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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協臺州市黃巖區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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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巖文史資料29期(一)

發布時間:2016年03月29日來源:

 

黃 巖 文 史 資 料

 

 

第二十九期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浙江省臺州市黃巖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和學習委員會編

二○一五年十二月

 

 

 

  

 

 

 

 

本期史料征編委員會名單

 

 

    名譽主任:洪道秋

        任:方觀祥

    任:周禎富  洪昌安  周文來

        員:馮   

 

 

 

 

 

 

 

政協臺州市黃巖區第十三屆委員會

文史資料和學習委員會名單

(委員以姓氏筆畫為序)

 

 

     任:周文來

    副主任:馮 

 員:王少君 葉嫦君   何常曦 

張覺平   金士平   

符藝楠

 

 

 

 

本會地址:浙江省臺州市黃巖區行政大樓五樓

    郵政編碼:318020 電話:0576-84120389

 

 

 

 

 

 

   

 

 

1

 

1   黃巖農村人民公社組織起訖過程回憶/葉明照

28 我所知道的人民公社/章顯林口述  周建燦整理

33 人民公社時期令我記憶猶新的兩件事/戴天壽口述 吳偉玲整理 何志軍指導

36 難忘的蓬街公社往事/林瑞方口述 許安婷整理 何志軍指導

40 我在富山公社的八年/鐘永玨

48 人民公社的那些事/牟永國

59 “取水”與反水站——我在沙埠公社的難忘記憶/柯元華

63 人民公社時期黃巖婦女工作二三事/王友華

73 記憶里的黃巖教育/陳理堯口述  楊艷潔  官文鳳等整理趙雪蓮指導

81 人民公社時期的群眾文藝創作/王懷佐

90  追憶人民公社時期的群眾文化工作/吳啟泉

99  公社化年代的黃巖電影/毛太鵬

117 我的曲藝生涯/吳雁口述 周慧整理 戴奕指導

121 我親歷的那個時期的衛生防疫工作/黃普元口述 周莉莉整理 戴奕指導

127 創建初期的黃巖農村信用社/蔡明耿口述  鐘佳露等整理 趙雪蓮指導

132 人民公社時期氣象工作的點滴記憶/牟重行口述 程美林等整理 趙雪蓮指導

136 東魁楊梅的身世與公社化時期的研究/陳方永
145 人民公社時的方山下林場/劉阿六 彭新增 王梅嶺等口述 盧震整理

155 黃巖重工企業的起步——黃巖八一通用機械廠歷史回顧/鄭云飛 王阿森符士德 陳阿富口述 江有來整理

159 打好農業基礎 開創工業先河——我親歷的下洋顧 集體經濟三十年/顧世林口述 吳萬弘整理

168 憶人民公社時期的繁榮村/鄭則富 孫福增口述 馮雅整理

173 我們柵浦“七仙女”/潘仙招

181 七年如一日 紅專在畜場/徐荷英

186路橋公社洋里生產大隊食堂散伙后情況調查/ 中共黃巖縣委調研組

2
 

195 我的翻簧情緣/羅啟松供稿 周建燦整理

202 我的翻簧春秋/顧啟望

207 我的武術人生/徐昌文口述 陳雪純整理 詹明歐指導

214 生命不息 練武不止/李元榮口述 肖圓媛整理 陳科指導

220 我與新前采茶舞/江月娥口述 馮雅整理

226 我與漆金木雕一輩子的緣分/周望安口述 王薇整理

232 黃巖竹紙的制作與傳承/牟連生口述 牟永森整理

228 黃巖亂彈戲/盧惠來

附件1:解放后黃巖亂彈曾經興起/盧惠來記錄

附件2:黃巖城里當時的戲曲演出時間和場所

附件3:八段唱腔

昆腔:懶畫眉

朝元歌:玉簪記選段

高腔:鎖南枝

亂彈:慢亂彈

上字:還金鐲

滿江紅:祭江

徽調:慢杜子

詞調:男工

260 上期勘誤

 

 

 

黃巖農村人民公社組織起訖過程回憶

葉明照

 

19589月,在黨中央“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指引下,原黃巖縣農村僅一個月的時間就全面建立了農村人民公社組織。但人民公社在很短的時間內就暴露出了不少問題。1959年,黨中央覺察后,對人民公社的體制與經濟政策進行了一次初步的調整,1961年又繼續進行調整,1983年又把政社分設,即終止了農村人民公社的體制,也摘了人民公社的牌子。

農村人民公社的建立

1958817,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戴河召開,829日會議正式作出了《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決議》中明確寫道:“人民公社將是建成社會主義逐步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好的組織形式,它將發展成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單位”。

    9月,中共黃巖縣委根據中共中央的決議,按一鄉或數鄉一社的指導思想進行辦農村人民公社的試點。當時進行試點的有西江和潮濟兩個公社。西江人民公社由孝友、焦坑兩個鄉、23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合并而成。98日召開隆重的成立大會,大會通過了《人民公社的章程》,選舉了公社領導班子,還進行了大游行。潮濟人民公社于91日開始籌備至12日建成。這個社屬半山區,有34個行政村,65個自然村,由9個高級社合并,方圓十余華里,共2315戶,9319人,12050畝田地,1800多畝山林。

    9月15,縣委作出以區為單位建立大公社的決定。規劃全縣共建立10個人民公社。其中三甲區、金清區、新橋區、頭陀區、院橋區、烏巖區、寧溪區各辦一個公社,桐嶼區同路橋鎮合并,洪家區同海門區合并,澄江區同城關鎮合并(包括西江人民公社)。

919,縣委召開由縣、區、鄉、社的2千多人參加的四級干部大會,會議主要是解決所謂共產主義思想問題,發動大辦人民公社(并宣布了縣委大辦人民公社的規劃和大煉鋼鐵的群眾運動)。

會后,全縣組織5萬多人的宣傳隊伍,對大辦人民公社及其前景大張旗鼓地進行宣傳教育,達到了家喻戶曉,人人皆知。經過宣傳發動,廣大干部群眾對辦人民公社的政治熱情和積極性遠遠超過了合作化運動。當時的口號“共產主義是天堂,辦好公社就能上。”到處是一片口號聲、歡呼聲。澄江人民公社焦坑大隊的社員寫道:“公社好似紅太陽,照得人人心更亮,鑼鼓喧天沖九宵,社員干勁比天高,全民實行軍事化,嚇死美國狗強盜,號角沖響社員到,工農并舉齊飛躍,松興(地名)土爐遍地立,流出鐵水像洪暴,斗大桔果滿樹掛,密植晚稻似高粱,男女老少齊歡笑,幸福生活勝天堂,飲水思源共產黨,祝福毛主席萬壽無疆!”山區——寧溪區的干部群眾寫道:“苦戰三年后,面貌一片新,工廠像森林,糧食堆成圍,果木綠蔭蔭,牛羊結成群,隊隊裝電話,戶戶亮電燈。”

由于當時對大辦人民公社的好處和前景進行了不切實際的宣傳,再加上廣大人民群眾對我們黨、對毛澤東的熱愛,他們完全相信生產關系的變革——組織人民公社更會給他們帶來好處。經過宣傳發動,在短短的幾天中,廣大干部群眾要求辦人民公社的決心書,全縣共寫有20多萬份。平田鄉廣大男女老少敲鑼打鼓跑山路來回60多里,到區里送申請書要求辦人民公社。至929日,全縣就全面實現了人民公社化。總農戶180112戶全部加入了人民公社。最大的澄江人民公社規模32366戶,最小的寧溪公社8525戶,其余都在1萬至2萬戶。

人民公社的基本特點:“一曰大,二曰公”,是工農商學兵“五位一體”,實行政社合一,既是農村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組織,又是國家政權在農村的基層單位。而且實行“四社合一”,即把供銷社、信用社、手工業社、農業生產合作社合并起來,并將國家在當地的一些企事業單位也統統下放給公社管理。因此,公社是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全面結合,不僅要管黨、管政權、管工農業生產,還要直接管理社員的生活。

    公社成立管理委員會,下設10個部,即辦公室、農業水利部、工業交通部、財政貿易部、林牧副業部、文教衛生部、政法武裝部、勞保福利部、計劃委員會、科學研究所。公社下面設的大隊原則上就是原來的鄉政府,生產隊原則上就是原來的村或農業生產合作社。

    人民公社在生產資料上實行的是單一公社所有制。把條件各異的村、農業生產合作社、鄉合在一起,公社內部無代價地平調土地、山林、農具、物資和勞動力。原鄉與鄉、村與村之間在別處的“插花田”、山林等被無償地送給所在的鄉和村;原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公共積累、儲備糧食等也被公社統一平調;各農業社的生產資金、股份基金,隨數交給公社;種子按公社統一標準留出;各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債務分別清理償還,屬于小社用于當年的生產債務由小社歸還,屬于基本建設債務,由公社歸還;社員自留地由生產隊接收種植,自留桔歸公社;社員小片山林、果木園和屋邊、田頭零星果木,一律歸公社所有;社員少量家庭副業,在不影響集體生產的前提下,允許繼續經營,個體農民、手工業、小商小販的生產資料,也一律歸公社所有,社員私人房屋公社初期規定暫不動,以后折價歸公;原先社員入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生產資料價款未歸還的,由公社分期歸還;社員家中未入社的生產資料,均應折價入社;供銷、信用社、手工業社,原則上單獨核算,利潤統一上繳公社;原來國營、公私合營轉入公社管理后,實行單獨核算,利潤也上交公社。

人民公社從成立之日起,就刮“一平二調”的共產風,使農業生產力受到了嚴重的破壞,路橋人民公社從1958年冬季成立時就搞了“一平二調”,全公社共平調土地2166畝,房屋3790間,勞動力17.3萬工,現金1708萬元,糧食9萬斤,耕牛864頭,生豬4354頭,抽水機47臺,農具50230件,家具24820多件。這個社的金洋生產隊的調查材料記載,這個隊自1958年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以來的幾年時間中,“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對該隊共刮了六陣,帶來了六次的大破壞。廣大社員反映:“共產風刮到房屋要拆倒,刮到田里長青草,刮到山上樹砍光,刮到牧場豬死光,刮到分配收入少,刮到‘三包’都拉倒,刮得群眾心死掉”。全隊640只雞鴨,三天就殺了610只。后由于生活困難,80%的社員拆屋料賣,家家戶戶劈桌凳當柴燒,共破壞了家具4500多件,全隊3065件大小農具,損失1859件,餓死耕牛一頭,21畝耕地“三統三放”,荒了三、四個月,以上幾項每戶經濟損失近百元,糧食畝產從1957年的792斤,降到1960年畝產只有540斤。

六陣風是:第一陣風,人民公社成立后,1958年大辦鋼鐵,建小高爐,每戶獻磚50塊,為此,全隊376只鍋灶一夜拆光,還拆了三座磚墻,挖掉160座墳墓。該隊被無代價調去勞動力1650工;6匹馬力抽水機、烘干機各一臺。鋼鐵煉不出來,結果要每戶獻鐵5斤。為此又敲破鐵鍋92口,拔窗戶鐵柵的62戶,敲碎銅壺錫器500多件,銅火爐110個,銀鐲子60付。第二陣風,公社成立初期借發展社有經濟為名,無代價平調勞動力2095工,統去資金8000元,拆去房屋5間,稻草5萬斤,生豬156頭。第三陣風,1959年大搞工具改革,又統去勞動力300工,水車2部,稻船5只,房屋7間,其它物資210件。第四陣風,大辦食堂,抽去勞動力20個,統去房屋4間,生豬7頭,稻桶5口,豆腐桶1只,木桶7只,淘鍋3口,礱二臺,柜桌11張,碗、鍬、秤等200多件,21畝自留地連地帶菜全部歸食堂。第五陣風,1960年夏收翻曬稻谷大集中,生產隊把各小隊的工具全部統去,減少120多件。第六陣風,1960年底,生產隊造大樓,拆掉民房4間,祠堂7間,砍大樹15株,花去勞動力900多工,社員稱它是“敗家樓”。

    新橋人民公社成立后的兩年中,全社共“一平二調”房屋2193間,土地1113.5畝,抽水機40臺,耕牛32頭,生豬2812只,農具4913件,家具21916件,糧食665806斤,勞動力6238人、勞動力1485119工。

    人民公社實行供給制和勞動工資制相結合的分配制度。實行供給制就是指“吃飯不要錢”。工資制按社員的勞動底分每月發給工資(全縣各公社僅發過幾個月)。縣委合作部19581229日在路橋公社馬鋪大隊搞過八級工資制的試點。對14歲—65歲的男女社員搞了工資等級的評議,全隊323個勞動力評定的結果是:一級的占2%;二級占8%;三級占13.5%;四級占15%;五級占11%;六級占17.5%;七級占12.9%;八級占10.5%

    公社實行生活集體化。1958年秋收以后,由生產隊統一辦食堂,糧食由生產隊統一貯藏,一律不分到戶,食堂供應飯菜,這樣的食堂被稱為“共產主義食堂”。全面號召社員毀灶打鍋,在糧食沒有過關的情況下,提出“放開肚皮吃飽飯,鼓足干勁搞生產。”當時全縣辦公共食堂4982個,被認為體現了“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原則。烏巖人民公社就“伙食供給制和辦公共食堂”,發動社員群眾大辯論,全公社貼出6000多張大字報。當時大家認為“吃飯不要錢,好處說不完”,辦公共食堂有六大優越性:①能保證每個人的吃飯問題,個人永遠不會愁;②調動勞動積極性,保證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生產集體化的實現;③徹底斬斷資本主義道路,消滅糧食黑市交易;④促進家庭和睦團結;⑤消滅超支欠款;⑥分配手續簡便。他們的討論,縣農工部向全縣各地發了通報。

    由于生產沒有搞好,食堂管理不善,用糧無計劃,造成了嚴重的浪費,廣大社員意見紛紛,導致食堂難以維持。1959年春天,縣委發動對公共食堂進行一次全面的整頓,社員群眾用糧辦法也作了改變,實行“統一用糧,指標到戶,實物到堂,憑票買飯,節約歸己”的原則。但不管怎樣整頓和改變用糧辦法,廣大社員尤其是一些老年社員,一直持反對態度。

    1960年3月18,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公共食堂領導的批示》下達后,縣委研究于51418日召開有公社、大隊、生產隊、食堂主任、保管員、供銷部書記和一部分貧下中農代表參加的1833人會議,傳達了中央文件。會上組織澄江、寧溪、烏巖等10個人民公社中的藥山、康山等12個生產隊黨支部就“辦好公共食堂”向全縣各公共食堂發出倡議書。然后縣委又在會上作出《關于辦好公共食堂的決定》,發給公社、大隊,上報地、省委。決定的內容大體是:一是各級黨委必須加強對食堂的領導;二是公社、大隊和縣級機關干部下鄉,一律參加食堂用膳;三是食堂應建立蔬菜基地;四是實行炊具機械化,提高勞動效率;五是食堂管理人員要廉潔奉公;六是建立食堂管理制度,實行單獨核算;七是實行計劃用糧;八是做到飯菜多樣化,全縣除糧食供給制外,要求擴大供給制部分,應在“七一”、“八一”前實行伙食供給制;九是食堂講究衛生,消滅“四害”;十是以公共食堂為中心,建立好洗衣組、婦產院等集體服務事業。此外,縣委還對農村公共食堂嚴禁貪污、多占,不準克扣社員飯票,食堂工作人員應是貧下中農積極分子,國家供應的物資一律到食堂,干部和社員同等享受等制訂了八項守則,也在會上作了宣布。會后即521日,縣委將《辦好農村公共食堂十項決定》和《公共食堂的八項守則》向公社、大隊下達了正式文件,上報地、省委。

