、明亮的新房,房前有曬場,屋后有豬圈,家家通自來水。村里還免費為幾戶“五保戶”蓋房子。后來,大概在1986年的時候,我們村還興建了一所小學校舍,村里的孩子,從初中到高中,都可免費入學。另外,村里還實行養老金、公費醫療、喪葬費補貼等制度。

1979年開始,我們村連續20多年被評為省、地、市先進黨支部。1985年被黃巖市委、市政府命名為文明村,我本人在1985年的時候被評為省勞動模范,1989年被評為全國勞動模范,并連任了第六屆、第七屆、第八屆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最后,我想說的是,集體經濟存在的問題很大,但是好好引導,提高廣大人民的積極性,踏踏實實做事,讓百姓實實在在得到好處,一些問題也是能克服的,有些事情依靠集體的力量反而更容易辦成。

 

作者簡介

顧世林,曾任下洋顧村黨支部書記;1985年被評為省勞動模范;1989年被評為全國勞動模范;第六屆、第七屆、第八屆全國人大代表。

    吳萬弘,黃巖區第一職業技術學校老師。

 

 

 

 

憶人民公社時期的繁榮村

鄭則富 孫福增口述 馮雅整理

 

人民公社化運動已經過去幾十年了,但對于我們這些親歷者來說,它似乎就在眼前。我們都是土生土長的繁榮村人,下面就來說說我們村的一些往事。

繁榮村位于院橋店頭街旁,由三頭里、里洋、岙里戴三個自然村組成。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繁榮村也跟其他地方一樣,農戶們分得了田地,自家種起了糧食,實行單干。因為土地都是自己的,種出來的糧食除了部分上交國家外,余下的都歸自家所有,大家種糧的積極性都很高,干勁也足,生產發展較快,因此生活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由于農家底子薄,在實行單干時,有的缺少勞動力,有的缺少生產資金,還有的缺少畜力、農具和技術等,生產上經常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村里按照上級要求組織互助組。在村干部的發動下,大家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則組合,七八戶或十幾戶組成一個互助組。但是這種分組原則也存在一定問題,很多孤寡家庭、人際關系處理不好的家庭在這時就遇到了組合的困難,只有村干部們愿意跟他們合組。互助組成立后,大家自愿換工,整合使用農具、牲畜等(農具、牲畜、土地等仍私有),這不僅有效地解決了勞力、畜力不足以及耕作技術落后等問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從而使農作物產量也有所提高。農戶們嘗到了甜頭,互助組受到了歡迎。互助組搞了一段時間后,村里又根據上級要求開始建立農業生產合作社。剛開始的是初級合作社,規模不大,一般二三十戶為一社,實行自愿入社原則。農戶把土地、耕畜、農具等入社,由社實行統一經營。入社后,社員參加集體勞動,勞動產品在扣除農業稅、生產費、公積金、公益金等費用后,按照社員的勞動數量和質量及入社的土地等生產資料的多少進行分配。社員可以經營家庭副業。家庭副業生產工具、零星樹木、畜禽和生活資料等歸社員私有。后來發展到高級社,規模逐漸擴大,三頭里、里洋、岙里戴三個自然村都合并成一個社。

高級社時,為了解放婦女勞動力,上級要求辦食堂。村里在三頭里、里洋、岙里戴分別辦起了一個食堂。“吃飯不花錢”的宗旨得到空前發展,社員家里不能開火,一日三餐都必須到食堂吃。那時,大家一起勞動,實行工資制。只要是有勞動力的社員都參加工資評級,按勞動力大小評出三個等級,月工資分別為2元、3.2元、5元。后來,又實行評底分,按照底分來算工資,底分定為10個等級,最低1分,最高10分。為了調動大家的生產積極性,當時的激勵措施也很有意思。由于社員都在食堂吃飯,村里在食堂的墻壁上貼了一張競賽表,分別畫著火箭、飛機、火車和老木船。如果當天,你勞動表現突出,就讓你“坐火箭”,把你的名字掛在火箭欄里;你若是勞動表現差,那就只有“坐老木船”了,名字也相應地掛在老木船的那一欄。同時,社員要是在出工時表現實在太差,還要給他寫大字報,進行批評教育。就這樣,村里每天都要對社員的勞動表現進行考評。雖然采取了考評激勵措施,但是由于吃大鍋飯,社員的勞動積極性普遍下降,生產力沒能得到發展。當時,有些生活困難的家庭,為了換取菜飯票,就把自家的紡車、衣柜等用具砸碎了賣給食堂燒火。

