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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巖文史資料28期(二)

發布時間:2015年05月04日來源:

別拉洪河水利大會戰

張益民

 

作為一名知青,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我經歷了許多艱苦的水利會戰,但最為壯觀,也最讓我記憶深刻的是別拉洪河水利大會戰。當時參加這個水利大會戰的有18團、19團、20團、21團以及我們臺州知青所在的58團,人數達到萬人以上,開挖的也是一個長10千米、寬20米、深8米的大型排水渠,而且當時氣候寒冷,作業時的氣溫達到攝氏零下20度到40度,這使它創下了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諸多水利會戰中的三項之最,即參戰人員最多、工程規模最大、作業氣候最寒冷。

1977年的12月,那是一個非常寒冷的冬季,我們58團接到師部的命令,要求各連隊抽調身強力壯的戰士參加艱苦的別拉洪河水利大會戰。當時我所在的14連,是排水連隊,毫無疑問地成了抽調的重點對象。接到上級命令后,我們連長當即召開了誓師大會,并精心挑選了包括我在內的,大家認為平時干活賣力,且比較靈活的小伙子30個左右。當日,連里進行了會餐,一起為我們這些參加別拉洪河水利大會戰的戰士們壯行。

當天晚上,我們就要出發了。每個人都認真做好出發前的準備,打起背包,穿上棉衣、棉褲、棉膠鞋,戴上棉帽,再外加一副特大號的口罩,扎好綁腿,把整個人都包裹的嚴嚴實實,真是誰也認不清誰了。在做好這一切準備后,我們拿上了干活的武器:洋鍬、鐵鎬,爬上了解放牌大卡車,出發了。當時我們58團動用了整個汽車連。一路上天黑乎乎的,汽車一輛接著一輛,明亮的車燈照在雪地上,非常的耀眼。后來和兄弟團的汽車隊匯合以后,聲勢非常浩大。一眼望不到頭的車隊,像一條游動的巨龍,車燈前呼后應,喇叭聲和馬達的轟鳴聲此起彼伏,似有大兵團作戰排山倒海的陣勢。

我們坐在大篷車里,背靠著背,似睡非睡,不知開了多久,直到天快亮了,才到達目的地,估計這一路有二三百公里吧。睜眼一看,白茫茫的一片開闊地,望不到盡頭,西北風呼呼地吹著,刮在臉上像刀割一樣。我們每個連隊都迅速在此安扎營盤,其實就是支起軍用的大帳篷,在里面放個報廢的大汽油桶用來烤火取暖,再在里面打上木樁鋪上鋪板,這就成了我們睡覺的地方。

安營扎盤后,我們14連就馬上接到了任務,由于工作需要,連里臨時挑選了10名爆破手,專門負責打炮眼、點導火索,我榮幸地被編在了爆破組。當時,我們需要開挖的凍土地有很長一段,沒有炸藥是難以挖開的。因為北大荒的凍土是在零下40度凍的,硬得就像家鄉黃巖山下郎石板倉的石板,如果硬是一鎬刨下去,肯定是直冒火星,只能用炸藥轟它,而要想使炸藥發揮巨大的威力,那就只有先打好炮眼。話說這打炮眼的活真是又危險、又刺激。單說這根打炮眼的鋼釬就有20來斤重,沒有足夠的力氣,還真玩不轉它。干活時,我們要二、三個小伙子輪流握著鋼釬,才能一點點往凍土里面掏。厚厚的棉手套也經不住鋼釬的磨損,一雙新手套往往沒有幾天就露出了棉絮,風灌進去好冷。一只炮眼一般直經20厘米,深約80厘米,要掏到里面出來黑乎乎的濕土,才算可以。炮眼掏好后,我們再往里面倒炸藥,放引爆雷管,弄好導火索,最后用濕土把洞口封死,用木棍將四周搗實,這樣就算大功告成。這樣的炮眼,我們每天要打幾十個,有時手都弄出了血泡,但是沒有辦法,咬牙也得干。

各連隊的炮眼任務完成后,放炮要聽從團里的統一指揮,團領導親自督戰。放炮的那天,天氣非常寒冷,二三十輛我們58團的解放牌軍車,一字型排開,馬達轟鳴,好不威風(但絕對不能熄滅)。駕駛員坐在車里,整裝待命。指揮員向各連隊的爆破手鄭重宣布此次任務光榮而艱巨,要膽大心細,并給每人發了一根點燃的香煙用于引爆,規定每人點2炮,聽到哨聲后不管點著沒點著都要迅速撤離陣地。隨著一聲令下,各路勇士飛快地跑到各自的點火位置,用香煙火輕輕一點,耳邊立刻響起導火索嘶嘶的聲音,使人的神經高度緊張。當一聲清脆的哨聲響起,小哥幾個撒腿就跑,說老實話比學校訓練的100米沖刺還快,簡直是連滾帶爬,生怕“光榮”在陣地上。當我們一幫人一爬上汽車,司機就踩足油門,一溜煙地向前飛奔。大約跑到500米以外,就聽到轟隆轟隆的陣陣巨響,火光沖天,黑嗖嗖的凍土塊,滿天飛舞,然后又從幾十米的高度俯沖下來,劈頭蓋面,砸在地面上咚咚作響,有幾塊竟越過我們的汽車,可惜那時候沒有攝像機,無法記錄下這驚心動魄的一幕。

爆破過后,戰士們歡呼雀躍,推土機也開始忙碌起來,突突地冒著黑煙,趁著熱乎勁,把凍土塊送到岸上。廣大兵團戰士掄著鐵鎬敲打著凍土塊,有的用鐵絲筐抬,有的用肩扛,有的用背馱。當時每人每天要完成50方土的量,而且要來回不停地送上8米高的爬坡。我們這些炮手任務完成后,回到班里,該干什么還干什么。

“三九嚴寒何所懼,一片丹心向陽開”。由于不斷地干活出汗,我們的棉衣都穿不住了,有的干脆把棉帽也摘了,在攝氏零下20多度的氣溫下,竟然穿著棉毛衫,所以雖然頭上冒著熱氣,但背上卻結了一層白霜,實際上是汗的結晶體。

由于大兵團作戰,幾天下來就初見成效了,大塊大塊的凍土塊堆在壩上,有點像古時候人工開挖京杭大運河一樣,只不過我們有機械工具而已。從早干到晚,中間只有中午吃飯休息的一點時間,那時仗著自己年輕體力好吃點苦也不覺得什么。后來,一位北京知青返城招工后,不無感慨地說:“在北京上班工作只要拿出北大荒人三分之一的勁頭,就足以當勞模了。”這樣干了一陣子以后,我們有點開竅了,覺得干活死干也不行,得動點腦筋。為了能出土方量,我們想出了一個“刀耕火種”的辦法,即在快下班臨近天黑的時候,趁土塊尚未凍結,用鐵鍬把它徹成許多大正方形似的“豆腐塊”,然后利用夜里攝氏零下40度的氣溫讓它凍結,等第二天上午干活時,再用鐵鎬在凍土塊四周刨十幾個眼,用力敲打,使之產生震動,這樣凍土塊就像起石板似的一塊一塊成形地起出來,每塊少說也有七八十斤重,這時地里還會呼呼地冒著熱氣呢!這樣,我們就可以甩開膀子大干了,用鐵鍬趁熱甩出底下的濕土,如有推土機來,就順勢把它推上去,若沒有推土機,就人工扛上去。整個深8米,寬20米,長10千米的排水渠,基本上就是廣大兵團戰士用肩扛、背馱修出來的。

從工地到營地有一段路,每次回營地都要經歷寒風的考驗,那滋味可不是一般人能忍受的。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迎風走路,根本走不了,冷風刮在臉上像針刺一樣疼,我們只能背朝著風倒退著往回走,不僅眉毛是雪白的,而且口罩外面也結了一層霜。就在這段時間,我的一只耳朵凍傷了,也沒做什么特別的處理,只貼了一張橡皮膏,由它自己慢慢結疤,最后好了,我把結的疤慢慢撕扯,一照鏡子,結果發現耳朵根柱竟少了一塊肉。