    雖然對辦好公共食堂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缺糧、缺錢,不少食堂自動垮臺。

    人民公社在管理上實行高度集中。大小勞動力歸集體,被編成“三軍”,即專搞協作的野戰軍,專搞田間管理的地方軍和專搞生產、生活的后勤軍,實行大兵團作戰,組織軍事化,行動戰斗化,生活集體化,全縣辦起托兒所2560個,幼兒園1578個,讓廣大婦女一起落田垟,有3萬多人投入大辦工業、大辦鋼鐵。僅一個半月,全縣就建起土法煉鋼的小高爐313個。

人民公社體制和政策的兩次調整

    第一次調整:

    黨中央對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已經滋長著各種錯誤傾向已有覺察。1959227日至35日,中共中央在鄭州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提出糾正這個問題。毛澤東同志作了講話,并發出了關于《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定(草案)》,提出人民公社應當實行“統一領導,分級管理”的制度。

    3月9,毛主席關于召開以討論人民公社為主題的六級干部大會寫了《黨內通訊》;3月15《關于人民公社的核算單位問題》毛主席又寫了《黨內通訊》;3月17關于《召開縣的五級干部大會和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員代表大會問題》,毛主席再寫了《黨內通訊》。

    3月中旬,縣委根據中共中央“鄭州會議精神”和毛主席寫的《黨內通訊》,經認真研究后,派出工作組去澄江人民公社孝友管理區貫徹中央指示精神,進行“調整公社體制下放權力”的試點。經過干部社員的民主討論,全管理區16個生產隊,1個專業隊,調整合并為16個生產隊;確定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不搞公社統一核算,深受社員群眾擁護。322日,縣委召開五級干部的萬余人大會,大張旗鼓地貫徹鄭州會議精神和學習毛主席寫的幾篇《黨內通訊》,介紹了孝友鄉的試點經驗,聯系黃巖情況,縣委就人民公社核算單位下達了意見。規定基本核算單位一般以原來的高級社為單位為宜;現有的生產隊也盡量不要變動;在確定基本核算單位后,進行定領導人員、定勞動組織、定生產任務、定分配計劃、定勞動報酬形式。

    經過整頓,全縣的公社體制作了一次初步調整,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調整后為636個,164036戶,每隊平均258戶。

    4月26,為了糾正“一平二調”共產風,加強對人民公社清賬工作的領導,縣委研究報請地委批準,成立了算賬領導小組。5月3,縣委又印發《澄江人民公社孝友管理區算賬經驗總結》材料,要求各地參照他們的經驗,認認真真地做好算賬工作,同時指出:“算賬的重點應放在各級機關單位的平調、基層干部的貪污挪用和食堂賬目”上。孝友管理區經過算賬公布于眾。管理區應付給生產隊現金4080元,應退還房屋85間,租用25間。管理區算賬后召開干部社員會,又著重解決生產隊干部的經濟問題,297個生產隊以上干部,有貪污行為的59人,貪污1610元,超支挪用的154人,計3200元。并同時核實了收入產量。全管理區14個生產隊并有12個生產隊搞了補充分配,計現金2.9萬元。匯江生產隊每戶分27元,退還社員房屋320間,家具510件,損壞賠款19000元。

    6月8,縣委根據4月中央政治局上海會議關于《人民公社18個問題》的指示精神,發出了《關于加強生產小隊經營管理的意見》。生產小隊規模不宜過大,一般以29戶左右和20-30個勞動力為宜,小隊下面可設臨時作業組;把土地、勞動力、耕牛、農具實行“四固定”,固定給生產小隊使用;生產隊對小隊進行包產,包產內統一分配,超產部分除10%作為生產隊積累外,其余歸小隊自己分配;生產隊安排種植面積,留出3-5%給小隊自行安排,包成本有節余也歸小隊所有;小隊有權經營副業生產等作了8條規定。

    6月18,縣委公布了全縣國家、公社、生產隊之間的算賬工作告一段落情況。從4月初開始,經過二個多月的算賬工作,全縣724個生產隊,已結束的419個,基本結束的266個,正在進行的239個。全縣共應兌現的資金8053876元,其中屬于1959年應分而未分給社員的133萬元,算出糧食347萬斤,都進行了補充分配,各級無代價平調的房屋、家具等物資也都作了兌現。實物歸還的106851件,折價和租用的268342件。從而初步糾正了“一平二調三收款”的錯誤。

    7月,縣委根據429日毛主席寫的《黨內通訊》關于糾正包產指標過高,合理密植和講真話等指示精神,就如何解決農民積極性問題,在路橋人民公社松塘生產隊進行了調查研究。然后遵照毛主席要講真話的指示,由楊明、葉喜德、丁忠土三同志以縣委名義起草了《關于農民積極性問題的調查報告》,上報地、省委、上海局,發至全縣各公社黨委、縣委常委、各部長。

    調查報告的中心內容,是反映農民生產積極性不高及其原因。根據社員群眾反映:辦人民公社以后,增產沒增收,增產沒多吃,生產沒有自主權,合作化步步高,社員收入年年少,高級社不如低級社,人民公社不如高級社……

19598月,中國共產黨舉行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816日,中共中央發布了八屆八次全會《公報》和《關于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后,上海局認為:中共黃巖縣委寫的《松塘生產隊的調查報告》是否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錯誤材料,應加以批判。因此,中共浙江省委要縣委作檢討。于是,縣委于825日寫出書面檢討報告,并請求給予處分。同時,縣委在召開擴大會議上作了公開檢討,并收回了原發的文件。接著全縣開展了“反右傾”運動和批判“人民公社辦糟了”的錯誤說法。通過“反右傾”、“拔白旗”運動,并同時開展對“落后隊”的改造,又造成了對一批干部的錯誤處理。因此,19599月以后,大躍進之風和“左”的一套仍然繼續盛行,再一次嚴重地挫傷了廣大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使農業生產連續幾年減產減收,加上自然災害,導致“三年困難時期”。我縣出現了一大批病、餓、逃荒之人。至1960年底統計,全縣患浮腫病的近萬人,婦女閉經萬余人,小兒營養不良癥狀達3千人。1961年全縣糧食畝產由1958年的802斤減產到只有654斤,總產減1330萬斤;社員口糧由1958459斤降到361斤;經濟收入也大大減少,社員群眾的生活采取“低標準、瓜菜代”的方針,也有的社員為了維持生活,拆屋賣家具。據196142日,溫州地委和縣委調研室對路橋人民公社的調查,這個社1956年糧食畝產713斤,1960年降到575斤;社員經濟收入,從1956年每戶188元到1960年每戶只有105元;社員口糧1956年每人591斤,到1960年每人只有305斤。同時還虛報產量,國家購了過頭糧。1958年糧食畝產只有754斤,上報1400斤。由于生產下降,收入減少,口糧不足,1960年全社因經濟生活困難死亡1332人,占總人口的3%,其中有5人因生活困難無法生存而自殺了。在調查中當時因沒得吃仍在生浮腫病的1233人,生婦女病的1235人,體質普遍下降。  

第二次調整:

    在面臨困難的關鍵時刻,從1960年下半年起,黨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和農村人民公社的體制和有關政策實行調整。98日,中共中央批轉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委員會關于“農村保證留足基本口糧,節約備荒,包產指標必須落實,留足自留地”等十項政策。

    縣委堅決執行中共中央調整的決定,努力消除“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左”的錯誤造成的嚴重后果,從適應農業生產力出發調整生產關系,恢復遭受到嚴重破壞的農業生產力,搞好綜合平衡,正確處理農、輕、重關系和城鄉關系,加強農業第一線。因此,這次調整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10月31,聯系黃巖的實際,縣委對農村人民公社也相應作出“堅持隊為基礎,公社三級所有”的決定;堅決貫徹按勞分配原則,供給制部分最多不超過社員分配總數的40%;糧食產量要根據過秤入庫的實際產量安排三者關系;加強計劃管理,合理使用勞動力;嚴格執行“三包一獎”責任制等十項具體政策。

    11月7,縣委專門召開由2200多名生產隊以上干部參加的大會,貫徹10項政策。會后,從縣級機關抽調200多名干部下鄉。縣委6名書記,除一個留家外,其余也都下去全力以赴抓好10項政策的落實。

    11月3,黨中央發出《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就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堅決反對和徹底糾正“一平二調”錯誤,加強生產隊所有制,堅持生產小隊的小部分所有制等12條指示;同一天又發出貫徹執行中共中央《緊急指示》的7條指示。縣委認真進行學習討論。21日,縣委書記吳書福帶領5名縣委常委和15名科、局長、100多名機關干部,集中在路橋人民公社作重點貫徹落實試點,采取了邊總結經驗,邊培訓干部,然后全面展開的方法。主要是落實“隊為基礎,三級所有”,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共產風,盡力做到使90%的社員增加收入。

    1961年1月20,黨中央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和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了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強調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3月,又下達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通稱“60條”),調整人民公社體制和政策,徹底糾正“一平二調”共產風的錯誤。

    縣委為了貫徹落實中共中央“60條”草案,又組織機關干部下鄉幫助各社隊發動群眾討論“60條”,廣大社員群眾討論熱烈,一致擁護人民公社“60條”。

    根據“60條”和中央的一系列指示,聯系黃巖的實際,縣委采取有力的措施,對公共食堂,徹底糾正“一平二調”共產風,人民公社的體制和有關經濟政策的調整等一項一項地進行認真的抓落實。當時,主要解決與落實了以下幾個問題:

    第一,解散了公共食堂

    1961年春天,全縣大部分公共食堂已經垮臺停辦,就怕上級不允許而沒有公開宣布解散,但實際只留下個空架子。有許多善后的工作,包括賬目尚未結算,干部社員在等待觀望上級的態度,但仍有一部分食堂在勉強地維持。

    在貫徹“60條”的過程中,社員群眾對公共食堂反映強烈。因此,各級就‘公共食堂’問題,首先廣泛地發動干部和社員群眾進行討論。通過討論,干部、社員認為:辦農村公共食堂,在糧食沒有保障的情況下搞放開肚皮吃飽飯,這是過頭的口號;再加上食堂管理不善,不僅浪費糧食嚴重,而且還浪費了大量柴草和勞動力;社員生活不方便,不自由;養豬也不便,生豬飼養量大大下降;還造成有的干部多吃多占,甚至出現貪污等。一致認為公共食堂沒有給社員帶來什么好處,應當及早解散。

    縣委認真聽取了干部社員群眾的意見,于56日寫出《關于公共食堂問題的情況報告》,上報地、省委。鑒于廣大社員群眾的要求,對已經停辦的公共食堂做好善后工作,處理好有關政策,算清賬目公布于眾。目前尚在辦的,是否繼續辦與不辦,由社員群眾討論決定。至5月,全縣2980個公共食堂全部解散。

    第二,徹底糾正“一平二調”錯誤

    為了徹底糾正“一平二調”的錯誤,縣委根據1960619日中共中央下達的12條指示精神及公社工作條例60條,經認真研究后,于1961614日下達了《關于當前算賬退賠意見的通知》,對堅決糾正“一平二調”錯誤,徹底算賬退賠的有關政策界限提出了6條具體意見:

    一、關于興修水利的退賠。總的劃清受益非受益的界限、國家舉辦與民辦的界限。義務工的計算,凡是公社以下舉辦的水利工程(包括長潭水庫)、交通公路、海塘圍墾,調用非受益大隊民工,采用“總算統扣”辦法,即以大隊為單位,每個勞動力每年除15工作義務工外,其余發給工資,交大隊作當年收益,統一分配;調用受益單位的勞動力,一般不再算賬。民工工資標準,國家基建每工8角,民辦公助每工5角。

    二、關于興修公路的退賠。總的可參照興修水利的辦法處理,但公社化以前修筑的公路,不再算賬。

    三、關于大辦鋼鐵遺留問題處理。“青年號”、“婦女號”小高爐投資,發動群眾逐戶查對核實后,憑收據退還現金。大辦鋼鐵拆了的房子,沒有安置好的,這次要安置好。

    四、關于生產資料退貨應與群眾協商,分別處理,硬性推銷不能使用的,要退款收回……,對雙輪雙犁一律不作退貨,由大隊自行處理……。

    五、由于生產瞎指揮造成的經濟損失,應接受教訓,一律不予算退賠……。

    六、為了加強算賬退賠工作的領導,縣委成立算賬退賠領導小組,由縣委書記吳書福任組長、縣委副書記王茂官、縣委常委組織部長許繼良任副組長,下設辦公室。同時縣委要求各公社均應同樣成立“算賬、退賠”領導小組,切實加強對這項工作的領導。

    經過認真的算賬,據有關資料的記載,全縣各級應退賠的有1864.0696元,其中平調單位:省級的473.7696元,地級的10018元,縣級的188.4129元,公社級的180.8842元,生產大隊級的232.3418元,生產隊級的有918693元。據路橋公社在算賬退賠中的調查,這個公社從1958年至1960年比較大的平調搞過六次。全社平調土地2166畝,房屋3790間,勞動力17.3萬工,現金17.6萬元,糧食9萬斤,耕牛864頭,生豬4354頭,抽水機47臺,農具50230件,家具24820件,均作了退賠。

    第三,調整公社體制和政策

    全縣的10個人民公社原是以區為單位辦的。按照中央“60條”的條例,縣委對第一批建立的29個小公社進行了試點工作。根據試點情況,于1961914日縣委印發了《關于建立小公社工作的意見》,改為一鄉一社,并確定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落實了人民公社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新體制。99日至17日,縣委召開1850人參加的縣、區、社三級干部大會,學習中央有關文件,統一思想,落實政策。會后區社按縣委意見,一隊一隊進行討論落實。至1962115日止,全縣1075個大隊,8870個生產隊,已搞好落實以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459個大隊,4586個生產隊;正在進行的414個大隊,3424個生產隊;還未搞好的102個大隊,850個生產隊。已搞好或基本搞好的大隊中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的有445個大隊,3410個生產隊。二級核算的82個大隊、996個生產隊;仍實行“三包一獎”的22個大隊、80個生產隊。新體制落實后,對生產隊的土地、勞力、耕畜、農具實行“四固定”,規定至少30年不變的政策,明確了生產隊的所有權,各級都不得無償調用。生產隊在生產和分配上享有自主權,大隊對生產隊進行定包產量,定完成國家任務和上交積累,超產超收歸隊所有,鼓勵與調動社員生產積極性,也克服了隊與隊之間的平均主義。社員重新按土地比例(5-7%左右)分得自留地、自留桔、自留山。社員除了參加集體生產外,還能經營自留地和經營家庭其它副業生產,因此廣大社員的生產積極性得到調動。不少生產隊還發動社員制訂興家立業計劃。

    1961年10月7,中共中央就《關于農村基本核算單位問題》又下達了指示;10月23又批轉了鄧子恢同志《關于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試點情況的調查》;1962年2月13,中共中央又一次正式作出決定,下達《關于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此時,縣委對中央這些指示作了進一步的貫徹落實。原來沒有調整好的生產隊核算單位也進一步作了調整。到1962年底,全縣77個公社,1089個大隊,10450個生產隊,落實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的有976個大隊,9395個生產隊,還有113個生產大隊,1055個生產隊仍屬大隊核算,大隊對生產隊實行“三包一獎”的辦法。