為了大辦鋼鐵,社員們把自家的鐵鍋、鐵鏟、鋤頭等只要是能跟鐵扯上關系的生活用具都拿出來煉鐵。由于糧食產量低,又碰上自然災害,大家的生活都十分艱難。為了完成國家糧食征購任務,一度出現過“倒米缸”的情況。山上能吃的能燒的都被老百姓挖光、砍光了,連老鼠也看不見,只剩下光禿禿的巖石。沒有糧食,我們只能拿玉米餅、糠糕、野草等充饑,這些都是嚼不動、咽不下的食物。特別是玉米餅和糠糕,粗糙得很,難以下咽。當時,有些社員為了給家里年幼的孩子換些吃的,甚至把家里房頂上的椽都拆下來賣了,然后用換回來的糧票到城里給孩子買些八寶粥之類的食物。即便是這樣,村里挨餓的人還是很多,吃不飽,營養不良,導致生浮腫病、青紫病,重則死人。那時候,社員們覺得缺衣服穿、住房條件差都沒有關系,只要有飯吃就行。大家都被餓怕了,吃飯成了唯一的愿望。到1961年的時候,上級對農村政策作出了調整,村里開始搞食堂基地,社員每人能分到1厘左右的田,可以在上面種些作物,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

到了1970年,村干部意識到村里要發展,村民要富裕,光靠農業生產是不夠的,村里必須走興辦集體工業的道路。那辦什么企業呢?看到家家戶戶都要用電燈,大家覺得辦個燈泡廠應該不錯,于是,經村兩委班子討論同意后,燈泡廠就辦起來了。但是由于缺乏經驗,燈泡廠辦了三年,不但沒有收益,反而虧損了。接著,村里又辦起了石棉瓦廠。石棉瓦廠的效益也不好,年產值只有幾萬元,堅持了2年左右,也辦不下去了。雖然兩次失敗,但我們致富的決心沒有變。1975年,村里又辦了調味廠,生產味精、姜茶等。這次,大家總結了前兩次辦廠失敗的經驗,積極營銷,嚴把質量關,調味廠終于盈利了,村里賺了一些錢,村民們也都打心眼里高興。到1979年,村里結束了調味廠的生意,辦起了編織袋廠和工藝品廠。編織袋廠辦了一段時間后,由于效益不好,就沒有繼續辦下去。但是工藝品廠卻辦成功了,還搞得有聲有色,后來成為了繁榮村經濟發展的支柱。記得辦廠之初,條件十分艱苦,村里的幾名黨員干部在一無資金、二無場地、三無技術的情況下,自籌了500元資金在5間破舊的蘑菇房里搗鼓起了畫蛋工藝。雖然是小打小鬧,但那時工藝品廠的年產值也有5萬元左右。后來,隨著廠子規模的擴大、技術的改善、人員素質的提高,經濟效益越來越好。村集體經濟不斷壯大,村民也因此獲得了實惠。

在辦廠的同時,村里也沒有忽視農業生產。1980年,村里基本上還是集體化,出于自愿,三個自然村中只有岙里戴由兩個小隊分成了四個操作組,不再搞集體化。次年,里洋和山頭里也分了操作組。到1982年時,全村都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了。那時,村里的水田總面積有900多畝,大麥面積有400多畝。糧食生產實行了“三熟制”,即麥子、早稻、晚稻。糧食產量也不斷提高,雜交水稻的畝產已達到1360斤。此外,枇杷、楊梅、柑橘等經濟作物也發展較好,各有100畝的種植基地。之后,我們村就先后被評為全省農業先進單位、省先進黨總支、省級文明村、省級衛生村等等。