由于高強度勞動,知青們的體力都透支了,食量特別大。雖然當時條件差,伙食也不怎樣,但大白饅頭是管夠的。有時炊事班送來包子,不像我們現在最多吃二三個就飽了,那時的飯量大得驚人,每個人吃五六個、七八個根本不在話下,再外加一大碗豆漿。有的本地老職工,特別能吃,包子從肚臍上往上壘,一直碼到嘴巴沿,少說也有十幾個。

那時候,兵團戰士靠的是什么精神才能夠在艱苦的環境下堅持勞動?我覺得,靠的是毛澤東思想以及平時團首長、連黨支部灌輸的正能量教育。

一個多月后,凝聚了廣大兵團戰士血汗的別拉洪河排水渠終于修成了。筆直的渠道一眼望不到頭,兩邊梯形的斜坡修得溜光漂亮。嶄新的水渠堤壩上彩旗飛揚,鑼鼓喧天,人們唱著、跳著,喜悅之情難以言表。

這條排水渠的修成為北大荒變成北大倉起到了特殊的作用,特別受益的是黑龍江饒河縣別拉洪河鄉。經過這條大渠道排澇的萬畝良田,如今都已種上水稻和各種糧食作物,在現代化、機械化的科學管理下,呈現出一派富饒的景象。

歲月不饒人,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雖說十年人生最美好的年華在北大荒的開荒建設中度過,但我覺得,這十年的磨練,一點也不后悔。艱苦的生活鍛煉了我的意志和思想,惡劣的環境提高了我的生存能力,這些經歷也為我后來參加工作時能夠適應任何工作崗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當年意氣風發、風華正茂的知青們,而今都已不再年輕。每當我從本地超市購物時,看到米袋上印有鮮紅的“東北大米” 字樣時,就倍感親切!一種懷舊的思想就油然而生,心想這是不是黑龍江別拉洪河排干兩岸生產的大米啊!我非常希望能有機會重返黑龍江58團紅旗嶺農場看看,再目睹一下當年別拉洪河排干的雄姿,親手撫摸那曾經流過血、流過汗的深情的黑土地。

 

 

難忘的北大荒伐木工作

陳宏星

 

我在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10年時間,最讓我難忘的是伐木工作。                                            

197310月,為了增加經濟收入,改善生活,我們所在的58團決定進入原始森林進行伐木。15連抽調我(當時我的職務是連隊的排長)帶領30名連隊戰士(26名伐木人員3名炊事人員和1名統計員)去完成這次的伐木任務。在一個晴朗的早上,我們30名男同胞都帶上了自己的行李,背上了伐木用的大鋸和斧頭,坐上拖拉機出發了。從連隊到原始森林大約有200公里的路程。年的國道線是砂石路面,與今天相比,道路簡直就是天壤之別,大坑連小坑的路面上覆蓋著厚厚的積雪,輪式拖拉機在路上開著,我們就像坐在搖籃里一樣不停地晃悠。

到了中午,我們接近了原始森林的邊緣,看到了前方一片并不算高大的東北紅松林,在松林中間有著一條被履帶式拖拉機壓出來的小路。路上到處都是伐木砍下的樹枝,拖拉機的輪胎就在上面跳舞,方向盤都讓人把不住。大概行駛了20公里左右,我看到在高高的松樹下出現了一頂支起的帳篷,在高大的松樹和它積滿了白雪的翠綠針葉的襯托下,這個顯得那么渺小、低矮的帳篷就是我們連隊的伐木前線指揮部。

快到帳篷門前的時候出來一個身材高大的首長,他是團政治部主任白彥勝,當時伐木前線的總指揮。我說是15連的向首長報到,白主任就指示我們再往里走,自己去找個合適的位置先去搭帳篷支鍋去,要不然晚上沒有地方吃飯睡覺了。

我立即組織人員先去尋找水源,準備把帳篷安置在靠近水源的位置,這樣方便生活。要不然在一片森林之中,沒有水源只靠雪是不能生活的。我們分頭朝不同的方向順著地形搜索過去,最后發現了一條被樹枝和積雪覆蓋的小溪,我就決定把帳篷搭在那里,在那里燒飯、燒水、洗衣服都方便。然后砍木頭的砍木頭,清理場地的清理場地,把地上的積雪、小樹和雜草都清理干凈。經過幾小時的努力后,帳篷的木架子總算在太陽西下前搭好了。我再組織一部分戰士往架子上拉篷布,把帳篷的圍子圍起來,支上鐵皮爐子;一部分戰士去伐木供燒火取暖之用;還有一部分戰士在帳篷里搭床架子(在雪地里打樁,在樁子上放上兩根平衡的筆直的大木頭,這樣才能搭床);剩下的戰士則在帳篷的另一頭搭建鍋臺和面板。

晚上6點多,鍋臺、面板、床鋪都已經搭好了,我們點起馬燈取出干糧、面餅吃飯。但到這個時候跟著后面拖拉機的人還沒有到達,讓我們在心里犯嘀咕是不是走叉路了,這里沒有任何通訊工具,不知道他們到了哪里。直到8點,終于有了消息,原來是拖拉機的軸斷了、輪子也掉了,駕駛員回去找修理工了,估計要到半夜三更才能到達。于是我們就派人到指揮部告訴他們我們所在的大概位置與方向,等剩下的人經過時就可以告訴他們,免的他們找錯地方。

15長的帳篷除去做伙房的部分還剩余11-12左右,30個人睡一起大概每人只有60厘米。到了睡覺的時候,除了值班的兩人外,其他人都上床睡覺。東北紅松燒起的爐子還是蠻熱的,在只有60厘米的床鋪上大伙兒只能是保持直直的睡姿,一人翻身就會全體翻身,要是你不翻身就沒機會翻身。60厘米的床鋪實在是太擠了,要是半夜起床小便等你回來就很難再回到床上,因為其他人早已把你的床鋪擠沒了,想要再躺到床鋪上就要費上好大的勁才能擠回去。

到了第二天下午,后勤的拖拉機才到達我們的駐地,廚房才開始做饅頭、炒青菜外加點肉干。安排好駐地生活后,我們就開始伐木了。兩人一組,一把大鋸子、一把斧子就開始向森林進軍。高大的東北紅松直聳云天,直徑1.5米以上的樹身和松針上所覆蓋的積雪好似一團團的白云彌漫在松樹上。這種奇特的景色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這樣的大松樹大概要幾百年才能長成吧?高大的紅松在倒地的時候,除了那聲巨響外,還會在雪地上掀起一陣風雪。在松樹倒下后,我們要把它的枝頭全部砍掉清理干凈,然后由履帶式拖拉機把大原木拖到堆放處,按照4米一段的標準鋸下再一一歸類。在那個時代,為了完成伐木任務,我們都是在瘋狂地勞作著,將參天大樹連片砍光。現在回想起來真是不應該,不知道需要幾百年或者幾千年這片土地上才能再長起這樣的樹木啊!