    第四,清理勞動力加強農業第一線

1960810,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全黨動手大辦農業大辦糧食》的指示,要求遵照黨中央歷次頒布的關于勞動力的各項指示,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加強農業第一線,迅速改變當前農村缺乏勞動力的狀況。縣委成立由牛宏香、許繼良、劉潤泉、秦殿琛、聶邦全、童介春、徐杰等七人組成的清理勞動力領導小組。至19615月,通過清理,共清理出回農業生產第一線的勞動力31561人,全縣共有6000人被精簡下放農村。

    第五,減免糧食征購任務,發放社會救濟,幫助社員群眾解決困難

    由于“五風”和三年自然災害,嚴重挫傷廣大社員群眾的生產積極性,給工農業生產也帶來了嚴重的減產減收,給人民群眾的生活造成極大的困難。1960年底,全縣撥出救濟款36.45萬元和5萬元疾病治療費;19617月,國家又減免糧食征購1561萬斤,撥出糧食830萬斤,發動群眾上山下鄉采集數百萬斤的代食品,又發放社會救濟39.8萬元,撫優補助9.5萬元,幫助社員群眾渡過了困難,到年底,社員群眾患的浮腫病、婦女閉經、兒童營養不良癥已基本治愈。

同時,全縣在貫徹落實60條的過程中,縣委總結了許多好的典型經驗,進一步推動了60條的貫徹落實。19615月,調查了下洋山生產隊執行“三包一獎”中的問題,寫出了《三包一獎》制問題與意見的材料;522日,轉發了《關于龍頭王生產隊檢查與端正春季預分政策》的報告;612日,轉發了前蔣大隊播種“十邊地”的材料;1120日,在縣委召開四級大會上又印發了《墻下陶大隊發動社員訂立興家立業的規劃》;還發布《山林政策》的布告等等,這些典型經驗,對推動60條的貫徹落實發揮了作用。

1962213,中共中央正式發出了《關于改變農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的指示》。此時,全縣農村的絕大部分核算單位已完成了這一調整,但有些還不夠完善。89月間,縣委書記吳書福親自帶領縣委常委、部委辦局的負責同志,各區委書記、機關干部共120多人,第三次進駐路橋人民公社搞調查研究。

    這次調研既根據中央的指示,圍繞基本核算單位的經濟問題和組織問題所涉及到隊的規模、干部、土地、耕畜、水利、林木、債務等八個具體問題,又聯系黃巖的實際,還對經營管理,農業生產成本,如何發展養豬,糧食的征購任務,如何開放糧食市場,以及當前有哪些政策措施影響農業生產發展和集體經濟鞏固等20多個問題,運用群眾路線的方法,廣泛聽取基層干部與社員群眾的意見。每個調查組對所調查的每一個問題,既比較如實地反映出情況,又對問題提出了解決的具體辦法。這次調查既完善了核算單位的經濟和組織問題,又落實了調動農民積極性問題的一些經濟政策和經營管理上的具體問題,然后由點到面地進行認真抓落實。

    此外,縣委還調整了工農城鄉關系,確定了農輕重的順序,突出農業的基礎地位。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的調整政策,農村形勢穩定,農民生產積極性得到進一步調動,農村各業在曲折徘徊中恢復與發展。1961年全縣糧食畝產由1958802斤減到654斤,到1964年畝產達1042斤,三年中畝產增加450斤;農業總產值由1961年的5767萬元,到1964年達7957萬元,增長44%以上,社員群眾的人均口糧由1961年的361斤提高到478斤,經濟收入也有增加。特別是畜牧業生產得到了很大發展,1961年全縣生豬飼養量16.11萬頭,1964年全縣飼養量達到51.97萬頭,年終存欄量31.97萬頭,比1961年增加一倍以上。澄江的紅旗公社雅林大隊過去受“左”的影響,縣、公社在該大隊“一平二調”,生產上搞瞎指揮,使這個隊生產受到很大損失。他們從1962年下半年開始,認真貫徹落實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副生產的決定》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60條);切實改善經營管理,進一步完善了定額計酬制度;在財務上,健全了會計制度,管好用活集體資金;對副業生產人員,采用了“死分活值交錢記工”的辦法,即根據各人常年勞動情況,參照農業評定全年向集體投工的數量,再根據全隊年終實際分配值來計算副業人員的每工上交值(活值),外加少量積累(0.2/工),副業人員交錢記工后,參加生產隊統一分配;在生產上,積極改善生產條件,興修水利,增強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由于政策的正確,社員群眾的積極性得到了調動,“五風”造成的損失很快得到了恢復,農村經濟又出現新的發展。到1965年,全大隊糧食畝產達1534斤,生豬飼養量414頭,每戶平均養豬2.5頭,經濟總收入16.1萬元,社員人均收入128.6元,創造了歷史最高水平。

農村人民公社的終止

    人民公社的體制和政策曾兩次作了調整,雖然對調動廣大農民群眾的積極性,對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是在肯定人民公社的前提下進行的調整。因此,對糾正“左”的錯誤是不夠徹底的,造成在“文革”的十年竟使農村工作發展到“左”上加“左”。

    林彪與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兩個反黨集團,在農村搞了全面奪權后,掀起大批“資本主義”、“唯生產力論”和“工分掛帥”,推行“政治評分”,“搞大寨式記工”等。也由于人民公社堅持“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仍然保留著過渡的具體形式,導致“文革”中一再發生“窮過渡”的錯誤。1965年全縣77個公社,1085個生產大隊,9868個生產隊,原先按公社工作條例60條全部落實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的,從1969年開始又改變核算單位。1972年全縣有72個大隊,396個生產隊過渡到大隊核算,至1976年由大隊核算的單位又增加438個生產隊。在人們的頭腦中誤認為只有搞逐步的過渡,才是搞社會主義。

    此外,還提出割資本主義尾巴,限制集市貿易和多種經營的發展。全縣各區、鄉、村的集市均被取消,全縣統一改為“510”逢市。這樣,全縣的政治、思想文化、經濟等處在一片沉悶的局面之中,農業生產也處于徘徊不前。1966年全縣糧食畝產1117斤,經過“文革”十年,至1976年,糧食畝產仍是1118斤,比1966年畝產僅增1斤,其中1968年至1969年這兩年每年畝產都減200斤以上。社員群眾的經濟收入,1966年人均64.38元,1976年人均收入66.23元,十年之后,每人只增2元。社員人均口糧1976年反比1966年每人要減45斤。

    197610月,黨中央一舉粉碎了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反黨集團,宣告文化大革命結束,從而人心得到安定。廣大農民群眾的積極性得到了調動,農業生產得到比較快的恢復和發展,糧食生產連續幾年獲得豐收。1977年全縣糧食畝產達1328斤,比1976年畝產增加210斤,1978年畝產1632斤,比1977年畝產又增加304斤,社員的經濟收入每人也增加30多元。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縣委認真貫徹執行黨中央重新確定的一條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個不適用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建設上來,并全面進行撥亂反正,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傾錯誤。在農村,按照中央指示抓住生產責任制作為振興農業的突破口,沖破了許多框框,實行一系列切合實際,順乎民心的政策,加強了農業的發展。這樣就使農村各項工作發生了歷史性的偉大轉變。

    1979年黨中央發出了《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對社員的勞動報酬提出了“可以按定額記工分,可以按時記工分加評議,也可以在生產隊統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業組,聯系產量計算勞動報酬,實行超產獎勵”的責任制形式,受到社員們的擁護。

    1980年秋,中共中央又發出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的75號文件,全縣農村逐步推行了聯產到組責任制。1981年以后,又普遍實行了社員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決社員勞動報酬與生產成果相脫節的矛盾,進一步體現了按勞分配的原則,農民有了生產自主權,積極性更高了。過去出工是“老婆拖老公”,現在“老婆催老公,出工滿堂紅,前面小孩跟,后面還有老公公”。社員們說,聯產承包到戶責任制“革了平均主義的命,鼓了勤勞人的勁,治了懶惰人的病”。

    隨著農村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198310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實行政社分開建立鄉政府的通知》。

    縣委遵照中央的批示,對鄉、村組織形式進行了改革。鄉建立鄉黨委和鄉政府,村建立黨支部和村民委員會,也摘掉了人民公社的牌子。

    回顧人民公社所走過的20多年的曲折歷程,也反映了我們黨由于缺乏經驗,在認識上有主觀偏面,違反了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特別忽視了我國的特殊歷史條件和特殊的國情,輕率地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造成在發展生產力上盲目求快,急于求成,在變革生產關系上盲目求公、急于過渡。加上人民公社在分配制度上存在平均主義和過分集中的問題,更使生產關系不能適應生產力的發展,造成矛盾越來越尖銳,以至影響社會、政治生活各個領域。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實踐和曲折歷程已經證明,雖然這是我們黨在指導方針上的嚴重失誤,但它最終是由我們黨自己來認識,自己在實踐中總結經驗教訓,自己來作糾正的,這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真正履行它對本階級和勞動群眾所負義務的一個最具體的表現”。我們黨歷來有自我批評的傳統,不向人民群眾隱瞞事實真相,敢于公開揭露和批評自己的錯誤。這樣不但促使自己迅速改正錯誤,而且密切黨群關系提高了黨的威信。1959年至1961年,我國外有壓力,內有經濟困難。當人民群眾由于受折騰遇到了生活困難的時候,我們黨的各級領導和廣大干部與群眾同甘共苦,同命運,共呼吸,不搞任何特殊,所以人民群眾始終同黨站在一起。經過幾次對人民公社的體制和政策的調整,收到的成效也是顯著的,不僅很快克服了困難,而且使農村經濟有了比較順利的恢復和新的發展。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貧窮落后不是社會主義,平均主義不是共產主義,要認清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最主要的任務是發展生產力,任何企圖超越時代,超越階段的想法和做法都是行不通的,其結果只會延緩社會主義建設的進程;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是不能違背的。一旦違背了,就必然要受到歷史的懲罰。

 

作者簡介

    葉明照,曾任黃巖縣委黨史研究室主任。

 

 

 

 

 

 

 

我所知道的人民公社

章顯林口述 周建燦整理

 

1958年“大躍進”開始,人民公社化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了起來。我所在的焦坑鄉江田村也不例外。

人民公社的特點是“一大二公”,即規模大與公有化程度高。而這個大與公是通過“一平二調”來實現的,即生產隊的勞力、財物實行無償調撥。

當時我們村里,每家每戶的土地、農具,甚至茅房等大部分生產生活資料都收歸集體所有,由大隊統一調撥。雖然有人不樂意,但在那個形勢下,只得服從。社員統一組織起來,進行集體勞動,收入集體統一分配,按年齡、技能,實行八級工資制。

男社員主要從事農田、水利方面的勞作。女社員除了做農活外,還從事繡花、編織等手工勞動。其中,為了解決女社員集體勞動的場所問題,村里將一些排屋的居民遷走,再把內部戶與戶之間的分隔墻拆掉,內部就聯通起來了,有了較大的空間,然后讓年輕女社員從事繡花、編織,于是民房變成了廠房。而村里較偏的房子,則被改造成畜牧場,也是將里面的墻壁拆除,擴大內部空間,用來養牛、養豬。畜牧場的工作主要由中年以上的婦女承擔。

村里大部分社員都參加集體勞動了,那么他們的吃飯問題如何解決呢?這是通過辦食堂來解決的。當時村里辦了一個大食堂,搭起大鑊灶,用大陶鍋蒸米飯,炒、煮菜蔬,燒好以后,再用木桶分送到各個點,社員憑飯票領取飯菜。大辦食堂目的是解放生產力,特別是讓婦女從灶臺上解放出來。

而我所在的焦坑人民公社,緊跟全國形勢,工農商學兵齊頭并進。

圖為焦坑大隊星江片生產隊向社員通報的1959年柑桔生產計劃。

工就是大辦工廠,除了前面提到的各村辦的繡花、編織工廠外,還有一些規模較大的化工廠、機械廠等。那時的化工廠就地取材,利用本地豐富的橘皮、橘葉、橘花資源,蒸餾成橘皮油、橘葉油等

產品,然后賣給國家,

作為制作香精的原料。原來沒人要的橘皮、橘葉成了農民增加收入的來源,我的學費大多是靠收集橘園里掉落滿地的綠色葉子和橘仁掙來的。機械廠主要生產農業機械,重點生產抽水機和碾米機的零配件,當時每個大隊都置有一臺大型抽水機與幾臺小型抽水機和碾米機。這些小工業出現為后來鄉鎮企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我們黃巖模具廠的第一代能人大多來自機械廠和抽水機廠的老倌。

農就是大辦農業。為了提高糧食產量,公社大搞科學實驗,大辦試驗田,先后辦有水稻、麥、油菜、柑橘等高產試驗田(園)。由于受浮夸風的影響,為了放水稻高產衛星,供人參觀,還特意開辟了高產示范田,將幾個田塊的水稻都移植到一起,期望通過提高稻株密度來大幅度提升產量。但是由于稻株密度太高不通風,導致水稻病害盛發,甚至稻稈發臭,為此人們還想出了用鼓風機來通風的辦法,這是非常搞笑的。

由于當時政府威望很高,加上人民公社體制,可以迅速集中人員,開展公共工程的建設,如公路、小水庫等水利工程建設,人們干勁很足,效率很高,一條公路的修筑,一條河道的治理有時能在幾天之內就完成。

    學就是大辦學校。焦坑公社是很幸運的。當時黃巖農校派了二十多位老師到焦坑公社農村鍛煉。印象中他們分成橋頭王、鳳陽(金河社)、江田等幾個點,住在農民家里,白天勞動,夜里組織社員學文化,學農業知識。后來還辦了紅專大學。這批老師都是高學歷的知識分子,他們有很多同學、朋友在科研單位工作,搜集一些科技資料為農業服務。當時他們還利用頭發研制了胱氨酸,底腳料釀醬油,影響很大。在他們的啟蒙下,焦坑公社的學風很盛。這批老師都成為了教授、研究員。

兵就是大辦民兵。每個村一個民兵連,利用早晚時間進行一些軍事基礎訓練,平時照常勞動。民兵有時還擔當“突擊隊”的作用,一些大工程或者那個村農忙缺人手,他們就可以頂上,而且不計報酬。焦坑公社星江大隊民兵連民兵工作成績突出,還出席全國民兵代表大會。

那是一個熱火朝天的年代,人們滿懷熱情,充滿干勁,以“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豪邁,去開創一個全新的世界。可是事與愿違,經濟困難不期而至。到了1959年,公社的糧食開始供應不上了。沒有足夠的大米,我們就只能在飯里面摻入大量的包心菜,做成泡飯,即便如此,在我們吃來,也是難得的美味。

之所以發生59年的饑荒,客觀方面的原因是58年澇災,59年連續90天的干旱,農業歉收,而國家糧食征購任務沒有減少,導致糧食的緊缺。

當然,“大躍進”與人民公社化運動本身存在著嚴重的弊端。首先,片面地夸大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不問自身的家底如何,拼命追求高速度、高產量,而違背了經濟發展的規律。其次,“一平二調“,搞共產風與平均主義,人們參加勞動很多時候是強制的,分配上干多干少一個樣,沒有相應的責任制,這就挫傷了人們的勞動積極性。第三,權力過度集中,公社事務干部說了算,人們沒有發言權,人們的智慧無法發揮。“瞎指揮”的情況時有發生,譬如為了大積肥料,將一整條河塘當作積肥坑,將雜草、葫蘆放到河里面,想讓它們發酵成為肥料,結果收效甚微,而且勞時費力,又破壞環境。

不過,人民公社化運動也并非一無是處,這種體制可以迅速集中力量,興修水利,辦一些大工程,如山塘、水庫修建,黃巖長潭水庫以及為其配套的黃長公路,就是那一時期完成的工程。而集體大生產這一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在中國延續了千年的私有觀念與封建意識,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動了社會發展。