現在,經過幾十年的發展,我們村的集體經濟不斷壯大,村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大家的愿望不再只是吃飽穿暖,而是如何滿足精神需求。回想過去的艱難歲月,看看現在的幸福生活,我們見證了繁榮村的繁榮,但是我們更希望她的明天更繁榮。

 

作者簡介

鄭則富,曾任繁榮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

孫福增,曾任繁榮村會計。

 

 

我們柵浦“七仙女”

潘仙招

 

“七仙女”是葭芷街道(原黃巖縣柵浦鄉)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聞名全省,乃至全國的農業社會主義建設的先進集體,是當時全省農業戰線上的一面旗幟。作為其中的一員,我很驕傲,也很自豪。

1958年,全國掀起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高潮,在農業生產中,要抓季節、搶時間、奪豐收,所以勞動力不足問題尤為突出。為了解決當年春耕的勞動力問題,海門公社柵浦鄉黨委決定借大躍進,大比武的東風,組織全鄉婦女進行勞動競賽,從而調動婦女積極性,讓她們走出家門,與男社員一起參加勞動。可是在當時,農村流傳著這樣一句話:“女當男工,倒敗門風。”鄉里很多婦女思想不解放,不愿出來勞動、參加比賽。為此,在鄉黨委書記徐仁瑤的帶領下,鄉干部們反復上門做婦女的思想工作,全鄉婦女掀起了勞動大比武的高潮。為了組織好插秧比賽,鄉里專門安排了男社員插秧能手對婦女進行了插秧培訓。比賽時先由各小隊和各大隊進行選拔,然后再到鄉里參加決賽。在決賽中,選出了賀鳳英、許梅香、王美云、楊領鳳、何金鳳、王仙鳳,還有我,共7名插秧能手,年齡都在二十歲左右,最小的我16歲,當時還在念書。緊接著,我們還與男社員進行了插秧比賽。比賽時,我們七人都卯足了勁,拿出了自己最快的速度。參賽的男社員見狀都慌了手腳,只得認輸。站在田岸上觀賽的社員們都大為驚嘆,稱贊我們“插秧好比雞啄米,賽似天上‘七仙女’。”當時大家都覺得“七仙女”的形容很貼切,于是鄉黨委就把我們命名為“七

圖為“七仙女”集體照(從左至右)后排:潘仙招、王美云、何金鳳、王仙鳳;前排:楊領鳳、賀鳳英、許梅香。

仙女”。之后,海

公社也組織了全公社

婦女的插秧比賽,我們七人在比賽中又奪冠。后來,在黃巖縣三級大會上,縣委書記吳書福曾稱贊我們說:“柵浦‘七仙女’,插秧賽男人,不但女同志要向她們學習,男同志也要學習”。這樣,我們“七仙女”的事跡很快在全縣傳開。那時,縣里對我們很重視,把我們當做一個典型來宣傳,縣婦聯主任王友華還帶著一批縣里的同志到柵浦跟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鼓勵我們,培養我們。我們“七仙女”也是信心滿滿,積極參加生產勞動,以自己的實際行動感召廣大婦女走出家門,同男社員一起參加勞動。當1958年春耕開始時,全縣婦女就大干了起來,春耕勞動力緊缺問題也得到了緩解。

為了提高插秧技術,我們進行了艱苦訓練。一開始,沒有練習用的秧苗,我們就上山采松針代替;沒有場地,我們就刨草化灰鋪在地上,當作水田。后來,我們承包了鄉里的20多畝試驗田,有了訓練場地。為了解決秧苗問題,我們又向有經驗的老農學習催芽和溫床育苗技術,育苗成功后就開始在水田里練習。不管刮風下雨、天寒地凍,我們始終堅持。特別是在早春,清晨水田里還結著厚厚的一層冰,我們照樣毫不含糊地下田練習。因為白天要跟其他社員一起勞動,只能把練習的時間安排在早晨。這樣幾天下來,我們個個都累得直不起腰,全身酸痛,但是沒有一個退縮。練習插秧不僅要講究速度,還要講究質量。經過反復琢磨,我們苦練了一套快速插秧法。即插秧時,左手拇指和食指分苗,并靠近田面,右手接種。同時,兩腳分開與肩同寬。當插左邊的苗時,右腳向后退一步;當插右邊的苗時,左腳向后退一步,這樣左右腳來回交替,一橫排插9株。經過反復練習,我們插出來的秧苗不管橫排還是豎排都整齊劃一。功夫不負有心人,在1958年“雙夏”時,我們插秧的速度已經超過了男社員正常速度的一倍以上。