在伐木生活中,就地取材用松樹燒火的結果,就是在松樹燃燒的濃濃黑煙下我們都變成了一個個黑炭頭,外加一身熏黑的棉襖。在沒有肥皂、沒有洗衣粉的情況下,我們洗的衣服依舊是熏黑的顏色。為了能穿上干凈的衣服,我們就向指揮部反映,解決的方法就是一人一塊肥皂。最后指揮部決定用木頭換肥皂。因為當時我們伐木場堆的木頭多了就由指揮部把木頭調撥給地方企業,而企業則有著諸如肥皂一類的日用品,等他們來拉木頭的時候就順便把肥皂帶來。頭一次交換的是一批黑肥皂,用了以后我們都感覺不舒服。于是我們就告訴他們,要是他們下次還是拿那些黑肥皂來,那我們就發爛木頭給他們;要是他們給的是帶香氣的肥皂,那我們就一定給他們發好木頭。在一番交涉后,我們缺肥皂的問題解決了。當然這些都是私底下的交易。

每天勞動的時候,我們都是打著綁腿、喊著號子開工的。一半人伐木,一半人在堆木場上歸愣。到了晚上一幫大老爺們自娛自樂,喝點小酒,唱唱歌,有的講上兩段葷段子逗樂。這就是我們那時的娛樂,窮開心。

很快就到了伐木工作的最后一天,我們把木頭發運完了,廚房的食物也吃完了。拆下帳篷,收拾好行李,我們就下山了。下山時,我們每人都帶上了自己在樹林里摘到的松籽,坐上顛簸的猶如喝醉酒一樣的拖拉機,一路上好像凱旋歸來的戰士高唱著“打靶歸來”的歌。

拖拉機的拖斗上裝著木頭,而我們就坐在上面,在北風的吹拂下,哪怕我們裹緊了身上的棉襖但那刺骨的寒風還是一個勁地往你骨子里鉆,鼻子嘴巴里呼出的熱氣一會兒就在眉毛上凝結成了一串小冰珠。在坐了幾個小時的拖拉機后,只能叫司機停下車,讓我們下車活動活動快被凍僵的雙腿。在跟著拖拉機在冰天雪地上跑了幾百米后,我們才感覺到僵硬的雙腳漸漸地恢復了知覺,身體也有了暖意。一直到下午6點以后,我們才看到了連隊的駐地,看到了3個月前還沒有通電的連隊亮起了電燈。等到拖拉機停下,留在連隊的戰友們紛紛上來幫我們搬行李,有幾個大膽的姑娘還一邊幫著搬行李一邊問我們有沒有記得帶松籽回來,我們自然是不會忘記這拉近戰友關系的大事,紛紛把帶回來的松籽同他們一起分享。告別了深山老林,完成了上級交代的任務,我們聚在一起歡呼雀躍。

 

 

 

憶點滴遠去的歲月

陳學忠

 

報名支邊

今年離我到黑龍江插隊落戶已整整45年。回憶起當年的往事,仍歷歷在目。記得1969年時,我還在三門的一個窮鄉僻壤當民辦代理教師。因為我出身于醫生家庭,從小耳聞目濡讓我多少懂一些簡單的醫藥知識,這對缺醫少藥的鄉村農民來說,是個好事,村里的大人小孩不管是誰,有個頭疼冷熱,都會來找我。我吶,在那個年紀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樂于給人看病,每當治好一個病人,內心就感到無比的快樂。當時的大隊領導還曾提出讓我把戶口遷到村里,這也表明了這個貧窮的小山村里的老少爺們對我的歡迎。當時我父親還在醫院參加學習班,父親告訴我,醫院希望我能去支邊,到黑龍江去。并說醫院辦班的同志說了:如果你兒子不能認識到支邊的意義,那么兒子、老子都要參加學習班,直到正確認識為止。望著父親不安的面孔,我沒有猶豫,我說:我去支邊,男兒出去闖闖未必不是好事。很快我報了名。父親直到老年,還常提起這一段報名的事,感嘆子女在父母困難時期的理解。其實這是一件大家都能這么做的平常事,況且如果我不去黑龍江支邊能有后來的各種機會嗎!

“改造好了”

70年的上半年,黃巖縣專門組織了一個慰問團到黑龍江黃巖青年的支邊點進行走訪慰問,到綏濱縣的慰問團中有一位是來自人民醫院的護士,認識我。見到家鄉來人,大家自然十分親切,更何況是來自父親的單位。回去后,父親來了一封信,說:XX回來后,稱贊你在黑龍江表現不錯,當地評價也不錯,說見到你時,像一個叫花子(指穿的衣服破),說明改造好了。父親說,在聽到我像一個叫花子,心里實在高興不起來,不禁潸然淚下。我知道父親是擔心我在黑龍江的生活,其實在黑龍江飯是能吃飽的,干農活自然是穿破衣服。“穿破衣服,改造好了”,我不禁啞然失笑!

重返綏濱

1991年的夏天,我接到了中組部的調令進京。臨離開佳木斯市,我想無論如何我要回綏濱去看一看,看一看當年的父老鄉親、當年的生產隊、公社中學及綏濱縣的文教科,這些都是我曾生活、工作過的地方。

當地政府很重視,給予我極其熱情而隆重的接待,我很過意不去,我原本只想悄悄地走一走、看一看。我到了生活過的大隊,大隊的情景基本依舊,只是物是人非,當年待我如兒子的大娘及隊長等許多人均已成故人,而見到的我大多不認識。農民的生活有了改善,但變化不大。公社中學、文教科的同志基本不認識,畢竟二十年過去了!

當地人依稀記得二十多年前曾有一批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來過這兒當農民,后來又陸續飛走了。我本想住幾天、敘舊,后來想了想還是提前走了。但我將永遠銘記這塊黑土地及那里的父老鄉親!

 

 

 

 

北大荒生活二三事

陳淑英

 

    離開北大荒許多年了,但在北大荒生活和工作的許多往事,卻還常常會浮現在我的腦海里。

    一、送水

    北大荒的夏天也是很熱的。農工們都在大豆地里割草,我主動給他們送水。我挑著一桶水,沿著河岸走,可河岸邊的拉拉草會拉著我的褲腿怎么也邁不開步,只好又從茂密的草叢中走。一個人行走在荒野的大田里,心里總是有些慌,怕蛇,怕狼,怕小動物……。我咬著牙堅持著,終于看見白色的遮涼帽,我太開心了,大聲呼喚戰友的名字,可忘了腳下,一腳踩到了溝邊的馬蜂窩。嗡的一下我被馬蜂給包圍了。我嚇得趕緊蹲在地上,兩手死死捂住臉。農工們聽見我的呼喚趕緊跑來接我,可一下又看不見我。他們也邊走邊喊:醫官(當地人這樣稱呼醫生),你在哪里?我蹲在地上大聲喊:別過來,有馬蜂!他們拿著衣服,邊跑邊使勁地揮舞,馬蜂被趕跑了。我站起來后發現兩桶開水上浮著一層馬蜂的尸體,老職工們圍著我,邊安慰我,邊心疼地幫我把扎在身上的馬蜂刺給擠壓出來。委屈和溫暖的淚水模糊了我的雙眼。

   二、遇狼

    那是一個寒冷的冬天,我和鄭織章一起去團部衛生隊領藥,時間是早晨6點多,我們頂著寒風,穿著厚厚的棉大衣,戴著大棉帽和大口罩走在白皚皚的雪地上。這時,公路邊傳來一陣陣孩子的哭聲,我們嘀咕著這么涼的天,是誰帶孩子出來趕車?難道是會計小鄧?到了公路上,這才看到不遠處蹲著一只狼。聽老職說過,狐狼的叫聲很像小孩哭,當我們面對狐狼時絕不可惹它,因為它會發出一種聲音能招引許多同伙;同時也不能逃跑,因為你一快步逃,它就會撲過來。怎么辦?我們都嚇傻了。回連隊還有幾百米,四周又沒有人,而公交車還沒有動靜。我們只能慢慢倒退著走。狼也站了起來。這是一只兇狠的狼,粗粗的尾巴搭拉著,它盯著我們,也慢慢移向我們。我們的心就像小鼓在敲,手都在發抖,我們在路邊趕緊撿了根枯樹枝。這時狼已經來到我們跟前,相距不到2米。我們也不敢退,不敢動;它也盯著我們,不敢撲。雙方就這么相持著。突然,遠處傳來公交車轟轟的響聲。因為車在雪地開,聲音特別響,狼忽然就竄到路邊的樹林里去了,我們趕緊跑上車,兩條腿都已經不聽使喚了。