 

作者簡介

章顯林,曾任黃巖區副區長、區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周建燦,黃巖中學教師。

 

 

 

 

 

 

 

 

 

 

 

 

 

人民公社時期令我記憶猶新的兩件事

戴天壽口述 吳偉玲整理 何志軍指導

 

我是富山鄉牛路村人。人民公社期間,我當過鄉文書、公社書記等職務,后到林業部門工作,退休后自己創業。回首往事,有兩件事至今難忘。

1953年至1970年,我一直在富山工作。在我擔任富山公社黨委書記期間,讓我印象最深的有兩件事:一件是在人民公社、大躍進時期,當平原地區鬧饑荒的時候,我們富山群眾還能靠山吃山填飽肚子。按當時的政策,大家都是集體勞動,不能私自開墾土地,種植作物,一經發現都被認為是挖社會主義的墻腳。為了讓群眾能夠有東西吃,我們當時靈活機動,放寬政策,對農戶私種地瓜(甘薯)、馬鈴薯等的行為沒有給予過多約束。靠著這些地瓜、馬鈴薯,很多家庭度過了那段艱難的日子。也因為如此,很多平原地區的女青年嫁到了富山。除了自己不挨餓,這些女青年還常常把山上的地瓜絲寄回家,支援娘家人。平原地區也經常有人拿衣服等物品來跟我們換地瓜絲。當然,也有個別家庭因為喪失勞動力日子確實過不下去。對于這類情況,鄉黨委也是特別照顧,特批些糧食、送些吃的給他們,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圖為戴天壽先生近照。

 

另一件就是1967年的時候,黃巖和周邊永嘉的群眾鬧矛盾,動起手來,打架時連鐵棍都用上了,事件鬧的挺嚴重,事后富山方面讓我去跟他們談判,解決這件事。當時談判的地點是在永嘉巖坦區,為了應付談判中出現的突發事件,我帶了包括鄉文書、醫生、拳師傅在內的四五個人到談判地點。說來還挺有意思,永嘉當地有一個習俗,談判開始前要殺豬、宰羊,最后誰輸了就誰負責買單。所以,我們一到,他們就開始殺豬、宰羊。談判的第一天,整個會場人山人海,雙方代表要挨個講話。輪到我們時,我在臺上振振有詞,有理有據,把對方說得啞口無言。我說完之后,永嘉方面的群眾心服口服,整個會場掌聲如雷。之后,雙方經過商談簽訂了“互不侵犯條約”。與開始相比,這時永嘉群眾對我們的態度來了180度的大轉

變,仇人變成了朋友,并熱情地招待我們在那里住了三四天。這件事也算是圓滿解決了。

197010月,我調任幸福公社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沒多久,浙江省要招首批工農兵大學生,我們黃巖有22個被推薦到杭州上大學,我有幸也成其中之一。縣里確定由我帶隊,就這樣,我走上了求學之路,踏上了人生新的征途。

 

作者簡介

戴天壽,曾任富山人民公社黨委書記,后在臺州市林業局工作直至退休。

吳偉玲,臺州科技職業學院學生。

何志軍,臺州科技職業學院老師。

 

 

 

 

 

 

 

 

 

 

 

 

 

 

難忘的蓬街公社往事

林瑞方口述 許安婷整理 何志軍指導

 

197011月,還處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在縣級機關斗批改干校學習后,工作崗位從黃巖縣委組織部下調到金清區蓬街公社工作,擔任公社主任、黨的核心組組長。19714月,公社黨代表會議選舉我為公社黨委書記兼公社主任。直到19784月,我被調回縣委組織部另行分配工作。在蓬街公社的這7年多時間里,我記憶最深的就是:舉旗、抓綱、學大寨。

舉旗

1970121626日,黃巖縣革委會召開由縣革委會委員及各區、鎮、公社、大隊等單位負責人參加的第七次全委擴大會議,要求大家要認真學習毛主席的哲學著作,全面落實黨中央的各項政策,深入開展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大慶,并部署了當年冬天和次年春天的有關工作。緊接著,在19715月,縣革委會就發出了《高舉“農業學大寨旗幟,奪取農業新豐收”》的號召書。號召書一經發出,全縣各地就紛紛行動起來,轟轟烈烈地開始搞農業生產。

我們蓬街公社也不例外,根據上級的指示精神,立即開展了工作。當時,廣播是一個重要的宣傳工具,幾乎每家每戶都有。我們利用廣播,每天播送毛主席著作、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重要文件精神,在群眾中營造大搞農業生產的氛圍。當然,公社干部自身的學習是必不可少的。在我們蓬街公社,每天早晨公社干部都要聽廣播進行學習,然后結合公社實際,討論一天的工作安排。早飯后,公社干部還要下到分片包干的生產大隊落實工作,中飯和晚飯都要趕回公社吃,這樣一天下來,干部們最少來回跑六趟,因此被稱為“六大頭干部”。當時,近的大隊離公社有一二里,遠的有二三里,而公社里只有一二輛自行車,如果中間有個什么事,公社干部一天走個10多里路那是家常便飯。再說了,如果你騎自行車下到生產大隊或生產隊,就會被社員說成“特殊化”。在夏收夏種等大忙季節,我們公社干部不僅要干好本職工作,而且還要下到各生產隊幫助勞動,解決實際問題。就這樣,我們蓬街公社把大搞農業生產的大旗高高地舉了起來。

抓綱

19719月,黃巖縣革委會發出《加強市場管理,堅決打擊城鄉資本主義復辟的通告》。通告指出,要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打擊投機倒把活動,加強對商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教育改造,對農村各類作坊嚴加整頓管理,嚴厲打擊流氓阿飛、慣偷,狠殺賭博、迷信等歪風。19725月,黃巖縣革委會又發出了《加強市場管理,嚴厲打擊投機倒把活動的通告》。根據上級指示,我們公社結合實際,堅決予以執行。公社首先通過廣播,狠批公社內存在的歪風邪氣,對情節嚴重的給予點名批判,大造正面輿論。當時,有個別情節嚴重的甚至進行了游鄉示眾,現在想起來,這種做法是偏激了。

此外,各生產大隊也結合實際召開大會進行宣傳批判。這樣一來,正氣上升,好人好事多了,歪風邪氣少了。比如,當時五、六塘種植的大片甘蔗,以前不乏有偷掰的路人,這之后就絕跡了。對于賭博,我們也是下大力氣整治。如果發現有慣賭者或開場放賭的,我們就把賭具都沒收了。對于那些聞風跑到鄰近社隊去賭的,一經抓住,我們也是嚴懲不貸的。經過一個階段的治理,公社的治安大有好轉。當然,那時的有些做法從現在看來也確實有些過左過火了。比如,買私豬肉(未經納稅)被抓就要狠批。這在現在看來是搞活經濟,但在當時就是投機倒把,就得放到階級斗爭的高度上,進行嚴厲打擊。

學大寨

197212126日,縣委召開農業學大寨會議,著重解決對農業學大寨的認識,規劃當前農業生產問題。通過學習、參觀,交流經驗,明確了方向,找到了差距,增強了信心,鼓足了干勁,大家表示奮戰二、三年,誓把黃巖建成大寨(式的)縣。

197393,黃巖縣革委會發出圍墾十塘海涂工程的通告。通告指出,十塘圍涂工程由金清三甲兩區組織所屬社、隊負責進行,圍涂面積2.1萬畝,要在1974年完成;圍涂方針是民辦公助,主要依靠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的力量,堅持貫徹誰圍誰有,即集體組織圍墾屬集體所有的政策。

根據以上會議和通告的指示精神,我們公社明確了農業學大寨的目標方向,并結合實際制定了具體計劃,認真實施。我們把全社的干部群眾都積極的動員起來,從上到下、齊心合力,大搞農田基本建設,全面開展興修水利,平整土地,大家戰天斗地,經過大干、苦干加巧干,公社完成了二公里長的八塘砌石和九塘圍墾任務,出現了三直三橫的寬闊道路,實現了田園格子化種植,糧食平均畝產超“雙綱”,各項經濟指標均在全區前列。

 

作者簡介

林瑞方,曾任金清區蓬街公社黨委書記、公社主任。

許安婷,臺州科技職業學院學生。

何志軍,臺州科技職業學院老師。

 

編后話:

    人民公社時期有一段時間,“舉旗抓綱學大寨”曾是比較響亮的政治口號。有些加了“鼓足干勁搞生產”,成了喜慶時的對聯。

 

 

 

我在富山公社的八年

鐘永玨

 

1970年,我從寧溪區調到富山公社擔任革委會第一副主任。第二年,因工作需要,我擔任了公社的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到1978年調離,我在富山公社前后工作了8年。現在回想起來,往事歷歷在目。

增產糧食

作者(前排左一)于1975年寧溪區工作檢查時與區領導和工作人員在北山村的合影。

19706月,我剛到富山公社就遇到了旱天,正值芒種前后,趕上水稻插秧和番薯下種,田里沒水,無法栽種。這時又處于文化大革命中期,干群對立嚴重,公社機構建立不久,新老干部矛盾較大,干部畏難情緒較重。如何進行抗旱保收?面對這種情況,公社召開了由全公20個大隊的大小隊長及黨員參加的抗旱奪豐收誓師

大會。在會上,我深入分析

了當時的形勢,動員大家消除矛盾,齊心協力抗旱保收,誓師大會取得了較好的效果。會后,在大隊干部的帶領下,大家克服困難,努力尋找水源,用肩挑、用手提,把水運到田頭,為插秧、種番薯創造條件。因此,全公社各大隊的水田都插上了秧,旱地大多種上了番薯。過了不久,就下起雨來了,這個難關算是度過去了。但當年的糧食產量卻不盡人意。全公社總產量只有300余萬斤。當時,富山上交國家的糧食任務是30多萬斤。不僅群眾的口糧不足,而且國家的任務也無法完成。后來,雖然向區里打報告減免了部分糧食征購任務,但是群眾依然吃不飽飯。鑒于這種情況,在年底的總結會上,公社提出以增產糧食來解決群眾吃飯問題,并落實相關的措施。

一方面是改良田地。富山的田地大都小而分散、形狀各異,有些田里還有巖石,耕作難度大,犁田時若不小心遇上巖石還會損壞犁頭。因此,我們采取小丘并大丘、裁彎取直等方法擴大田地面積,同時想方設法把田里的石頭打掉,減少耕作難度。我們還千方百計提高土壤的肥沃程度,發動社員到山上割草,填到田里積肥。后來,為了節省勞力,就直接在田里種上紫云英。就這樣,整個富山的田地質量逐漸得到了改善。另一方面是引進良種。原來富山種的水稻一直是“長紅”,畝產只有400斤至500斤。為了提高產量,我們引進并普遍推廣水稻良種“田季度”。推廣的第一年稻谷豐收時,我們一計算,畝產竟能增加100斤到200斤,大家都欣喜若狂。還有就是引進土豆的新品種。當時富山種植的土豆一個只有一兩左右,產量很低。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多次與寧溪區農技站聯系富山的農科員蔣金彪溝通,積極與縣農業局聯系,在他們的幫助下從新疆引進了土豆新品種。下種的當年,就取得了豐收。當時為了檢驗成果,我還專門到外坦和大岙兩個大隊觀看挖土豆,結果令人欣喜,大的土豆單個重七兩左右。這樣,土豆的畝產從幾百斤立即增加到了幾千斤,群眾是打心眼里高興。

就這樣,經過幾年的努力,到1976年,全公社的糧食總產量達到了620余萬斤。不僅群眾能夠吃飽飯,上交國家的糧食任務順利完成,而且公社還有了自己的儲備糧,大家喜笑顏開。

建水電站

剛到富山工作時,那里還沒有通電,晚上公社開會學習文件,只能用煤油燈照明。這情況還算好的,有些條件差的群眾家里只能用毛竹絲、松樹根來照明。面對這種情況,公社決定建造水電站,解決照明問題。

1970年,富山電站動工興建。但前期在建的三級電站設在富山嶺根大隊,它發的電所惠及的地方是幸福、寧溪、聯豐三個鄉,當時的富山仍然沒能用上電。鑒于這種情況,我和公社干部一起想方設法在富山規劃建設水電站。其中主體建在雙坑村的“七五”電站是當時富山所建的幾個水電站中最大的一個。它是利用富山三級電站的水源進行發電的。1973年至1974年,我們對該電站進行了規劃、測量,做好前期的準備工作。1975年初動工興建,年底建成。其發電量是160千瓦。在這之前,公社于1972年在距離“七五”電站直徑400米至500米左右的地方建了一個“雙西”電站,發電量是40千瓦,當時是解決了雙坑、西巖兩個大隊的用電問題。在“七五”電站建成后,我們又在半嶺堂建立了“七五”電站的三級站,發電量是100千瓦。期間,我們還在北山、決要、李家山等建造了小水電。富山當時分為三個合作區,這樣屬于第一合作區和第三合作區的半嶺堂、雙坑、牛路、西巖、外坦、大岙、張里等13個大隊基本解決了照明問題。

屬于第二合作區的田岙、外京、葡萄坑、李家山、蘭田、坑頭、英山7個大隊的照明問題怎么解決?公社主動與富山電站聯系,尋求他們的支持。當時的電站站長是陳崇梅,他表示愿意幫助解決。但是他提出公社也要支持電站的建設工作,幫助他們解決電站在建設過程中土地、山林等的政策處理以及移民等問題,特別是水庫為了蓄水發電,在外京大隊筑大壩與永嘉產生的矛盾糾紛。因為當時筑壩的這條溪是從富山流向永嘉的,富山在上游,筑壩以后對下游永嘉幾個大隊的農田水利灌溉就會造成影響。永嘉黃坦、李山等村的干部就來到富山找我們公社干部說理。經過我們的反復調解,最后他們與富山電站達成了協議,在旱天農田灌溉的時候開閘放水,流量按20%給他們,這事就這樣解決了。到1977年,富山公社的用電問題基本解決。

修路

有句老話叫“富山20個村12條嶺”,說的就是富山的路。富山山高路遠,沒有公路,群眾的生產、生活極其不便。就說趕集吧,那時富山沒有集市,群眾就得起大早走很遠的山路到寧溪趕集。為了方便群眾出行,1973年,公社向縣里打報告要求修路。按規劃,公路是從富山的王家店到永嘉的沿巖,總長17.4公里。由于資金等多方原因,我們計劃先修到決要。當時,縣里批復同意修建該公路,并撥款2萬元。197510月左右,公社召開了三四千人參加的誓師大會,號召大家齊心協力,修好公路。就此,公路破土動工。

公路修建時,我們想了一個辦法,就是分段落實,把修建的任務具體落實到村。對于修路,社員們熱情很高,都熱火朝天地干了起來。在農閑的時候,每天都有四千人左右參加修路。在農忙時節,大家就停工回家,進行農業勞動。參加修路的群眾每人每天還發給3角補貼。當時,由于公社資金緊張,而縣里撥的2萬元修路款只夠購買雷管、炸藥,給群眾的補貼基本上是每個大隊自行解決的。對于經濟相對困難的大隊,公社再向上級要資金給予一些支持。經過幾年的努力,到1978年,該公路初步建成。