1958年“雙夏”到1959年春耕,我們“七仙女”作為集體先后參加了全縣、全地區、全省的插秧比賽。每次比賽我們都是團體第一。在地區比賽時,溫州專區還為我們制作了有“七仙女”插秧圖案的紀念章。而特別有意思的是,本來是要舉行全國插秧比賽的,在全省比賽時,外省派來參觀的插秧能手看到我們的比賽后,覺得他們的插秧速度和質量遠遠不如我們,于是就默認我們為全國第一了。我們“七仙女”成了當時的先進,名聲也就越來越大。各地到我們柵浦參觀學習的也很多,與我們實地比巧,向我們學習技術。那時,人人趕先進,個個爭上游的風氣十分濃厚,僅溫州專

獎章從左至右依次為:1958年獲浙江省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單位;1958年獲全國農業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單位;1959年獲中共黃巖縣委、黃巖縣人民委員會農業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單位。

區就建立了4700多個學習小組。

1959年到1963年間,

我們“七仙女”作為一個

整體,柵浦鄉政府專門為

我們提供了水稻試驗田和棉花試驗田,讓我們有了開展生產試驗活動的場所,在我們成為插秧能手的同時,又能夠在棉花種植上大顯身手。

19593月,我們開始種棉花,不僅在棉花田上種,而且把原來的水稻田也改種了棉花。當時,柵浦鄉種棉花的人不多,我們“七仙女”中也只有大姐賀鳳英種過,但知道的也不多。如何種棉對于我們來說是搟面杖吹火——一竅不通。沒有辦法,我們只有找當地的老棉農學習。在他的指導下,我們首先深耕試驗田、翻土,然后往地里施欄肥、河泥等基肥,再把棉粒種到地里。當時也不知道要做防凍保溫措施,結果沒多久,我們就發現棉粒都爛在了地里。那時我們的心里都挺不是滋味的,加上有些社員還在私底下議論紛紛,說我們女人種棉連籽都撈不著,就覺得更委屈了。但是,我們沒有灰心,反而千方百計地想要提高植棉技術。后來得知慈溪有個種棉花的能手叫何巧娥,棉花種得極好,大家商量后就派六姐王仙鳳去慈溪學習種棉技術。剩下我們6人在家夜以繼日地趕制培育棉苗的營養缽。一開始不熟練,我們一天只能制作8千多個,后來慢慢熟練了,能制作10000多個,最多達到18000多個。制營養缽相當辛苦,我們把鞋底都磨破了,腳底心、手心都磨出了血泡。移植營養缽時,整天挑著100多斤的擔子,大家又把肩皮給磨破了,但是誰都沒有喊過苦,叫過累。移苗不久就遇到了干旱,棉苗都蔫了,我們心急如焚,馬上采取措施,深夜2點起來給棉苗澆水,一直澆到太陽升起;下午從5點開始澆到天黑。經過幾天的奮斗,棉苗終于慢慢恢復了,我們的心也放下了一大截。后來棉花出現了病蟲害,也控制住了。到了78月間,我們采用從慈溪學來的種棉技術對棉花進行了打頂、整枝、去老葉,改善棉田小氣候,搭好豐產苗架。真是好事多磨,等到棉花豐收的時候,又遇上了臺風。雖然事先做好了準備,對棉花進行了固定,但是由于風雨太大,棉花還是被吹得東倒西歪。到了晚上,風雨更大,葭芷江邊的堤岸決堤,嚴重威脅到了棉田和廣大群眾的生命安全。在大姐賀鳳英的帶領下,姐妹們和廣大社員一起搶修堤岸,在萬分緊急的情況下,大姐率先跳進了水中,用身體堵決口,大家見此情景也都紛紛跳入水中,把一袋袋草包填進決口,經過了一整夜的戰斗,終于把決口堵住了。戰勝了諸多困難后,當年的棉花終于迎來了豐收,畝產達到了620斤。辛勤的勞動換來了豐收的果實,我們七姐妹都很高興。