    三、扎針

    剛到北大荒,安排我在十連衛生室工作,師從周醫生。聽講周洪海醫生是紅小鬼,從小跟隨父母在紅軍里長大。周醫生待人很好。他的許多醫術都是原先在部隊里學的,土洋結合,而且他也有許多自己的治療方法。例如,他會把退熱藥打在曲池穴,會把止瀉藥打在足三里穴,會把針灸、火罐合一,這些對我來說真的很生疏,也害怕,怕針扎到血管,扎到內臟。周醫生總會耐心講解,示范給我看,可我心里沒底。那時的我自己身上真沒少扎針,每天晚上,我邊看書,邊往自己身上試驗,慢慢地心里也有了一些感覺。一天,周醫生突然消失了,一迭處方上寫著每個病人的藥名、藥量及注射部位。急得我頭直冒汗。我使勁讓自己鎮定下來,按照他的處方,一個個慢慢處理。扎針、足三里注射、拔火罐,終于一切都安好,這時他出現了。原來他躲在后面的小坑上,暗中注視著。他就是這樣讓你不能有依賴,迫使你成長。現在想起來,還真的感謝他。

   四、第一次拔火罐

    那是剛到北大荒不久,那天周醫生讓我給小鄧拔火罐,我有些害怕。因為北大荒的火罐都是大口玻璃瓶,這不僅要動作快,要在瓶口沒燙前扣上。我看著火苗直竄的瓶子,猶豫了一下再扣上,結果沿著瓶口給燙了一圈泡,我看著被我燙出的泡,又內疚又難受,可屋里的人都勸我講沒關系,而且小鄧一再講不疼,不要緊。我知道這怎么能不疼呢?這是他們在鼓勵我,安慰我。從此,我暗下決心,一定要努力學,不讓這事再發生,于是我的身上又多了許多火罐印。

    五、接生

    在連隊當衛生員,是個萬金油醫生,什么都要干。那天,汪圣炎的老婆突然臨產了。十八連離團部很遠,送也來不及,沒辦法我只好上陣接生。我的心一直緊揪著。真幸運,很順利地生下了一個男孩。聽到孩子“哇”的哭聲,卻像美妙的歌聲。此時的成就感和喜悅的心情是不當醫生的人無法感受到的。這時聽到外屋打雞蛋的聲音,原來是汪圣炎在準備燒水煮蛋給我吃,我趕緊去阻止他,可他卻已經敲了7個,他非要我吃掉不可。也不知為啥原先在家只能吃兩個蛋的我,那天競能把那7個雞蛋都吃了。回到宿舍,我把此事告訴戰友,把他們饞得直怨我不給他們留。因為雞蛋在那個時候,那個地方可真是很珍貴的。多年后,我收到了汪圣炎寄來的信,信中附一張他兒子的相片,不過這時他的兒子已經是北京農業大學的學生了,看著相片上神氣的小伙子,不由得使我又想起了那7個雞蛋。

 

 

 

追憶在北大荒開拖拉機的青春歲月

趙太順

 

1970529,我告別了可愛的家鄉——黃巖,支邊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三師五十八團十五連。在那里,我整整度過了9年零3個月的難忘歲月。回憶往昔,最讓我記憶深刻的是在十五連開拖拉機的那些日子。

我所在的五十八團屬于新建團,北邊是連綿起伏的完達山原始森林,東邊是一望無際的沼澤地,距中蘇沖突的珍寶島只有幾十公里,一條國防公路貫穿團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可稱得上是軍事要地。剛到兵團那會兒,團部到連隊還沒有路,是拖拉機拉著爬犁把我們送到連隊的。連隊也是剛組建的,各方面條件都很艱苦,連里只有幾頂帳篷依著森林邊而建。因為沒有伙房,只能在空地上支一個行軍鍋燒火做飯。當時的伙食也不好,一大鍋熱氣騰騰的湯里只飄著幾片波菜葉,也沒有油,還有看上去金黃色的窩窩頭,一口咬下去,啃都啃不動。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一點胃口也沒有,許多女知青都抱著哭成一團。到連隊的第一個夜晚,我翻來覆去地睡不著,我想這就是我們要生活一輩子的第二故鄉嗎?我的眼里含滿了淚水,好不容易才迷迷糊糊地進入了夢鄉。第二天,當急促的起床號響起時,我們好像忘卻了前一天的不快,開始面對在北大荒新的一天的生活。

幾天過后,杭州、北京、天津的知青戰友陸續到來。開始我們主要從事伐木、蓋房子、修路等工作。到了7月份,連里才正式給我們分配工作。在全連大會上,老連長宣布我被分到連隊機務排。上班的第一天,老鐵道兵車長就耐心地告訴我,要開好車,首先要愛護車,把車保養好了,車也不會虧待人。我牢記老車長的教導,每天上班前,都把車擦得很干凈,并做好部件的保養。我會仔細地檢查車的聯接是否安全牢靠,車輪的氣壓是否充足,最后把車加滿燃油。這些都是我每天必須要做的事情。通過認真學習,刻苦練習,到年底我考取了駕駛證,正式成為一名駕駛員。第二年,老車長退了下來,我接替了他的位置,還帶了2名知青學徒。由于努力和付出,我連續幾年都被評為五好戰士和五好車長。1974年,我還被評為團里的先進生產者,并且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第二年到團部的道路修通了,但是路況很糟糕,是一條坑坑洼洼的土路。晴天時,路上塵土飛揚,視線很差;下雨天時,路上很滑,車子開起來像扭秧歌,稍不留意或經驗不足,就會把車滑到溝里。記得有一次,團部放《賣花姑娘》的電影,連里的戰友都要去看。連里就把途中運送的任務交給了我。一次要把全連上百號人送到團部,按常規操作根本無法完成,于是我在輪式拖拉機的車后加掛了2節車廂,160多人密密麻麻地站在車廂里,并且在我的駕駛室里也塞了3個人。因為路況不好,最后一節車箱肯定會搖擺得厲害,我要求站在后車箱的人相互拉著,以防出現意外。這樣,我們這輛車就像一列小火車。當然,這對駕駛技術的要求也挺高,車要開得穩,不能急剎車,否則后車箱站著那么多人,突然撲前,或者突然仰后,很容易把人弄掉下去。也因此連領導才要求我親自駕駛,并且保證安全。出發前,我仔細地檢查了車與車廂的聯接情況,在確認安全無誤后,才拉著一列三車的戰友朝團部駛去。不錯的,我們安全正點地到達了團部,看完電影后又平安地回到了連隊,我也圓滿地完成了連領導交給的任務。

每年的6月份是北大荒的春播時節。正所謂“一年之計在于春”,在春天只要播下種子,就有收獲的希望。每當這個季節,我們車組就會十分的忙碌,因為擔負著送種子和播種的任務。播種時,播種機會揚起漫天的塵土,只隔幾米遠都無法看清。下班之后,我們個個都是灰頭土臉的,只能看清黑眼珠子。

秋天是收獲的季節。在這個季節里,我們車組擔負著往回運糧的任務。要完成這個任務,關鍵還是裝糧的環節。裝糧時,我們要緊密地配合著收割機的節奏,在收割機不停的情況下,要緊跟著收割機,邊收割,邊裝糧,并且要求顆粒歸倉。

冬天的時候,我們車組主要負責拉木材,要跑幾十公里遠的林場去拉。北大荒的冬天白雪皚皚,一望無際,道路和路邊的深溝根本分不清楚。在路上,拖拉機只能憑著兩道壓過的車轍往前開,稍不留意,就會掉進溝里。如果掉進溝里,就會十分麻煩。因為車上裝著木材,車輪若打滑,車子會越陷越深,加上當時通訊不便,發生事故后就只能徒步走幾十公里到連隊求援。這樣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如果在上坡或下坡的時候發生事故,那就更危險了。由于裝滿木材的車輛上坡本身就很費勁,加上道路打滑,車上了一半,一打滑車不但上不去,而且會往下滑。在這種時候,我們就必須馬上下車把準備好的木塊塞在車輪下,否則車輪會繼續往下滑,將造成車毀人亡的后果。所以在冬日里拉木材也是一件挺危險的事情。