發展衛生教育事業

由于是山區,富山的衛生教育事業都比較落后。群眾缺醫少藥,教育設施簡陋。為了改善這種狀況,公社積極尋求解決方法。

富山當時有一個診所,由于沒有專用的房屋,只能租賃在馬安山的大隊辦公室。租賃的房屋面積很小,大概只有一間半,幾十平方米,坐診的醫生也只有四五個,且專業醫療水平都不高。鑒于這種情況,在1976年我到縣里找當時的衛生局長沈仁學商量,提出我們富山想建6間房供當地診所使用,改善醫療條件。沈局長聽后對我們很支持,撥款2萬余元用于診所建設。新診所規劃建在馬安山原診所旁邊。要建房就必須征地。當時個別群眾有情緒,不想把地征給我們,經過深入地做思想工作,終于落實了6間房屋的地基。大約在1978年,6間房子就建成了。為了增強醫療隊伍,我們物色了兩個富山當地人,一個叫戴曉宏,一個叫梁衛東,把他們送到黃巖衛校學習培訓,培訓結束后回到富山診所從醫。

富山實行過村村辦校,這樣師資力量分散,有些小村一個老師教四五個學生,而且各年級學生混教。同時,富山還設有一個中心校,校址在半山村,大約有三四間校舍,三四個教師和二三十個學生。為了集中教育資源,公社決定新建富山中心校,改善教育環境,讓適齡的孩子都到中心校學習。1977年,我們在北山新建了富山中心校,大約有十幾間校舍,十幾個教師, 200名左右的學生。富山各村的孩子基本都到中心校上學了。

發展特色產業

林業是富山的一大重點。縣里對林業發展十分重視,1975年,組織全縣山區的公社書記、林場場長等到湖南會桐縣參觀,學習如何發展林業,聽取全國林業勞動模范張萬宏的經驗介紹。參觀回來后,由于富山的林業一直發展不錯,縣里又在富山召開了山區林業現場會,推廣先進經驗,縣委書記呂眾義參加會議,縣革委會常委王天仁主持。這之后,我們的信心就更足了,決心消滅荒山。我們主要采取封造結合的方法,對適宜種植的山地,種上杉樹;對于不適宜的山地,進行封山。同時,我們還積極發展毛竹林、苦竹林,爭取從6000畝增加到萬畝。此外,茶葉種植是富山的特色產業。富山原來種植的茶葉都是零星,不成片的,據當時的初步估算,總面積約1000畝。后來為了發展茶葉,我們提出每戶要種植1畝茶,同時要積極開辟成片茶園。到1976年,基本上每戶都能達到1畝的種植要求,成片的新茶園也不斷開辟,茶葉種植面積達到3000余畝。

1977年,縣三級干部大會在黃巖中學召開,我在會上代表富山作了典型發言。這年,富山被省、地、縣評為了先進集體。19784月我從富山調回寧溪擔任區委副書記、副區長,之后擔任區長。直到19949月退休,我都在寧溪工作。雖然在富山只呆了8年,即使后來離開了,我的工作也始終跟富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幾十年來,我見證了富山的貧窮、落后,也看到了它的繁榮、發展。現在的富山,道路寬闊了,信息暢通了,經濟發展了,群眾的生活水平也大幅度提高了,它正在逐漸成為名副其實的“富山”。回憶過去是為了更好地展望未來,我相信富山的明天一定會更好。

 

作者簡介

鐘永玨,曾任富山人民公社革委會第一副主任、黨委書記、革委會主任;寧溪區委副書記、副區長,區長。

 

 

 

 

 

 

 

 

 

 

 

人民公社的那些事

牟永國

 

    我叫牟永國,黃巖平田人,生于1936年。人民公社期間,我在富山擔任過公社副書記、書記等職。我來說說我所經歷的和所見到的一些人民公社往事吧。

1956年,半山和北山兩個小鄉合并為富山鄉。合并后,全鄉有14個村,1960戶,將近一萬人口。并鄉時,全鄉已有4個低級合作社。從1956年的下半年開始,鄉里全面組織成立高級合作社,絕大多數農戶都加入了合作社,只有少數地、富、反、壞、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及表現不好的人在社外。他們如果想入社,就必須要經過審批。

19575月,全鄉20個合作組織進行整頓、鞏固、提高時,黨中央發動了一場整風運動,層層召開會議,動員廣大干部群眾投入到這場整風運動中,把“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推向高潮。因此,當時社會上各種不同的言論很多,大字報滿天飛。有少數人還乘機向黨進攻,從事各種破壞活動。在我鄉農村,鬧退社、打干部的事時有發生。尤以李家山村最為嚴重。當時,該村的合作社建立不久,正有待進一步提高,而少數人就蓄意煽動,想要拆散合作社。為了制止破壞合作社的行為,鄉里決定由鄉長鄭咸春帶領周維招等三位同志到該村,逐戶訪談、做細致的思想工作。到了晚上,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當他們正在座談合作社的事情時,有一批青年人突然闖了進來,開口就大罵,還動手用木棍打人。隨后,哄鬧的人越來越多,干部根本無法進行工作,只好趁他們不注意時離開,回鄉政府。李家山村發生鬧社打干部的事在全鄉造成了惡劣的影響,也不利于當時合作社的發展。

68,中央發出了《關于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鄉黨委遵照中央的指示,結合本鄉實際,決定召開一次由全鄉群眾參加的大會。召開會議那天,因事先準備充分,到會的群眾達3000多人。會上,有18名干部先后上臺對64名犯有各種錯誤言論和破壞行為的人進行了揭發批判,并讓他們站在臺上接受了批斗。通過這次大會,干部增強了信心,群眾進一步明辨了是非。有的群眾當場表示,日后要聽黨的話,走社會主義道路,與干部一起把集體組織辦好。可以說,這次大會開得很適時,不僅針對性強,而且批斗打擊有力,從而使全鄉的農業合作社得到了鞏固、提高,推進了面上的其他工作。

19585月,我們富山鄉根據寧溪區委指示,在大辦農業的同時,全面發動,組織力量,洗鐵砂,為煉鐵提供原料。鄉黨委要求各隊開辦洗砂場,組織專業隊伍。同時各隊要有一名領導帶隊,還要配備一名記錄員記錄日產鐵砂量,并要逐級上報。當年78月間,全鄉20個洗砂場先后開始投入洗砂。開始時,因為對人工洗砂缺乏經驗,日產量很低,區、鄉領導心里十分焦急。為確保質量、提高日產,區委副書記翁良達親自帶領工作隊進駐富山,指導各洗砂場的工作。在這之后,洗砂場的日產明顯提高,從原來的每天生產幾噸,增加到了幾十噸,參洗人員信心倍增。因為洗好的鐵砂要及時運送到寧溪煉鐵廠,各村還組織了專門的運輸隊負責運送。這項洗砂工作歷時8個多月,最后除了運送到寧溪煉鐵廠的鐵砂外,各洗砂場還有庫存共計260余噸。

此外,為了大辦鋼鐵,我們鄉里還從各村抽調了20多人建起了一座小高爐,由李家山村村長李益秀負責建爐、燒炭。他們經過20多天的艱苦鉆研,建成了一座小高爐并開始煉鐵。由于缺乏經驗,經過了三天三夜,也沒煉出一點鐵水。但是他們不怕苦,認真找疑點,最終發現是由于火力不足造成的。問題解決了,鐵水自然也就出來了。煉鐵成功了,辦高爐的人員個個喜上眉梢。第二天,他們把煉出來的鐵一過秤,竟有一百六十多斤。當天,他們就把這些鐵送到區里,向區委報喜。

195811月,寧溪區改稱寧溪人民公社。為體現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優越性,區里決定把全區的黨、政、財、文等權力都集中到人民公社,把全區的農業合作社組成一個“工農商學兵”齊全的大公社。

人民公社成立后,公社黨委緊接著就研究提出了各種經濟建設發展計劃和有關的指標要求,采取了無償調用土地、實行全社統一核算、開辦食堂等措施,以實現吃飯不要錢,勞動發工資,行動軍事化的目標。同時,公社黨委還號召全社人民“放開肚皮吃飽飯,鼓足干勁搞生產”,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我所在的寧溪公社富山管理區下轄20個生產隊(村),116個生產小隊,有耕地5800多畝,以種植水稻為主。農民的糧食能自給,一年向國家交售余糧二三十萬斤。遵照公社提出的指標和開展各項工作的要求,聯系本轄區的實際,我們富山管理區該如何貫徹落實?當時,管理區從當地實際出發,將干部分成幾條線開展工作。

第一,調整好各生產隊的耕作區域,抓農田改造。農民入社的土地是生產隊集體的土地,各隊之間要進行無償調整,這在當時阻力很大,群眾反對生產隊,干部畏難,工作很難開展。黨委書記王小美及時深入各隊召開會議,聽取各方意見,尋找解決的辦法。經過數天的調查,他把各方的意見集中起來,最終提出了按照“以本隊為主,雙方協商,就近便于耕作”的原則把各隊之間的土地調整好。經過一個月左右的時間,那些應調整的土地就被全部調整落實到位了。

在各生產隊的耕種土地調整好后,接著就是全面發動群眾,組織勞力進行良田改造。他們根據本地的實際,把改造良田的工作全面鋪開。大岙生產隊的大岙垟把良田由小丘并成大丘;馬安山生產隊改溪擴田;北山生產隊的直路洋、田岙生產隊的后山把水田改成旱田;李家山生產隊開山造田;半山、西巖、半嶺堂、雙坑4個生產隊進行了地改田。經過一個冬春的奮戰,不僅提高了部分土地的質量,還增加了良田60畝。

第二,抓林副業,促全面發展。林業是富山發展的重點,北山生產隊的林業是我們抓林業建設的榜樣。可是當時林業產品銷路未打開,竹木樹不值錢。有的農戶砍樹當柴燒,高山遠山死竹死樹爛在山上。不少人家長年累月無收入,生活貧困。如何發展林、牧、副業以增加群眾收入,這是公社成立后的一項新課題。為此,經管理區研究提出:一是請供銷部門打開林副產品銷路,實行上門收購;二是各隊根據實際情況,發動群眾尋找副業門路,全面發展經濟。于是,馬安山和半山兩個隊就結合實際,組織了運輸隊,將富山一萬多人所需的生活資料從寧溪用肩擔到富山供群眾購買。各業發展剛起步,很難見出成效,而北山生產隊卻有一筆二萬元的林副牧收入。該隊干部認為,現在人民公社已實行統一核算,隊里應把這筆錢送交公社。在作出決定的第二天,生產隊干部就組織人員敲鑼打鼓地把錢送交到公社,以示獻禮。

第三,關心社員生活,辦好食堂。當時對于辦食堂這件事阻力很大。但是既然公社已作出決定,非辦不可,我們也只能采取一級壓一級的辦法,把食堂辦起來。管理區首先派出駐隊干部去隊里召開各種大小會議,反復講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優越性;人民公社實行行動軍事化,憑票到食堂吃飯,不用自己花錢。同時還明確從規定的時間起,各家不能開火,一律到食堂吃飯,而且這一規定必須嚴格執行,違者將受到嚴肅處理。在這樣的措施下,全管理區在規定的時間內實現了食堂化。

1959年,我們在“大躍進”的背景下,你追我趕、大干快上,誰都不想掉隊。為多產糧食,于是做出了一些違背常規的事。有人提出提前季節,早下種作物,把山區一年二季作物改種三季的辦法。是年剛到立春,管理區主任鄭咸春下村去田岙生產隊的下加山,動員社員下播番薯種。在社員們把番薯種下播后,他立即在下加山組織召開了由全區20個生產隊干部參加的現場會,推廣這種打破常規、提早季節下種的增產方法。由于春季作物播種時間提前,長出來的嫩苗怕霜凍,不久寒潮來襲,又遇到了怎樣防寒保苗的問題。為此,公社派來了工作隊。在他們的指導下,社員們備足柴草,送到田頭,并由專人在田頭負責守候。管理區也有專人負責指揮,如有寒潮到達,就立即通知,開始燃燒柴草,用燃燒的熱量來抵擋寒潮。

也是為了多產糧食,是年黃巖派專人去湖北孝感、麻城取經,回來后廣泛地介紹了兩地水稻畝產萬斤的經驗。孝感、麻城種植的水稻,密度高,穗數多。我們聽了介紹后認為,拔稻并是實現“高產”的好方法。當時按我們理解,就是把即將抽穗的稻株拔出來并入另一,水稻的密度提高一倍,成熟收獲時的產量也可增加一倍。我們按照這個方法做了,但結果卻是移植的稻株傷根后枯死,原有的稻株也受到了嚴重影響。有的群眾看到這種做法后說,這是沒事做的人想出的方法,真是瞎指揮。

由于上述種種原因,年初訂的生產指標到了年終無法完成,隊里實際上報數與年初計劃有差距,怎么辦?于是管理區決定召開一次隊長以上的干部會議,全面開展核產。當時會上有一條規定,就是參會者不報出“瞞”產數不得回家。因為這條規定,參會者一個個都很緊張。有的人聽領導的口氣,干脆順應形勢,報了個假數字就回家了。不到二個小時的會議,多數人也跟著這么做了,先后也回去了。但有少數幾個人,卻始終低著頭還坐在會場的角落里。記得當時有人對他們說:“別人都走了,你們去報個未報的數就可以回家了。”就這樣,一夜之間,因空報、假報,糧食多出了40多萬斤。

農業生產的大躍進進行得轟轟烈烈,但我們在指導農業生產的實際工作中,卻頭腦發熱,不顧農事季節、科學技術的要求去指揮生產,結果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損失。當時群眾家里底子薄,糧食短缺現象普遍存在。尤其是在三年困難時期,無糧在手的群眾只能餓肚皮過日子。正所謂靠山吃山,那段時間,富山的群眾只能利用山區獨特的自然條件,尋找可供充饑的食物。有一段時間,很多人上山采野菜、摘“竹米”(毛竹開花后結的種子)、挖黃狗頭等。我們還把原先喂豬的米糠粉、番薯葉、番薯渣和山上無毒的野竹也拿來供家人充饑。這段日子雖然過得很苦,但我們沒有發現有人外出乞討,倒是平原地區逃荒來山區要飯的人不少,平原地區嫁到富山的女青年也有60多人。

在這段艱苦的日子里,可以說有錢也無物,但絕大多數人是既無錢,又無物,生活困難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饑餓、營養不良等使很多人患上了胃病、浮腫病、大便不暢等疾病,無錢醫治,病人一天比一天增加,病情嚴重到無法行動的也不少。據當時統計,上述患者達600人,嚴重的有50余人。鑒于情況嚴重,縣委領導高度重視并及時派出了醫療隊帶著藥物到富山為貧困患者看病。經過一段時間的醫治,患者的病情逐漸好轉,醫療隊也離開了富山。

19619月,寧溪人民公社恢復為寧溪區,富山管理區改稱富山人民公社,這是根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執行的。196011月,中央發出了《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指示信要求全黨用最大的努力來糾正各種“左”的偏差,認為這場左傾冒進付出了慘痛的代價,不僅造成物質上的損失,而且在思想作風、社會風氣上都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并提出了糾正“一平二調”的共產風,整頓人民公社的管理形式,改變為以“隊為基礎,三級所有”的核算方式。接著,在19611月的八屆九中全會上,中央深刻總結了“大躍進”運動的深刻教訓。19621月至2月,中央在北京召開了七千人大會,進一步糾正了“大躍進”以來的錯誤,切實做好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工作。為貫徹中央“八字方針”精神,縣委召開四級干部大會作傳達。公社根據中央指示和上級的工作部署,召開會議進行貫徹。中央的指示和“八字方針”傳達后,廣大干部群眾表示要熱愛集體,搞好生產,管好林業,增加收入。各大隊都根據實際提出了新的發展目標,制訂了具體的政策措施,以便付諸實施。我們公社主要做了以下幾個方面工作:

一、糾正“一平二調”的遺留問題。為落實此項工作,寧溪區專門派副區長阮孔來到富山督辦,對在“大躍進”期間的平調及建小高爐過程中的有關問題等進行了處理。“大躍進”時北山生產隊送交大公社的二萬元獻禮款,因區里無力償還,由富山公社變賣北山三間樓房所得款項,予以還清。

二、改變作風,深入到隊開展工作。為取信群眾,公社決定,所有干部分片駐隊,責任落實到人。全公社20個大隊都有干部進駐,一個星期5天駐隊(吃、住在隊)。星期六在公社、星期天開會,村里需要幫助解決的一切有關事項,均由駐隊干部解決。這項制度一直堅持到“文革”中期為止。

干部“沉”下去,作風轉變了。駐隊干部重點幫助各隊搞好農業生產;制訂全年各季度所有農活的計酬標準,規定完成當天農活就按照定額標準記工分,這種方法全面實行后,極大地提高了群眾的勞動積極性,改變了此前出工不出力的現象。

三、抓重點,促全面發展。在很長一段時期內,農村工作堅持“以糧為綱”的方針,在實際工作中忽視了林牧副業的發展。即便如此,糧食問題還是不能解決,作為工作的方式方法需要認真反思,教訓非常深刻。在中央八屆九中全會精神傳達后,我們認真貫徹“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全面落實“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的農業生產方針,農村各業生產有所改善。全公社20個大隊每隊都有各自特色。如疇路建有竹筍基地;半山、北山、大岙、外坦建有毛竹基地;北山、李家山、照田、坑頭、東岙建有苦竹基地。林業基地的建立,同時也促進了封山育林的全面開展,各大隊都配有專業的護林人員,日夜看護。雖在“文革”期間遭受了一些損失,但山林積蓄量還是在連年上升。

茶葉是富山主要的經濟作物。全公社許多山地的地坎上都種有茶樹,雖不成片,但產量比較可觀。供銷部門很重視,派專人駐富山做技術指導工作。由于茶葉生產的效益高,茶農一方面加強對散種茶樹的管理,另一方面開辟新茶園,僅二三年時間就新發展速生茶園600多畝,使茶葉年產量達3萬斤左右。

 

作者簡介

牟永國,曾任富山人民公社副書記、書記。

 

 

 

 

 

 

 

 

 

 

 

 

 

 

“取水”與反水站

——我在沙埠公社的難忘記憶

柯元華

 

沙埠人民公社,在農村合作化高潮的1958年,即大躍進中誕生;在1982年改革開放的大潮中落幕,歷時二十四年。回憶這段歷史,使我心潮澎湃,思緒萬千。在這二十四年中,它有甜蜜,也有苦澀;有成績,也有失敗。要說的話很多,不知從何說起,在這里我就說說記憶中最難忘的那個“‘取水’與反水站”的故事吧。

1967年的秋天,高溫干旱,連續二十多天基本滴雨未下。正所謂“人怕老窮,天怕秋旱”,田里的部分稻苗開始枯萎,地里的多數番薯也已卷葉。此時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公社黨委已被砸爛,干部基本靠邊,處在無政府狀態。面對日益嚴重的旱情,擺在群眾面前的有兩條路:一是動員群眾,奮起抗旱保苗;二是鼓動民眾求神——取水(取龍)。

傳說本縣富山鄉南正頂上有一條神龍,其龍母就在沙埠公社的沙埠葉大隊。當時有人認為,造成大旱的原因正是南正頂上的龍王多年未來沙埠了,他想來看望龍母娘娘。

久病亂投醫,久旱亂求神。眼看稻苗即將枯死,當時隊里有人就想到去南正頂取龍求雨。該隊規模較大,約四百多戶、一千余人。在幾位老人的帶領下,一呼百應,三呼成群。他們肩扛苧麻袋,袋里放一只量谷衡器——“構”,“構”里放有清山水。他們擎著旗幟、打起鑼鼓、放著鞭炮,就開始了南正頂取龍之行。一行二三百人,人人頭不戴帽,腳穿草鞋,任憑烈日暴曬,志堅如鋼。

頂烈日、步黑夜,長途跋涉,步行近二百多里崎嶇山道,終于來到南正頂。他們到達龍潭后,就打開麻袋,點燃香燭,設起祭壇,五十歲以上的老人身穿麻布長衫(生苧衫、孝服),人人手拈青香,跟道士一同,口念“急急如我令,太上老星君……”的心經。

聽說連續念了二天三夜,即第三天凌晨,有一條小水蛇爬到了麻袋口。守在旁邊的護法人士立即將小水蛇攔進袋中,捉進“構”里。為了防止水蛇逃跑,他慌忙將麻袋口系牢。這才宣布取龍成功。

緊接著敲鑼打鼓、彩旗飄揚、鞭炮齊鳴,取水的一行人從南正頂出發,經富山、寧溪、烏巖、北洋、茅畬返回到沙埠葉。

久旱必有雨,就在頭一天,黃巖氣象站發布了氣象預報:“明天午后至上半夜,局部地區有雷陣雨。”這天傍晚,的確下了一場大雷雨。

這樣就形成了兩種說法,一種說“靠老龍王顯靈,龍來雨來。”另一種說“現在氣象預報準,說有雨就有雨。”可是民眾普遍認可前一種說法——“龍王顯靈”。

當時,我是沙埠公社的書記,也是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正在接受群眾批斗,自然無權過問上述的“取龍”事項。不僅如此,他們還揚言要把我拉出去“接龍”。面對這一狀況,我采取了回避的辦法。

使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人說:“走資派柯元華不老實,知道我們明天取水回來,就打電話給黃巖氣象站,叫氣象站播報‘明天午后到上半夜有雷陣雨’。”真是胡說八道,讓人哭笑不得。

在沙埠葉的群眾忙著取水的時候,下園生產大隊的黨支部書記王鳳能愁眉苦臉地前來找我說:“二十天未下雨了,晚稻、番薯、芋頭都快要曬死了,下半年社員沒飯吃,這將如何是好?”我就鼓勵他說:“不要怕,雖然黨支部靠邊站了,為了生產,你立即回去,大膽地發動全體社員,找水源,打水塘。必要時組織社員挑水澆灌,確保晚稻、番薯不被枯死。”

王鳳能回到大隊,當夜就召開了社員大會,號召大家說:“我們要開展生產自救,就在明天下午開始,社員一齊出動,進行挑水澆灌,確保稻苗、番薯不被曬死。”第二天下午,果然全大隊出動,一場聲勢浩大的挑水澆灌行動在下園展開。經過連續不斷地人工澆灌,的確收到了顯著的效果,枯萎的旱苗開始復活了。

但是,隨后又漸漸地發現水源不足,王鳳能就發動群眾找水源。他們在大隊前的風楊(溪柳)樹下、辦公室前,挖了口水塘。水塘里蓄滿了清涼的泉水,水源的問題就此解決了。

嘗到甜頭的王鳳能和社員們再接再厲,就在當年冬天,將這口新挖的水塘進行了加大加深。與此同時,他們還買來了抽水機,建起了反水站。下園反水站的建設成功,大大地鼓舞了廣大社員的積極性,緊接著,王鳳能帶領群眾開展改溪造田運動。

水能生財,也能改變環境。下園大隊前有一條大溪,大雨一下,就會山洪滾滾;三天無雨,溪中點水全無,白石子遍野,寸草不生。正所謂“沙埠、沙埠,水從泥下過”,有了這座反水站,下園大隊的社員在溪灘兩岸造起了水田。

說起造田,當時他們從山上挑來一筐筐黃土,平鋪在石子灘上,用木夯夯實黃土,成為一片黃土地。他們再從遠處挑來一擔擔泥土,加蓋在黃土上,這樣就將石子灘改造成肥沃良田。

經過連續三年的“苦戰”,近百畝良田展現在村前,金黃色的稻浪伴送著陣陣蛙聲,回蕩在美麗的山村。

因此,下園生產大隊黨支部被評為臺州地區先進單位,書記王鳳能也被評為臺州地區先進黨支部書記。

 

作者簡介

柯元華,曾任沙埠人民公社書記。

 

人民公社時期黃巖婦女工作二三事

王友華

 

1956年至1966年是國家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人民公社化運動、大躍進相繼發生。這段時間,我擔任黃巖縣婦聯主任,當時黃巖的婦女工作是緊跟黨的中心工作,在“勤儉建國、勤儉持家,為建設社會主義而奮斗”的方針指引下開展的。由于工作突出,1958年底,黃巖被全國婦聯確定為全國婦女工作重點縣。關于這段時期的黃巖婦女工作,有些我至今印象深刻。

發動婦女參加生產勞動

1958年,在中央提出“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指引下,各地群眾紛紛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之中。當時,為了滿足農業生產抓季節、搶時間、奪豐收的要求,黃巖縣委全面發動農村婦女參加生產勞動,以解決農村農業勞動力不足的問題。縣婦聯作為婦女工作的主管部門,在其中積極發揮作用,發現先進、培養先進、樹立標兵,動員廣大婦女向“標兵”看齊,積極參與社會主義建設。

當時,海門公社柵浦鄉為了發動婦女投入春耕生產,積極幫助婦女提高插秧技術,通過層層選拔婦女插秧好手,召開全鄉婦女插秧比巧現場會,選出了賀鳳英、許梅香、王美云、楊領鳳、何金鳳、王仙鳳、潘仙招7名插秧能手。為了進一步激發婦女的插秧熱情,鄉里決定讓這7名女插秧能手跟男社員插秧好手進行比賽。在大姐賀鳳英的帶領下,7名女插秧手苦練了一套快速插秧法(即沿用至今的插秧方法),并在與男社員的比賽中獲勝。比賽時7名婦女的突出表現被觀賽的社員們稱贊為好似“七仙女”下凡。“七仙女”便因此而得名。后來,七仙女”在全縣、全省的婦女插秧比賽中均獲得了第一。同時,在鄉里的組織下,這7名婦女插秧手組成了“七仙女”生產小組,包種了生產隊的29畝水稻田,通過苦干、實干加巧干,在插秧技術上,“七仙女”創造了每人日插(2×5密植)秧苗1.5畝至2畝的速度,比常規插秧提高了12倍。之后,“七仙女”生產小組又包種了25畝田種植棉花,通過潛心鉆研植棉技術。在改革育棉工具中,研制成功手搖、電動兩用制缽運缽聯合機,由3人操作,每天可制培育棉苗的營養缽8萬只,提高功效6倍。

有了這樣的好典型,縣婦聯就迅速進行了總結推廣,充分調動廣大婦女的勞動積極性,讓她們與男社員一起勞動,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為了進一步做好總結推廣工作,1959321日,縣婦聯搬到葭芷辦公,對“七仙女”進行具體幫助和指導。“七仙女”的先進事跡在縣婦聯的總結推廣下,逐漸被大家所熟知。1958年至1963年間,“七仙女”連年不斷地以勞動模范、勞動積極分子、“三八”紅旗集體(手)等身份參加中央、省、地、縣各種大會,多次受到表彰。由于“七仙女”的事跡和影響力,1958年至1959年間,全國各地有幾十批代表團前往葭芷“七仙女”棉花實驗基地參觀學習,太平洋和平理事會等一批外國友人也前來參觀。當時,《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等都對“七仙女”的事跡進行了報道。

這一時期各條戰線的婦女標兵大量涌現,出現了“十仙女”、“花木蘭”、“十女突擊隊”、“十女英雄場”、“鐵姑娘”、“十女全能養豬手”、“三八選種隊”、“三八英雄連”等標兵專業隊伍1459個,15986人。

在先進典型的感召下,婦女在生產勞動中大顯身手。農業生產方面,1958年至1959年間,在縣委“大搞試驗田”的號召下,廣大婦女積極響應,大搞試驗田。全縣有婦女豐產方780個,9380畝;有63000多名婦女參加勞動,共種早稻試驗田1821畝、晚稻試驗田1263畝、柑橘試驗田184畝、棉花試驗田120畝,并獲得豐收。1959年,全縣有近20萬婦女投入農業生產一線,在春耕生產中,組成拔秧、插秧專業隊2500多個,30000多人參加插秧。在夏收夏種季節,組織割稻專業隊5090個,54260人。在秋收冬種時期,全縣組織了收、曬、打、種、摘橘、采棉花等各種專業隊9200多個,176290人。治山治水方面, 1958年冬至1959年春夏之交形成高潮。全縣各級婦聯發動婦女植樹造林,與男社員一起開墾荒地、荒山30多處,造田造林。不少鄉、社、隊還單獨組織婦女開辟“三八”紀念林等。同時,廣大婦女每年都參加興修水利,出勤高達20萬人次。全縣各公社都組織青壯年婦女參加省重點水利工程——長潭水庫的建設。頭陀、烏巖、茅畬、秀嶺、平田等地組織婦女建成了多個“婦女號”、“木蘭號”小水庫(山塘)。技術革新方面,在1958年開展的全縣婦女生產技術革新中,有12萬名婦女參加學習插秧技術,有1600多人學會使用插秧機,社隊都建立了雙輪雙鏵犁練武基地,有1900多名婦女參加訓練。全縣訓練了各類婦女技術員17189人,女機械員和新式農具手3577人。1959年在農具革新中,全縣婦女革新大小工具4334件,涌現出232個革新標兵,2595個先進技術革新能手。工業生產方面,1958年,工業戰線開展了優質高產紅旗競賽,廣大婦女職工積極投入到競賽中。路橋棉織二廠的女工鐘桂香,刻苦鉆研技術,大膽革新,試織成功皺心格、大方格、上星格等4種棉布花紋,并在廠內組織了“十織女”,幫助其他女工改進技術,提高布匹的出品合格率。院橋公社豐收大隊廣大婦女為了提高草帽編織功效和質量,采取了蒸汽織帽法,并試驗成功。這一方法經由縣婦聯在全縣推廣。

婦女積極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社會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從1956年到1965年,女黨員出席縣黨代會的比例均占9%以上。婦女出席縣人民代表大會的比例更高,二屆(1956年)占23%,三屆(1958年)占20.3%,四屆(1961年)占29.61%,五屆(1963年)占27%

推動婦女勞動保護和保健、托幼事業的發展

縣婦聯認真貫徹執行男女同工同酬政策,制訂了婦女勞動保護政策,發展了多種形式的托幼園所,解決了婦女參加生產勞動的后顧之憂。

大躍進運動中,由于在發動婦女參加生產勞動時對婦女勞動力的身心健康保護不夠,致使婦女的患病率增加。196010月,縣婦聯對全縣16歲至45歲的12萬名婦女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患婦女病的有16440人。其中患閉經的有5059人,子宮下垂的有499人,宮頸糜爛的有4492人,痛經和月經不調的有5681人,有滴蟲的有679人,同時出現浮腫病。根據以上情況,縣婦聯于19616月提出婦女勞動保護的意見。同年711日中共黃巖縣委批轉縣婦聯關于加強婦女勞動保護的意見時指出,“縣委認為縣婦聯提出的意見,值得各地在工作中根據具體情況進行研究,注意勞動保護,以保證婦女身體健康,保證不誤農時。”縣婦聯提出的實行婦女勞動保護的具體辦法是:1、按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規定,婦女每月休息6天,假期由婦女自己支配,一般安排在月經期間;產假45天,產后三個月內不分配重活,產假營養品憑證優先供應,供銷部門不能隨便克扣。2、根據婦女體質強弱和生理特點的不同情況,各生產大隊、生產隊在安排農活、分配工作時應給予適當照顧,一般地分配干輕活為宜。3、對孕期、經期、哺乳期及家庭多子女的婦女,應允許她們遲出工,早收工,不干重活,不下水田勞動;孕期不做重活,不做彎腰活;哺乳期分配近活,并允許在上午、下午的工作時間中各喂奶一次。4、對已經治愈子宮下垂和閉經的婦女,應注意適當休息與營養,以鞏固療效;對未治愈的婦女繼續治療,并采取藥物、營養、休息、精神綜合治療法,要求大部分治愈。5、在雙夏農忙時期,從實際出發,舉辦多種形式的農忙托兒所(組),提高婦女出勤率。保育員的工分問題,可由生產隊與家長協商解決。1961年以后,農村婦女基本實行4期(經、孕、產、哺乳)的保護,婦女勞動力的勞動保護得到了改善,她們的勞動熱情進一步高漲。