另外,我們當時在柵浦東岸的河邊高地上還種了10株大棉花。從栽種到采棉基本上都由我一個人負責。收獲時,這10株大棉花平均每株結桃500多個,最多的有540多個,一株棉花收籽棉5斤半。在10株大棉花中,有3株分別送給了海門文化館、黃巖“躍進館”和省農業展覽館進行展覽。

此后,我們針對前期棉花種植中存在的問題,多次到慈溪種棉能手何巧娥那里學習取經,改進種植技術,提高棉花畝產。并主動給當地棉花種植戶介紹經驗。這樣,我們“七仙女”在棉花種植上的成功大大鼓舞了葭芷群眾,學“七仙女”,趕“七仙女”,超“七仙女”的競賽也隨之興起,群眾的干勁越來越足。

我們在農業生產上的兢兢業業、埋頭苦干、無私奉獻得到了黨和群眾的認可,也贏得了諸多榮譽。1959年,賀鳳英、王仙鳳等分別代表“七仙女”到慈溪、余杭、上虞和金華等地介紹先進事跡。我還專程到省廣播電臺錄制節目,介紹“七仙女”的事跡。許多報紙、雜志都對我們的事跡進行了報道。《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紅旗》、《文匯報》、《浙江日報》等都曾多次刊登了“七仙女”參加生產、學習的照片和先進事跡。其中,僅1959年、1960年的《浙江日報》中介紹“七仙女”的文章就有上百篇,頭版20多篇,頭條8篇,頭條專版4篇,社論中有“七仙女”事跡的6篇。特別是195937日的《浙江日報》用整個頭版介紹了“七仙女”的先進事跡,并配上《向“七仙女”看齊》的社論。此后又一論再論,連登4次。1960210日《浙江日報》在頭版題為《全省青年和婦女群英大會師——全省青年婦女建設社會主義積極分子大會召開》的報道中指出:“在農村以黃巖‘七仙女’為榜樣,全省出現了1569千多名的插秧能手,帶動了400多萬婦女下田插秧。還有上海科教電影制片廠和浙江電影制片廠等也多次拍過關于“七仙女”活動的記錄片,如《豐收紅旗處處飄》。1958年至1963年間,我們“七仙女”集體和個人連年不斷地以勞動模范、先進積極分子、全國“三八”紅旗手等身份參加中央、省、地、縣有關大會,并多次受到表彰。其中,賀鳳英代表“七仙女”先后2次出席了全國勞模會議,還分別于1958年和1959年作為“七仙女”代表參加人民大會堂奠基典禮勞動和建國十周年觀禮;許梅香曾代表“七仙女”出席195812月在北京召開的全國農業社會主義建設先進單位代表大會。

當時,我們“七仙女”可謂是農業戰線上的一個標桿、一面旗幟。這是時代造就,黨培養的結果。到了60年代初期,我考上了臺州農校,“七仙女”中的其他成員也都回到了各自崗位。在學習期間,我享受調干生的待遇,除伙食費由國家負擔外,每月還有25元的工資。在學校里,我擔任校團委組織委員、校民兵營營長、班級團支部書記等職,年年都被評為“三好生”、“五好團員”等。畢業后,我成為了一名人民教師。在校教學期間,我曾是臺州地區中學生物教學研究會會員;于1987年被評為中學一級教師;于1988年榮獲中學生物教學論文二等獎;于1994年被評為城關鎮百名先進教師;于1993年榮獲城關鎮教學質量獎以及初中年級段過關考核獎,是省教育學院生物專業畢業生實踐時的指導老師。直到1998年,我在黃巖城關中學退休。時間過得真快,當年的“七仙女”中已有2人離開了我們,連我這個年紀最小的成員也已白發蒼蒼,不過那段經歷,對于我們“七仙女”來說,都是一生中最寶貴的記憶。

 

作者簡介

潘仙招,“七仙女”中的小妹,城關中學退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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