我覺得開運輸車的日子有苦也有樂。由于開運輸車要拉物資,平時往返連隊與團部是經常的事。我們車跑團部主要是拉面粉、菜油等生活必需品,有時也拉農具,拖拉機配件等。當時我們連隊小賣部物資匱乏,很多東西都買不到,每當我們的車到團部大商店采購生活必需品時,會有好多知青要我們幫著順便捎點他們想買的東西,我們也會欣然答應。所以我們跟連隊里的各地知青關系搞得都很不錯,大家其樂融融,感覺日子過得還挺有樂趣的。

20148月)

 

 

北大荒生活瑣憶

趙頌平

 

1970年,二十剛出頭的我和四百余名黃巖知青一起來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第58團,從事屯墾戍邊事業。1979年返城時已到而立之年。我一生最寶貴的青春年華都獻給了北大荒。

北大荒的十年,有痛苦,也有歡樂,期間的生活場景,時常浮現在我的腦海。下面的幾則故事就記錄了我在北大荒生活的一些酸甜苦辣。

語言博物館

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有一百多萬干部職工,主要由四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1956年、1958年集體轉業到北大荒從事農墾的轉業官兵,他們來自天南海北;第二部分是從東北和山東等地來北大荒謀生的農民,也就是當地人所說的“盲流”;第三部分是沈陽軍區為組建生產建設兵團而派來的現役軍人,他們也來自五湖四海;第四部分就是我們知識青年,來自北京、天津、上海、哈爾濱、佳木斯、杭州、寧波等大中城市和浙江省的部分縣城。可以說,除了臺灣、西藏,在兵團里可以找到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的人。因此我們一來到兵團,就走進了南腔北調大薈萃的語言博物館。

北方各省市的方言雖然不同,但基本都能聽懂,因此北方人一般都講各自的方言。而南方就不一樣,方言既復雜又難懂,就像我們浙江,一個地區一種方言,而且差距都很大,互相之間聽不懂。大部分南方人都學會普通話,雖然不標準,但也克服了語言交流中的障礙。也有的南方人語言適應能力差,跟人交談就是件困難的事。我們團生產股有位參謀叫倪正,是轉業軍人,臨海人,已在兵團呆了二三十年,還是鄉音未改。他是搞農技推廣的,經常要到連隊講課,而老職工們還特別喜歡聽他的課。開始我很納悶,他滿口臨海話,北方人怎么能聽懂呢?后來自己去聽了一次,才恍然大悟,原來老倪講課是三分靠語言,七分靠表演,他用自己豐富的表情及各種形體動作來表達。職工們在表演中看懂了他所要表達的意思,也學到了技術知識,他是連隊最受歡迎的人之一。

在我們團知識青年中,臺州話是最難懂的了,各地知識青年都以會講幾句臺州話為榮。我們連隊有個杭州青年小王,可稱是語言天才,沒幾天功夫就把臺州人全套罵人的話都學會了。他當時在帳篷睡上鋪,每次晚飯之后,他就盤腿往床上一坐,搖頭晃腦,亮開嗓門,將臺州人不堪入耳的臟話,拿腔拿調地念上一遍。那種神態,那副腔調,至今想起來還令人忍俊不禁。

72條背帶褲

我們到兵團的時候,正是文革期間,作為半軍事化的生產建設兵團,更是突出政治,重視政治思想教育。而形勢報告是連隊政治思想工作必不可少的內容。

我團某連連長雖然主抓生產,但突出政治的觀念十分堅定,非常喜歡在連隊作形勢報告。當時羅馬尼亞是世界僅存的幾個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之一,是我們中國的好朋友,因此形勢報告中常常要提到羅馬尼亞。當時羅馬尼亞共產黨的負責人叫齊奧塞斯庫,這位連長同志老是記不住,說到他就卡殼,以“齊什么什么庫”來搪塞。一次報告中又碰到這個倒霉的“齊奧塞斯庫”,連長情急之下就說“羅馬尼亞的那個齊什么什么背帶褲”。臺下一位北京知青大聲應道:“不就是72條背帶褲嗎!”全連戰士哄堂大笑。“72條背帶褲”也很快傳遍全團。

舔斧頭

黑龍江與浙江最大的不同就是天氣嚴寒。三九寒天,這兒氣溫可降到攝氏零下三四十度,到了北大荒,我才真切體會到“滴水成冰”、“天寒地凍”、“冰天雪地”等成語的含義。我當時跟人開玩笑說:北大荒冬天的室外,物體只有固態、氣態兩種形態,而不存在液態。你就是撒上一泡尿,一會兒就成冰塊。

我記得小時候聽過大黑熊受狐貍欺騙,用尾巴釣魚,結果凍掉尾巴的故事。到北大荒后,我也上過一回當。有一年冬天,我跟團部機關部分干部一起到完達山林區伐木。伐木指揮部有位山東籍的轉業軍人老郭生產經驗豐富,待人和氣,大家有什么事情都愿請教他。有一天清早,我在帳篷外面劈柴,老郭走了過來,一本正經地說:“小趙,你嘗過冰凍的斧頭嗎?可甜了!”我聽了十分驚奇,斧頭怎么會變甜呢?老郭說:“你不信,舔舔看。”我不假思索就抓起斧頭舔了一下,這一舔不要緊,頓時感覺到一陣陣熱辣辣的痛,舌頭尖上的一層皮被斧頭粘了下來。老郭一看真闖禍了,急得直拍腦袋,后悔不已。

馬桶的喜劇

當年我們支邊的時候,南方的廁所還都是坐式的糞坑,而北方廁所已興蹲坑。我們到兵團不久,一個北京青年出了個謎語。謎面是:排隊上廁所,打一個國際大都市。北方青年一下就猜出來了,而我們南方青年卻怎么也猜不著。原來謎底是:倫敦(“輪蹲”的諧音)。由于是蹲坑廁所,大家都以“蹲位”多少來衡量廁所的規模。我們蓋廁所時都問:“連長,我們要蓋幾個‘噸位’(蹲位)的廁所啊?”

我們一個臺州知識青年,在團部中學當老師,他對坐式廁所情有獨鐘。結婚之后,就特地從家鄉帶回一只紅漆馬桶,放在房間里。一天午飯后,他坐在馬桶上,邊方便,邊看書,很是愜意。不料此時闖進一位同校的女教師。這是一位以大大咧咧著稱的本地職工子女,辦事歷來風風火火。見了這位不速之客,臺州知青頓時大窘,站起來顯然不妥,只好坐著不動,以觀其變。女教師不識馬桶為何物,問道:“嘿,你坐的這個凳子真漂亮,家鄉帶來的?”說著又圍著馬桶轉了一圈,轉到他的背后,她霎時紅了臉,大呼道:“你,你,光著屁股坐凳子,你這是干啥呀?!”