在發展婦幼保健事業方面,重點關注的是提高嬰兒出生成活率。1956年,為了提高嬰兒的出生成活率,政府要求不斷改進舊法接生,推廣新法接生。同時,大力發展婦產院,培養新法接生員。到1957年初,全縣婦產院有162個,接生員498人,共新法接生13972人,占出生嬰兒的54.4%1957年,縣婦聯在積極做好減少嬰兒死亡率的同時,全面開展育兒知識教育和適當進行避孕知識宣傳。在出生防疫和婦幼保健部門的配合下,縣婦聯抽調了人力,組成宣傳隊,帶著宣傳影片和資料,深入各區、鄉進行宣傳教育。是年,全縣產婦分娩新法接生率達到100%。而這一時期,開展避孕節育,實行優生優育,計劃生育,主要是對多子女的父母提出的。各級縣婦聯和業務部門有重點地向農村婦女中多子女的父母推薦避孕工具,宣傳避孕方法。

在托幼事業發展上,1957年縣婦聯就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提出了:必須認真地解決婦女參加生產勞動因孩子拖累帶來的困難,根據生產的需要,本著勤儉辦社的精神,大力發展多種形式的托幼組織,采取親幫親、鄰幫鄰、分散托管,統一領導的辦法解決。根據縣婦聯的要求,各級婦聯組織積極辦起了多種形式的托幼組織。全年全縣農忙臨時托兒所有665個,受托兒童6325人,保育員1353人。縣婦聯為了解決縣級機關女同志下鄉工作因孩子拖累的困難,也辦起了托管小組,找了一名失業女青年專門負責照顧孩子的生活,進行作業輔導。1958年,界牌鄉在托幼工作上成績突出。當年為保證婦女出勤,界牌鄉成立了福利委員會,經過思想發動、摸底排查、反復討論,決定在工廠辦托兒所,生產隊辦托兒組。實施時,他們以統一領導,分小組托管為主、小隊集體托管、個別托管等形式開展,采取公議報酬,隨意交接,不加限制的辦法,在全鄉實現了托兒化。到720日止,共組織常年托兒組3個,農忙臨時托兒組125個(其中集體托管的10組,分散托管的115組),托管兒童965人,占應入托兒童的98%,有保育員617人,解決了838個婦女參加勞動生產的困難,使全鄉夏收夏種提前完成。為此,縣婦聯向縣委上報了關于界牌鄉組織全鄉托兒化的報告。縣委肯定了界牌鄉的做法,并向全縣各級黨委批轉了該報告。1959年在發動婦女投入生產高潮的同時,縣婦聯提出要繼續鞏固提高幼兒所(組),全托要積極恢復,分散的要全部恢復。同時,要辦好食堂等福利事業,兒童飯菜由生產隊食堂供給。到1960年夏收夏種時,全縣辦起了托兒所3515個,入托兒童57051人,幼兒園1684個,入園兒童45690人,受托率達85%,使全縣12多萬名婦女勞動力安心投入了“雙夏”生產勞動。

提倡移風易俗,勤儉辦婚事

三年困難時期過后,由于對《婚姻法》的宣傳有所放松,在社會上封建包辦買賣婚姻有所抬頭,借婚姻索取錢財、鋪張浪費辦婚事等現象嚴重,早婚、童養媳、重婚時有發生。19629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提出了要狠抓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階級斗爭,要開展以“興無滅資”為內容的社會主義教育。縣委對縣婦聯提出,要繼續深入宣傳貫徹《婚姻法》,把《婚姻法》的宣傳教育列入當前社會主義教育的一項內容。縣婦聯根據縣委的指示,配合有關部門,大樹先進典型,層層表彰、宣傳,以典型引路,推動《婚姻法》的宣傳教育深入人心。

1962年下半年開始,縣婦聯每年都利用“三八”、“五四”、“國慶”、“元旦”、“春節”等節假日和板報、幻燈、廣播、文藝演出等形式,進行大張旗鼓的宣傳教育,要求廣大婦女以共產主義道德對待婚姻家庭問題,大力提倡婚事新辦,教育廣大青年要樹立先立業后成家的思想,提倡晚婚,實行計劃生育。1962年底,縣婦聯與宣傳部、文化局等部門聯合,總結了焦坑公社涼棚嶺大隊社員葉根土嫁囡用“傳家寶”作陪嫁的新事新辦的典型,在全縣大力宣傳,收到很好的效果。葉根土的“傳家寶”是一張有故事的大照片。19502月,《浙江日報》攝影記者徐永輝在嘉興縣七星鄉采訪時為解放前在那里幫長工的農民葉根土全家拍過一張照片。1959年國慶節前夕,徐永輝在黃巖采訪時又遇到了早在幾年前就遷回黃巖的葉根土一家。當徐永輝拿出從前的那張照片時,高阿二(葉根土的母親)一時竟沒能認出照片中愁苦憔悴的一家人。往昔的艱苦與眼前的幸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徐永輝情不自禁地又拍下了葉根土幸福的全家照及全家人在生產隊參加生產勞動和孩子學習的照片,后在《浙江日報》上作了“一戶人家十年間”的攝影報道。因此,在196010月,深深體會到幸福生活來之不易的葉根土,在大女兒出嫁時,把“一戶人家十年間”的照片作為了陪嫁,希望女兒以及她的孩子們珍惜幸福生活,報答黨的恩情。1962年《浙江日報》報道了題為“陪嫁的傳家寶”加上“重要的一課”評論文章,后改為“必要的一課”,開辟專欄進行討論。葉根土成了全省聞名的移風易俗、破舊立新的帶頭人。之后,這“陪嫁的傳家寶”被收藏在了中國人民革命歷史博物館。同時,黃巖縣委組織了寫作班子,根據葉根土的事跡創作了名為《陪嫁》的越劇進行演出。葉根土的事跡還以廣播、圖片等形式進行了廣泛宣傳。機關、學校也邀請葉根土給干部、學生作報告。葉根土的事跡可謂家喻戶曉。

縣婦聯在深入宣傳貫徹《婚姻法》中,還總結了嶼下大隊婦女主任李彩霞“三讓木料,勤儉辦婚事”的先進事跡。1962年因大隊辦畜牧場急用木料,李彩霞就主動把自家多年積攢起來準備給大兒子結婚時修房子、辦家俱用的大小木料10多株送給了大隊。1963年大隊的牧場要蓋房子,她又把自家一間屋的木料、椽料和屋瓦送給了大隊,大隊要給她折價,她怎么也不肯。后來,家里僅剩的一株給兒子做家俱用的大木料也送給了同大隊因失火燒毀房子的沈法生。縣委把“三讓木料”的事跡向《浙江日報》作了報道。縣婦聯把李彩霞的先進事跡在全縣廣為宣傳。通過宣傳教育,結婚講排場、比闊氣、揮霍浪費等現象減少,新人新事不斷涌現,社會面貌煥然一新。                                                                                                    

 

作者簡介

王友華,曾任黃巖縣婦聯主任,于19882月以副縣級離休。

 

 

記憶里的黃巖教育

陳理堯口述 楊艷潔 官文鳳等整理 趙雪蓮指導

 

1986年,我調入行政部門,離開了工作30年之久的教育系統。新中國的教育可以說是風風雨雨,歷經滄桑。一些往事,我至今記憶猶新。

解放前,黃巖沒有大學,只有中學。當時在地下黨的領導下,特別是新中國建立前后,學生們都很活躍。那個時候我還沒上中學,但一些基本情況還是知道的。

解放前夕,在地下黨的領導下,許多學生秘密參加了團組織,以及一些進步組織。黃巖中學、路橋中學都有地下團組織。那時有一些進步學生反抗國民黨反動政府,宣傳共產黨的政策,秘密傳遞解放軍節節勝利的有關消息,向反動政府和軍警開展各種形式的斗爭。如1948年,在地下黨的領導發動下,路橋中學幾十名學生為了爭民主,反暴行,聚集在國民黨軍警駐地,強力要求懲辦那個施暴軍警。現場的局面很激烈,軍警甚至動用了武器。地下黨為了避免不必要的傷亡,就組織學生暫時撤離。后來,平津戰役,淮海戰役解放軍都節節勝利。進步教師和學生在學校地下黨組織下,向社會各界傳遞消息。一解放,他們就配合人民解放軍宣傳共產黨的政策,社會氣氛搞得很是活躍。其他學校,如黃巖中學等也一樣,在校內校外,宣傳共產黨解放軍為人民群眾爭自由,求解放的故事,為社會營造了濃厚的政治氛圍。

解放前,我因家庭貧窮而輟學。后來,一些上了中學的同學來到我家跟我說:“現在解放了,是共產黨領導了,讀書不用錢,家里沒有錢,還可以享受助學金”。當時聽了之后很高興,解放后不久,我就去讀中學了。

那個時候,雖已解放,但是一些國民黨的殘余勢力活動還比較猖獗,學校就組織師生到街上去巡邏。大家白天上課,晚上巡邏。黃巖、路橋都有這種行動。不少教師學生拿著槍、棍到街上巡邏,保衛紅色政權。那時,捍衛人民政權是頭等要緊的任務。當時有些教師和學生干部還佩槍,我們路橋中學大概總共是56支步槍,1支手槍、1支駁殼槍。步槍交給學生會管理,手槍交給團支部管理,駁殼槍交給教育工會管理。我當時在團支部任職,所以也參與管理手槍。后來,社會安定了,這些槍支也就上交了。

學生政治活動比較多。比如參加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等宣傳活動。學生做這些工作都很積極,特別是一些學生干部。說來好笑,我當時還在念初中二年級,才十幾歲,就被要求到下面去作宣傳報告。現在想想,當時年紀那么小,作報告時能講出些什么呢?我記得有一次到手工業聯社去宣講,是在一個坐了一百多人的小會堂里。那時還有許多學生參軍、參干。參干指的是參加干部培訓,準備離校參加工作。當時上課是其次的,參加這些活動才是首要的。如果有什么運動來了,即使學生在上課,也要隨叫隨到,隨時出發。學校還搞工讀,也就是現在的勤工儉學。當時路橋中學辦了米廠,工讀的學生要在米廠里干活。還有一些種菜的活,學校里面所有的地都種上菜,每個班級的種菜數量還要進行比賽;還有挖荷花塘等等。

解放初,學生參加社會活動很多。在那時,參加社會活動和生產勞動的情況是考察學生思想政治表現的重要條件,學習成績反而不怎么重要。新中國成立不久,教師大多是舊社會過來的,難以適應新社會的要求。1952年夏,全省的教師都集中到杭州,在浙江省革命大學進行“思想改造”學習,還派了學生代表參加。那時候黃巖中學、海門中學、路橋中學等規模比較大的學校分別派了2名學生參加,我是路橋中學的代表之一。我們的任務就是在教師“思想改造”的學習過程中,揭發批判他們的舊思想意識。在學習中,老師們要向黨交代自己過去做的不好的事情和舊思想,因為有我們在,他們覺得如果在學生面前交代問題,以后就難以進課堂,上講臺,所以許多教師在“思想改造”學習中不啃聲,不敢暴露問題。看到這個情況,省委決定把我們這些學生與教師分開,單獨組織,自行學習。這樣,大多數教師也就愿意把自身存在的問題都交代清楚了。

1952年國務院發出了《中學暫行規程和小學暫行規程》,要實施智育德育體育全面發展的教育方針,把智育放在首位。團中央領導也提出,學生要把學習當作重要的任務。《中學暫行規程和小學暫行規程》頒布以后,學生參加社會活動的任務大大減少,這樣就有更多的時間專心學習,也開始重視學習。

到了1955年,國務院提出以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學生,培養他們成為社會主義社會全面發展的成員。接著,毛主席發出“三好”號召,要求學生“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工作好”,不是讓學生去干社會工作,而是要求學生思想政治表現要好。1957年,毛主席又提出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從這時開始才把德育放在智育前面,這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到了1958年,中央明確提出“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之后,又提出教育要培養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但另一方面又提出突出政治,強調階級斗爭,反映出“左”的傾向。接著,又高舉“三面紅旗”,即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當時,各項事業都要“大辦”。工業要“大辦”,農業要“大辦”,教育也要“大辦”。黃巖辦了好多學校,除各個區都辦有中小學外,還辦了許多專業學校,如水利電力學校、化工學校、水產學校、農業中學等。我就曾在水利電力學校擔任過黨支部書記,結果才辦一年就辦不下去了,因為軟硬件都跟不上。大煉鋼鐵的時候,學校也轟轟烈烈地在操場上建小高爐煉鐵。許多學校還建立小農場,積極搞農業,教師要定期帶著學生去田里勞動。同時,學校辦工廠也是搞得轟轟烈烈。

1966516,文化大革命運動全面開展,學校停課鬧革命。學校的黨政工團組織及其負責人如同全國各地各部門一樣,受沖擊,挨批判,遭癱瘓。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期間提出“兩個估計”。第一個估計是,教育部門的領導權不在無產階級手中,推行了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基本上沒有得到貫徹執行;第二個估計是,原有教師隊伍中大多世界觀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是這兩條“估計”,把解放以來到文化革命前的教育事業全盤否定掉,學校都被搞垮了。這“兩個估計”提出時,我剛好在杭州參加全省教育工作會議。會議期間傳達了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精神,聽到了“兩個估計”,大家都了,難道我們辛辛苦苦搞了17年的教育都錯了?我們都推行了反動的修正主義路線了?在會上針對這“兩個估計”發言時,好多人都嚇得不敢講。此后,全國大中小學校全部停課,搞大串聯、造反,所有領導都得靠邊站。在路橋中學,有一個晚上開大會,學生要批判沖擊資產階級統治學校這個現象,一下子把學校領導和教師十多名推到臺上,當作“牛鬼蛇神”批斗。當時有人提出:“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讀書越讀越蠢”。學校領導被打成“走資派“,骨干教師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認真學習的學生被批判為“走白專道路”……

在一次高考中,有一個東北考生實在考不出來,就在卷子上寫了幾個字,內容大約是:在某某年參加勞動,沒有認真讀書,實在寫不出來。結果,他被捧為敢于同反動的修正主義路線作斗爭的好漢,被稱為“白卷英雄”。那時,在學校里,凡是敢于“造反”的,頭上長角、身上長刺的都是“革命造反派”,凡是主持公正的,都是“保皇派”。“造反派”可以對“走資派”、“牛鬼蛇神”任意關押,無情批斗,拳打腳踢。那時我在一所初中工作,那里的學生造反意識還沒有這么強烈,我只是站在臺上被批判了幾次,還有就是在街上掛著牌子站在凳子上示眾。后來,我被調到廚房里去勞動,還好,我跟廚師關系處得挺好,他們同情我,沒讓我干重活。

文化革命搞了幾年以后,開始復課。復課之后實行“開門辦學”。所謂“學工”,就是大量時間在工廠里勞動;所謂“學農”,就是去農村進行勞動;所謂“學軍”,就是到部隊里軍訓或者請軍隊里的人來學校軍訓。課程全部重新編寫。物理課學農機;化學課學農藥化肥;政治課學法家批儒家。還經常組織學生“拉練”。由老師帶著學生出去,去練腳,目的是“練好鐵腳板,打擊帝修反。”記得有一次,我領隊帶著幾個老師和一批學生去雁蕩山“拉練”。由于背著行李,路又遠,到后來很多學生都走不動了。有老師就跑來跟我商量,是否能夠找輛拖拉機來運學生的行李,減輕他們的負擔。按照規定是不能這么做的,但是看到學生們疲憊的樣子實在不忍心,我也就默許了。由于山路不好走,下山時,拖拉機出了事故,險些沖下半山腰。當時有個女學生隨行,還好她比較機靈,及時從車上跳下,否則就釀成大禍,我們這些老師也要遭難。那時,有的學校還搞所謂的“教改”試驗,讓學生上課,教師聽課。這種荒唐事還當成好經驗進行宣傳推廣!