兵團戰士愛喝湯

北大荒天氣嚴寒,只有半年無霜期,農作物只能種一季,加上地處內陸,沒有海產品,因此食品十分單調。到了冬季,大部分蔬菜都已絕跡,只有大白菜、蘿卜、土豆等幾種能貯藏在菜窖里過冬。食堂的菜單上,天天只有這三樣菜,兵團戰士稱之為“老三菜”,并套用林彪“老三篇,不但戰士要學,干部也要學”的語條,曰:“老三菜,不但今天要吃,明天、后天也要吃。”

我們黃巖知青剛到北大荒,不堪忍受如此單調的食物,叫苦連天,于是父母親們不遠萬里,源源不斷地將罐頭、香腸、醬肉、油炸帶魚、蝦皮、皮蛋、炒米飯等食物托運到兵團。這些美味佳肴,令老職工和別地方的知識青年們垂涎三尺。

最難熬的還是開春時節,青黃不接,那時連“老三菜”也所剩無幾,只能吃大醬、咸菜和菜湯。特別是菜湯,幾乎餐餐有,吃得令人望而生畏。當時有個知青作了首打油詩,流傳甚廣,我至今記得這么幾句:湯、湯,革命的湯,兵團戰士愛喝湯。從寶泉嶺喝到建三江(寶泉嶺、建三江均為兵團師部所在地)。早上喝湯迎朝陽,中午喝湯在山崗,晚上喝湯望月光。白菜湯、蘿卜湯,兵團戰士愛喝湯。

長根尾巴該多好

我看過小說《林海雪原》,記得東北三大寶,這就是人參、鹿茸、烏拉草。可是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老職工卻說:北大荒三大“寶”,蚊子、瞎蜢和小咬。

小咬就是我們黃巖人所說的“蚊衣頭”,只有一丁點大,咬起人來可厲害,一叮就是一個包。“瞎蜢”和蒼蠅差不多,個子還要大一點,是黃顏色的,蜇人就像打針一樣,很痛。

我們58團是新建團,周圍都是沼澤地、水泡子。一到夏、秋季,就成了蚊子、小咬的天下。特別是傍晚和悶熱的陰天,蚊子、小咬多得要命,下地干活,必須穿長衣、長褲、農田鞋,戴上防蚊帽(跟養蜂人戴的那種防護帽一樣),手上還要擦上防蚊油,否則,非被咬得鼻青臉腫不可。我們剛到兵團時,常常發生女青年因防護欠佳而被蚊子咬哭的事。

最使人難熬的是上廁所大便,由于暴露面積大,蚊子、小咬群起而攻之,叫人防不勝防。這時我們突然羨慕起牛、馬等牲畜來,看到它們甩動著尾巴驅趕蚊子,不禁想:要是我們進化慢一點,也長著根尾巴,那該多好!

 

 

 

我們在北大荒成家

趙頌平 邵菊芬

 

剛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時,我分在工程二連(磚瓦廠),后來調到團部宣傳股工作。菊芬分在七連,當過連隊小學老師,小學負責人,連副指導員,后來調到團部中學當語文老師。

我們兩人都是老三屆中的高中生,在兵團中屬大齡青年。在兵團工作、生活幾年后,覺得這輩子大概回不了城,就要扎根在北大荒了。我們談了近兩年戀愛,在單位老同志們的催促下,征得雙方父母同意后,于197511月領證結婚,在北大荒安了家。

我們的婚禮

我們的婚禮極其簡單,領到結婚證后,就選1116(星期六)晚上,在團政治處會議室舉行了一個儀式。政治處和各股的領導、同事,團部中學的老師共三十余人參加了儀式。我們買了幾斤糖果,大家圍坐在一起,一邊吃糖,一邊座談,整個儀式更像一個座談會。當時還處于文革期間,大家的發言都是革命性的,什么讀毛主席書,聽毛主席話,堅持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啦;什么斗私批修,扎根邊疆,做革命接班人啦;什么互相幫助,互相關心,共同進步啦;等等。政治處副主任白彥勝在講話時希望我們夫妻恩愛,同時要注意計劃生育。這是當晚最含有色情意味的話了。會場上頓時哄堂大笑,我們兩人羞紅了臉,在座的女青年也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

第二天晚上,我們請十多位黃巖老鄉在家里吃了頓飯。從七連調到團部中學伙房的老張和菊芬關系很好,她幫助燒菜。由于做了充分的準備,菜肴很豐富,有雞有肉有魚,酒是60度的北大荒燒酒。大家喝得高興,聊得開心,鬧到很晚才散。比起政治處主持的儀式來,這頓飯更熱鬧,更喜慶,更像一場婚禮!

我們的新房

我們的新房是磚瓦結構的一間平房,房子只有二十來平方米大。一道南北向的火墻將房子隔成兩部分,東邊窄的是廚房,西邊寬的是臥室,臥室里有一鋪火炕,占了一半面積。房子里沒有衛生間,家里的廁所蓋在屋前的小菜園里。這房子實在簡陋,但當時相比于帳篷和土坯房,這可算得上是豪宅了。這樣的平房當時蓋了好幾幢,專供新婚的團部機關知青和現役軍人居住。每幢住四戶人家,我們這一幢東頭是北京知青張曉鷗、蘇英夫婦(他們都是團部學校的老師);我家是東邊第二戶、第三戶是組織股的現役軍人李干事夫婦;西頭是佳木斯知青郭杰、天津知青小賈夫婦(郭杰是干部股干事)

各幢住宅前后相隔十多米。各家都在屋子前面用柴火垛圍成一個小院子。院子里搭一個小棚,堆放雜物用。冬天買了肉吃不完,可以掛在小棚內,當時零下二三十度的氣溫,這里就是天然的冰箱。不過肉掛在小棚里的風險是被野貓子叼走。院子前面留出通道,再往前就是菜園子了。每家的菜園子大約有三十來平方米,可以種不少菜。為了分清領地,各家的菜園用小樹條插成的籬笆隔開。

老職工是沒有什么家具的,除了木箱子,就在屋子里釘個木架子放東西。菊芬的堂弟邵冬青也在兵團,他在七連當木工,后來調到制材廠。我們結婚前,他利用業余時間,用水曲柳為我們打了捷克式的寫字臺、五斗櫥和一對箱子、幾把椅子,用油漆刷成深紅色的。五斗櫥上還按了一面鏡子,這是我的同學吳祥彪做的,鏡子在團里算得上是稀罕物。老同志們看到這些精致的家具都贊不絕口,有的叫人模仿著做,南方家具由此悄悄在我們團流行開了。我們返城時將寫字臺、五斗櫥都打包托運回黃巖。其中捷克式的寫字臺,至今還在我們的書房里。

在布置新房時,工付一連(糧油廠)的老鄉李明秀(后來調到團部計劃股)寫了幾幅毛主席詩詞的書法作品,邵冬青做了鏡框,將書法作品掛在墻上,為新房增添了幾分文化色彩。

柴火垛

北大荒天氣嚴寒,冬天屋子里要靠燒爐子、燒炕取暖。儲備充足的柴火是北大荒生存的必備條件。看一家人生活過得好不好,看看柴火垛就行了。

菊芬在七連當過老師和副指導員,群眾基礎不錯。我們結婚前,七連的老鄉和老職工幫助我們在山上砍了不少柴火,上海知青陳根法利用晚上開四輪拖拉機(老職工稱之為“油特”)運到團部,他連續運了兩車。因此成家前,我們就在屋前壘起一道高18,長3米的柴火垛,讓鄰居們羨慕不已。

我們要長期生活,這道柴火垛顯然不夠。冬季下雪之后,每逢星期天,我的主要任務就是上山砍柴。為此,邵冬青給我做了兩個小爬犁。說起小爬犁,真是東北冬季雪地里絕好的運輸工具。它結構簡單,小巧玲瓏,用幾根硬木榫結而成,底座的兩根木方船形翹起,便于在雪地上滑行。小爬犁雖小,但在雪地上運個二三百斤東西一點問題也沒有。

我們砍柴要進幾里外的山林里。團領導怕把山林都砍禿了,規定上山砍柴只準伐枯死的“站干”,砍原先已伐的大樹的樹枝,不準擅自伐樹。七連的黃巖老鄉朱強這時已調到團部干訓隊當理論教員,他就像我們的親兄弟一樣,在星期天經常跑到我家幫助干活。在冬季的星期天,他經常和我一起,一人拉一個爬犁進山砍柴。當時山上碗口大的樹枝很多,我們用大刀鋸鋸,鋼板斧砍,不一會兒就能弄一大堆。在爬犁上捆扎樹枝是個技術活,樹枝要排齊捆緊,枝條不能貼地,前后重量要平衡,前輕后重或前重后輕都很難拉;還要選一根長枝條作為把手,我們就握著把手拉爬犁。由于砍柴的人多,上山路上的雪都被踏實,就像冰面似的滑,我們拉著滿載柴火的爬犁下坡時很輕松,但上坡就費勁了,需要一個人拉,一個人推。從山林到團部有幾個上下坡,當我們把柴火拉回家時,都累得滿頭大汗了。

柴火拉到家,還要鋸成一段一段,然后用斧子劈成一塊一塊,然后再碼成垛。這些都算是輕松的活,我自己利用中午和晚上的時間慢慢地干。

種菜養雞

冬天的業余時間主要是弄柴火,春夏兩季的業余時間則主要用于種菜。我家的小菜園里種有青菜、小蔥、四季豆、扁豆、番茄等等。為了增加蔬菜品種,我寫信讓父親寄點菜籽來,父親馬上將菜籽寄來,并在信中對我有一塊菜地很是羨慕,稱自己是“英雄無用鋤之地”。我父親原是金華東陽縣的農民,因為家鄉太窮了,年輕時跟著親戚到外面闖世界,學會了汽車駕駛技術,成了汽車駕駛員。他離開農村有幾十年了,但心中對土地還存有一分深深的眷戀。

除了種菜,我們還養了雞鴨。雞苗、鴨苗都是老職工老張在火炕上幫我們孵出來的。記得我們養了十多只雞,四五只鴨。飼料是連隊場院上掃出來的土麥子,是連隊老鄉幫助買的,很便宜,跟送似的。我們在小棚邊搭了雞窩和鴨窩。鴨子老實,晚上乖乖呆在窩里,而雞比較調皮,喜歡在柴火垛、小棚頂、屋檐下上串下跳,晚上就蹲在屋檐下睡覺,大冬天也一樣,我們怎么攔也沒用,后來就不管了,愛咋的就咋的。養雞鴨很臟,雞屎鴨屎拉得滿地都是,你這邊掃,它那邊拉,罵它也沒用。但看到雞鴨一天天長大,特別是母雞、母鴨能生蛋了,每天能在雞窩、鴨窩里檢到幾個蛋,那個高興勁就甭提了。

挑水和做飯

居家的力氣活還有一個是挑水。那時沒有自來水,吃的、用的水都要從幾百米外的機井挑來。平時是每天挑一挑水,星期天要洗衣服,需要挑兩三挑水。冬天挑水路滑,開春時道路泥濘,對于我這樣一個身單力薄的人,挑水不是一件輕松的事。

我們兩人工作都很忙,不愿在做飯上花太多時間,平時以吃食堂為主。早飯每天從食堂打,饅頭、咸菜、玉米馇稀飯;中飯也從食堂打飯菜;晚飯自己炒菜,饅頭也是食堂的。星期天常有老鄉來玩,我們總是熱情款待。菊芬每次都能弄出好多菜肴來,讓老鄉們大快朵頤。我原來膽子小,不敢殺雞,在北大荒沒辦法,殺雞宰魚都學會了。

在北大荒,我們學會了搟面條、做面片、包餃子、烙餅、腌咸菜、做皮蛋,發面蒸饅頭是北方的主食,我們都從食堂里買,反而沒有學會制作的技術。

 

北大荒的無霜期短,漫漫冬季沒有蔬菜供應。為了蔬菜保鮮,老同志家都挖有菜窖。結婚后的第二年秋季,我們也想挖個菜窖。但這個工程量很大,我有點發怵。這時朱強、邵冬青他們來了,幫我們挖菜窖。我們設計的是小菜窖,大約底長2米,寬1.5米,深3米。為了鋪防凍層,我們在開挖一米深的土層時,長寬都往外擴半米左右,然后按2米乘1.5米的尺寸挖到底。土挖到底后,我們在窖里用樹條釘了三四層的架子,便于立體儲藏蔬菜。防凍層先是放一排碗口粗的樹條,然后鋪一層塑料布,接著蓋上泥土。當然在防凍層上我們留了個可容人出入的口子,在菜窖里放了一架木梯子,菜窖口上還有一個木板釘的蓋子。挖菜窖用了兩個星期天時間,其中朱強是主力,數他干得最多。當年我們在菜窖里儲存了大白菜、包心菜、土豆、白蘿卜、胡蘿卜、洋蔥等蔬菜,一直吃到春節后。不過第二年開春后連續下雨,菜窖變成了水井,到夏天就整個兒崩塌了。這時我們才知道,要使菜窖不崩塌,在菜窖四面墻上要立一層樹條。想起挖菜窖的艱辛,我不想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接下來返城風刮起來了,我們就更不想挖菜窖了。

我們結婚幾年后,團文教股老同志程國安、團部中學伙房的老張、宣傳股股長趙仲流愛人老石都分別跟我們說:你們剛結婚時,我們可擔心了,心想你們兩個都身單力薄的,這日子怎么過?后來看到你們的新房布置,看到高高的柴火垛,成群的雞鴨,綠油油的菜園子,小日子過得挺滋潤的,我們才放下心來。小邵真能干,這個家當得好!

女兒降生

結婚三四個月后,菊芬懷孕了,我們又高興又緊張。她妊娠反應很大,嘔吐不止,吃不下飯。這時老張、老石經常來探望,送來好吃的東西,幫助菊芬度過了難熬的反應期。我們家到團部中學要繞一大圈,為了節省時間,菊芬上下班都翻小山過去,真的很辛苦。北大荒沒有什么水果,夏天只有西瓜。連隊種的西瓜很便宜,一二分錢一斤,我們整麻袋整麻袋買來吃。我們的女兒皮膚又白又嫩,菊芬說這都是懷孕時吃了這么多西瓜的緣故。到19769月,菊芬肚子越來越大,我們嚴陣以待。9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她感覺肚子疼,我嚇壞了,趕緊去叫團部衛生所的康醫師和衛生員陸寶璉。康醫師五十來歲,是位慈眉善目的老大姐,小陸是上海知青,秀秀氣氣,清清爽爽的。康醫師仔細檢查后,說你離分娩還早呢,著什么急呀。后來菊芬肚子又痛了兩次,都是小陸跑來檢查,有一次還在我家陪了大半夜。

930傍晚,她肚子痛得厲害,我看這回“狼”來了是真的了,就把她送到團衛生院。婦產科的歐陽醫師將她送進產房。由于第二天是國慶節,衛生院大部分醫生、護士都回家度假去了,整個衛生院空蕩蕩的。當時還不到放暖氣的時節,產房里很冷。幸虧四連衛生員蔡艷君(黃巖老鄉)在團衛生院實習,她在產房陪菊芬。菊芬體質弱,生產十分艱難,她雙手都掛著吊針,一邊是營養液,一邊是催產素。在歐陽醫師、蔡艷君和值班護士的鼓勵、安慰、幫助下,到101日零時35分,小寶寶出生了,是個女孩。看來她賴在娘肚子里遲遲不肯出來,為的是和共和國同一個生日。由于分娩時間過長,寶寶全身青紫,歐陽醫師倒提寶寶雙腿,在小屁股上拍了幾下,寶寶才哇的一聲哭出聲來。寶寶的哭聲,在當時無疑是天籟之音,無比動聽,我們大家都松了口氣。護士將寶寶擦洗后一稱,6斤半,個子還不小。寶寶就躺在菊芬身邊,只見她皮膚潔白,兩只大眼睛烏黑發亮,十分可愛。菊芬越看越歡喜,分娩時的痛苦消失得一干二凈。整個分娩過程我都在她身邊,寶寶出生時,我的心情無比激動,初為人父的感覺真是太興奮、太奇妙了。天一亮,我就匆匆趕回家,將這個喜訊告訴我的同事,我的老鄉。當天上午,我向軍務股要了一輛吉普車,將母女倆接回家。接著,我寫信將喜訊告訴我們的雙方父母。他們也很高興,我的父親來信將孫女名子也起好了,他說這是你們上山下鄉的結果,愛情的結果,這果實碩大無朋,孩子就叫趙碩吧!