197610月文化大革命結束,終止了內亂,終止了以階級斗爭為綱。全國劫后重生,學校也恢復正常,開始復課。

改革開放初期,黨中央提出要把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的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作為黨的教育方針。之后鄧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教育事業呈現了欣欣向榮的景象。那時我在路橋中學工作,提出了要扎實抓好學生“雙基”。那個時候提出的“雙基”與現在教育部門提出的“雙基”在內涵上不一樣。當時的“雙基”指的是“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基礎知識”要扎實,又融會貫通。“基本技能”要熟練,要觸類旁通。同時,要強調教師的主導作用,特別強調要重視45分鐘的課堂教學。要在有限的時間內,既要很好地完成教師授業解惑的任務,又要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達到教學相長的目的。

后來,我離開了路橋中學,到教育局工作,工作的時間也不長,就兩年左右。之后,我調到了其他部門,教育方面的事情就不清楚了。

 

作者簡介

陳理堯,曾任黃巖縣教育局局長。

楊艷潔、官文鳳,臺州科技職業學院學生。

趙雪蓮,臺州科技職業學院老師。

 

 

 

 

 

 

 

 

 

 

人民公社時期的群眾文藝創作

王懷佐

 

1958 9 月,黃巖縣第一個人民公社——西江人民公社成立,到19843月,人民公社改社為鄉結束,歷時26年。期間,筆者先是以業余作者身份參與了黃巖的群眾文藝創作活動,后又調到文化部門工作,成為群眾文藝創作的組織者、輔導者,親歷了大躍進、國民經濟調整、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初期四個不同的歷史階段。下面,筆者就人民公社時期群眾文藝創作分階段作簡要回顧。

大躍進期間(1958-1960

1958年,在全國公社化運動的推動下,全縣10個區公所也被撤銷,全部掛上了人民公社的牌子。由于當時的人民公社沒有建立文化站,群眾文藝創作由縣政府文化部門主管,縣文化館直接組織輔導。這年上半年,縣文教局的宋仁華與縣文化館的錢才松參加了省文化局召開的文化工作會議。會議主要議題是要大力宣傳“大躍進”,大搞“詩畫村”。他們回來以后就派縣文化館干部王志良去鼓嶼公社方山下大隊試點,建立了本縣第一個“詩畫村”。關于這個詩畫村的具體情況,筆者曾想采訪當時的村干部與農民詩人、畫家,搜集當時村民創作的詩畫,但遺憾的是畢竟時隔57年,當時的村干部和農民詩人大多已經作古,少數健在的也因高齡而記憶不清,文字資料流失。幸好在區檔案館的幫助下,筆者找到了1958年、1959年《黃巖報》上的兩篇文章。一篇是喻友根、張文超寫的《新春佳節訪詩村》,它形象地描寫了方山下村墻前屋后寫滿詩句畫滿圖畫的情景。有兩首墻頭詩為證:“書記隊長來掛帥,連夜粉墻把詩添,檢查好比春雷發,一夜東風萬花開。”“地不空一寸,人不閑一刻,讀書當休息,題詩滿墻壁。”還有一首詩更充滿了農民自豪感:“既是農民又工人,農民要做大詩人,自己作詩自己讀,李白不如種田人。”據這篇報道記載,在短短不到兩年內,這個村的農民寫出了5867首詩。另一篇則是《童橋里工農詩畫選》(童橋里是一個自然村,是方山下村村部所在地)選登了村民創作的5幅詩配畫和4首詩。如《公社養大豬》:“人民公社真正好,隊隊都把畜牧搞;養起肉豬重萬斤,一輛汽車裝不了。”詩邊配著一幅畫,畫的是一輛大卡車,載著一頭大肥豬。又如該村俱樂部主任邱連均的《麥穗當天梯》:“稀奇稀奇真稀奇,種起麥穗當天梯,一粒麥子裝一車,神農拜服當徒弟。”畫著一支巨大的麥穗像天梯直插云霄。他的另一首詩《肥山高方山》:“人民詩村童橋里,男女老小忙積肥;方山頂,不算高,肥山把它壓腳底。”描繪了積肥運動,旁邊配畫著一座高入云霄的肥山,壓在底下是當地的方山和積肥的人。這些詩作充滿浪漫主義色彩,但也可以看出浮夸風的影響。

繼方山下村之后,全縣各公社出現許多詩畫村。如當時還屬于黃巖縣的海門提出“詩畫衛星放滿天“,在街街巷巷的墻壁上題詩畫畫。海門水門、巖嶼的詩畫曾吸引附近不少人來參觀。海門郊區聯誼大隊的詩歌創作在當時相當突出,有十分之七的干部能寫詩,全村寫詩近千首。當然用現在的眼光審視,這些詩大部分是粗劣之作,但也出現一些民間文化氣息濃厚的民歌。如村民周位君寫的《灌溉》:“過去灌溉用水車,踏得雙腳酸又麻;清早車到田頭落,汗水要比車水多;如今車水用機器,電鈕一開飛快馬,管你大旱一百天,秧苗照舊笑嘻嘻。”當時的《臺州報》還特意發表了一期《聯誼詩輯》。

隨著詩畫村運動的推進,在全縣各個公社涌現出數以千計的詩歌創作者,創作出數以萬計的詩歌。這些詩歌以歌頌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為主旋律,以新民歌為主要體裁,成為當時群眾文化創作的主流。除了各地墻頭及墻報登載詩作的作者難以統計外,僅在《黃巖報》上發表詩的作者就有數百名之多,其詩作有幾千首。其中東山公社農民陳仁財是當時有名的“農民詩人”。他創作的《春耕謠》、《農業綱要到田頭》、《大地回春萬象新》等詩歌有一百多首在縣、地、省各級報刊上發表。他還出席了省文教戰線先進表彰會。八一通用機械廠的青年工人金仁貴也創作了《綠化歌》、《江邊晨景》、《泥花凝成稻花香》等大量新民歌,發表在各級報刊的就有數十首。筆者在檔案館翻閱公社化頭兩年的群眾文藝作品,發現全縣各個公社當年涌現出一大批詩歌作者,在《黃巖報》經常見到的就有葉廷玉、夏祥霖、任周楷、江戰南、解正銘、徐葆初、孫顯檔、張文森、蔣造森、鄭開型、王祿鑫、何鳴、王康積、阮我才、曉蕾、雅妮、禾苗、鮑振聲、詹智田、高小美、吳希茂、梅鶴等數十人。當時,還有一批領導干部如縣委書記吳書福、路橋公社書記盧寶法等也帶頭寫詩。

1958年至1960年期間,縣文化館在全縣組織了文藝創作組40多個,開辦了文藝創作學校,培養了一批文藝骨干。同時,舉辦了各種展、演、賽活動,如舉辦黃巖縣農村俱樂部匯演大會、黃巖縣美術作品展覽;編印《建國十周年征文選》;組織歌舞團到長潭水庫工地搞文藝宣傳,搜集工地好人好事,創作快板、說唱,為民工演出。這些舉措都推動了各種體裁的群眾文藝創作,在全縣涌現出一批優秀作品。

國民經濟調整期間(1961-1966.4

“大躍進”在執行過程中,由于片面強調多、快,忽視好、省,導致出現了嚴重違反經濟發展規律的失誤。19611月,中共中央召開八屆九中全會,提出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改變了“大躍進”以來盲目追求高指標、高速度等許多錯誤做法。此后,國民經濟進入調整階段。19625月,因國家經濟困難,精簡機構,撤銷了在“大躍進”時期辦起的澄江、寧溪、頭陀、院橋、新橋、三甲、洪家、城關等8個公社(區)文化館,保留路橋、海門、金清、大陳4個文化館。但隨著“三年困難時期”的結束,在黨提出“鞏固充實、發展提高”的大環境下,群眾文化隨著國民經濟的好轉而逐漸得到恢復。

196311月,副省長馮白駒在全省文化會議上提出“建立農村俱樂部是黨的宣傳工作和文教衛生工作的一項重要組織建設。”之后,黃巖各公社積極響應,農村俱樂部建設加快。各個俱樂部還根據上級要求,建立起文藝創作隊伍,使農村的文藝創作人才得到發掘,其中的佼佼者還被推薦充實到公社創作組和縣級創作隊伍。因而群眾文藝創作隊伍也逐漸擴大。1962年,縣文化館登記在冊的重點業余作者僅有徐先學、梁祚殿、項祖光等13人;到19641月,縣文化館登記在冊的重點業余作者就增加到55人。隨著該年11月,縣文教局先后恢復寧溪、頭陀、澄江、院橋、洪家、三甲、城關的民辦公助文化站,群眾文藝創作輔導力量不斷加強,并進一步推動了創作隊伍的發展。1965年國慶后,縣召開業余創作會議,來自全縣各公社的200名業余作者參加,其中農民業余作者就有150名。196511月,縣分水公社的業余作者梁通行出席全國青年業余文學創作積極分子大會,受到周恩來總理,周揚部長的接見。同年12月,縣業余作者王曰文、徐賢東、解正銘、滕忻正、虞敏行、符建榮、郭增昌、林香蓮、王仙慶出席浙江省青年業余文學創作積極分子會議。

在此期間,縣級文化部門特別是縣文化館開展了豐富多彩的群眾文藝創作和創作成果的展示活動。如舉辦社會主義宣傳教育文藝比巧大會、黃巖、樂清、臨海三縣群眾美術作品展覽、業余劇團調演、農村俱樂部文藝觀摩演出大會等。與此同時,縣文化館為了扶持業余創作,培養業余作者,創辦了各種刊物,編印了各種資料。如編印《文藝資料》、《文藝比巧大會得獎節目專輯》、《文藝宣傳演唱資料》;編發《文藝演唱資料》、《業余作者園地》等。至今記憶猶新的是,筆者的第一篇群眾文藝作品《雨夜救耕牛》就是于1964年發表在文化館的《俱樂部》上,并從此與群眾文化結下不解之緣。

群眾性創作活動的活躍促進了群眾文藝創作的繁榮。在此時期,黃巖涌現了一批優秀創作人才及群眾文藝作品。

文革期間(1966.5-1976.9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黃巖群眾文化停滯與倒退的時期。在破除“文藝黑線”的旗號下,黃巖文化館許多長期從事群眾文化工作的老同志和業務骨干被冠以“黑幫”、“黑線人物”等莫須有的罪名,遭到瘋狂迫害。有的被批斗、有的被關進牛棚。隨著全國絕大部分報刊的停止發行,我縣原有的《園地》、《俱樂部》等群眾文藝刊物全部停刊。1967年,以縣群文戰線革命造反總部的名義編印《革命文化戰報》、《革命文藝傳單》、《革命歌曲》和以工農兵戰斗隊的名義編繪漫畫《打倒劉少奇》,舉辦《紅衛兵戰果展覽》、《牛鬼蛇神展覽》等等。1968年,文化館一切業務工作停止。文化館站被冠以“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先后被砸爛。1969年,全館人員還被統統送到“五七干校”勞動改造。

文革的前五年,群眾文藝唯一的輔導機構縣文化館與各地的文化站都處于名存實亡的狀態。文藝創作隊伍七零八落,群眾文藝創作奄奄一息。到1971年,縣革委會才以“毛澤東思想宣傳站”代替了文化館。原文化館大部分干部職工到宣傳站上班。

但宣傳站所搞的活動,也不外乎諸如“紅海洋文化”、普及革命樣板戲之類。具體說,如舉行革命文藝演出、以樣板戲選段為內容的文藝會演、全縣業余文藝創作節目匯演大會,創辦《工農兵文藝》,編印刊出《文藝資料》等。在這一系列活動中,都強調在創作、演出時要學習“革命樣板戲”的創作經驗,必須遵守“三突出”(突出先進人物、英雄人物、主要英雄人物)原則,并要求反對資產階級名利主義,在作品發表、展演時往往署名某某創作小組,即使是個人創作的文藝作品也不能署真實姓名。因此這階段參加文藝會演的有些節目難免帶有濃厚的”文革”色彩。

19751月以后,黃巖的群眾文藝創作重新活躍起來。當年,縣宣傳站除了編印《春節演唱資料專輯》、《創作歌曲36首》外,還在洪家區舉辦了為期半個月的革命故事創作學習班。

改革開放初期(1976.10-1983.10

197610月,“四人幫”粉碎,文藝得解放。為慶祝這一事件,史斌創作組創作了對口詞《堅決同四人幫斗到底》,先在《浙江日報》發表,后又入選農村讀物出版社《歡騰的洪流》說唱集。縣宣傳站各業務組都分頭到各單位,組織與輔導業余文藝工作者創作、排練、演出各種形式的文藝節目,還創作編印了一組《砸爛四人幫》的漫畫、《工農兵文藝》(專輯)等。19781月,縣里舉行了“四人幫”粉碎后的第一次全縣群眾業余文藝調演。部分作品還代表臺州地區參加了浙江省業余文藝創作節目調演,并獲獎。此外,城關文化站于1978年創辦的《九峰》雜志和1979年成立的九峰文學社在當時都比較有名,它們在團結業余文藝骨干,發揮創作群體的作用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在其的帶動下,全縣各公社的文藝創作也出現了生機勃勃的新局面。無論創作組織輔導機構與文藝創作隊伍的建設,還是創作活動的開展,創作成果的數量質量都取得了可圈可點的成就。

1978年,縣委發文,撤銷縣宣傳站,恢復縣文化館。1979年,縣委宣傳部批準建立富山、市頭、長潭等22個公社的民辦公助文化站;繼而在1980年批準恢復寧溪、店頭、大陳3個公社的民辦公助文化站,批準建立小坑、北洋、潮濟等26個公社的民辦公助文化站。1982年,縣委宣傳部又批準建立下梁、民主、長浦等7個公社的民辦公助文化站。這樣,我縣公社文化站達到58個,連同10個恢復工作的區文化站,創作輔導機構形成從上到下的完整體系,都配備了專職干部,創作輔導力量得到空前的加強。隨著1980年橘花舞蹈社等文藝社團的成立,文藝創作隊伍也迅速發展。與此同時,縣文化館及各公社文化站開展了豐富多彩的創作活動。

創作活動的活躍帶動了各類文藝創作的全面豐收。我縣一大批業余作者在1978年至1983年期間在全國、省、地報刊及展演賽活動中獲獎或發表。從此,黃巖的群眾文藝創作迎來了新一輪的春天。

 

    作者簡介

    王華佐,曾任黃巖區文化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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