我們黃巖老家,做月子是很講究的,喝紅糖姜茶,吃姜湯面,還有老母雞、豬蹄、鯽魚等等,真是吃香的喝辣的。但北大荒沒有什么東西,做月子就是喝小米粥、吃雞蛋。還好,菊芬家托運了一箱東西,她才有幸吃到了姜湯面。菊芬的奶水充足,夠寶寶吃的。在做月子期間,她的親戚張美芬從七連請了假來幫忙。說起張美芬,輩份比菊芬高,是菊芬的表姨。但她年齡比菊芬小,性格又內向,臨到北大荒前,她的父母跟菊芬說:到兵團后,你們就以表姐妹相稱,美芬叫你姐,你多關照她。就是這個膽小怕事,性格懦弱的張美芬,返城后經過摸爬滾打,成了一家五金商店的老板,生意做得風生水起,這是后話。

聽說我們添了小寶寶,老鄉們來看望的很多,都夸我們的寶寶漂亮,八連的老鄉戴文達說:你們的女兒這么漂亮,真是我們58團的團花啊!這話顯然言過其實,但我們聽了心里還是美滋滋的。政治處的同事們也常常來看望寶寶,文教股的北京知青王仞山還給我們寶寶拍了一組照片,背景就是我們家的柴火垛。

做完月子,再休息幾天,菊芬就到學校上班了。剛開始我們把孩子放在炕上,四周用棉被擋住。后來覺得不放心,就找到一個老職工的家屬,雇她在白天幫我們照看孩子。菊芬在上午和下午,都要乘課間休息時間翻過小山回家喂奶,因為時間緊,每次都是一路小跑。

老話說:“一個孩子十畝地忙”。有了孩子,家務活比原先成倍增加,而且我們兩人的工作都很忙。特別是菊芬,她是中學語文老師,兼班主任,事情很多,有時忙得焦頭爛額。于是在放暑假時,菊芬決定把孩子送回老家,讓自己的母親幫助帶。本來我是要陪她一起回家的,但當時宣傳股工作忙走不開(好像是麥收開始了),于是她一個人帶著孩子踏上了返鄉之路。汽車、火車、輪船,折騰了近一個星期,她才回到黃巖。一路上的辛苦,真是一言難盡。她背著孩子,提著旅行袋,又要買票,又要轉車。孩子小,又怕生,一步也不肯離開,泡開水,上廁所,她都背著孩子去。到上海后,她在姨媽家休息了兩天,然后坐輪船到椒江。我父親和我弟弟省吾趕到椒江碼頭接船。看到菊芬背著孩子上岸時,面容憔悴,衣衫不整,就像叫化子一樣,我弟弟省吾心頭一酸,眼淚都流下來了。

菊芬在老家呆了一個月,就要回北大荒。這時孩子才生下八九個月,她咬牙給孩子斷奶。因為奶脹得厲害,她吃中藥回奶,結果生第二胎時,就沒有奶水了,只能用奶粉、米糊喂養。為了工作,她拋下八九個月大的孩子回到北大荒,真是心如刀割。在那個年代,我們總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把家庭`生活放在第二位,為公家舍小家,為事業舍家庭,這就是我們那時的價值觀。

意外多多的第二胎

說起我們的第二個孩子,可說是意外多多。首先,他是計劃外的。當時計劃生育已擺到重要位置,當時的政策是一對夫婦一對孩,允許生兩個,不過兩胎之間要間隔5年以上。生了女兒之后我們就采取避孕措施——上了節育環。但是1978年的下半年,菊芬脫環懷孕了。一則這不符合計劃生育規定,二則這時返城風很盛,我們也想返城,不想在這時生孩子,于是想墮胎。但團衛生院的歐陽醫師檢查后認為菊芬的身體太弱,不宜做流產手術,她建議繼續妊娠,調養好身體,把孩子生下來。我們接受了她的建議,保住了這個孩子。

另一個意外是性別。當時鑒別性別,主要靠醫生聽胎心。歐陽醫師聽了胎心,肯定地說:你這次懷的還是女孩。我們返城后到黃巖第一人民醫院,菊芬的同學張玲斐正在婦產科,她聽了胎心后也肯定地說,這是女孩。可是生下來才知道,是個純爺們。第二個孩子出生于1979326日,我們返城不久。因為生在老家浙江,就起名叫趙浙。我父母有了孫子,心里特別高興。趙浙自小聰明,讀書成績一直名列前茅,輕輕松松考上重點大學,并獲得碩士學位。

趙浙出生不久,計劃生育政策有了重大調整,一對夫婦只能生一胎。因此如果沒有這次意外的懷孕,沒有歐陽醫師的勸說,我們就不可能生育二胎。我們覺得這是上天對我們的眷顧,是老天爺為補償我們在北大荒的艱苦生活送給我們的最好禮物。

 

 

我在北大荒紅旗嶺的日子

徐志雄

 

在我生命的歷程中,曾有一段刻骨銘心的記憶。那就是在北大荒紅旗嶺度過的日子。

1970529,我們一批當時的知識青年,響應國家號召,離開生養的故鄉,奔赴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開始屯墾戍邊的生活。經過五、六天的路途,來到了東北邊陲的紅旗嶺——一塊新奇而又陌生的地方。紅旗嶺作為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三師五十八團的所在地,位于東北三江平原的邊緣,離黑龍江饒河縣城約五十公里,距當時因中蘇沖突而聞名的珍寶島直線距離也不過百里。松花江的支流七星河,在嶺下的沼澤地中蜿蜒流過。作為完達山巒的紅旗嶺,當時人跡稀少,僅有的一條佳木斯到饒河縣城的公路,在嶺下穿過,每天僅有一班客車來往。嶺下的公路邊,有間小木房,駐有三人的邊防檢查站就設在這里。我所在的連隊,就在邊防檢查站對面的沼澤地中。

記得剛到連隊的那天,我們在迎春火車站下車后,坐上團部的大卡車,跑了四、五個小時,然后轉坐拖拉機拉的大爬犁才來到沼澤地中的連隊。所謂的連隊,其實就是沼澤地中的一塊高地,搭著一頂帳篷和一間土坯房,還有先期到達的數十位知青和數名老職工。連隊的指導員是帶紅領章的現役軍人,連長則是五八年轉業官兵中的一名山東漢子。此時天已大亮,炊事員拿出一大筐雪白的大饅頭和玉米稀飯,招待我們。吃完飯后,連隊給每個女生發了一把鐮刀,男生發了幾把斧子和一把大鋸。然后由排長領著去割草、伐木。因為天黑之前,我們必須把帳篷支好,否則的話,晚上只能露天睡覺了。初來乍到,大伙都挺老實,干活也挺賣力。等到太陽爬上紅旗嶺,男生扛著伐來的白楊樹,女生背著割來的茅草,回到了連隊。排長招呼我們都先去吃早飯。我們都覺得不可思議,早飯不是剛到連隊時吃過了嗎?排長告訴我們,現在才早上七點來鐘,該是吃早飯的時候。你們不知道吧,在北大荒要是夏天,早上二點多,天就亮了。晚上有時到八、九點天才黑。先前是給你們的臨時加餐。這樣的時差,對于我們這些未經世面的年青人來說,真是好生奇怪啊!

搭帳篷是并不復雜的活。早飯后,在幾個老同志的帶領下,我們在沼澤地上打下樹樁。然后在樹樁上安上人字架,在人字架之間再釘上白楊樹干,拉上篷布。中午時分,一頂像模像樣的帳篷就搭好了。吃過中飯,也沒有休息,我們就開始在帳篷內搭床鋪。我們先在邊上的樹樁上橫上二根粗木干,再挑出大小差不多直點的楊木干在橫梁上密密地排好,然后再用木條壓上釘牢。由于楊樹干歪曲不齊,高低不平,我們就用女生割來的茅草,在上面鋪了厚厚的一層。咋一看還不錯,帳篷內大統鋪,中間留出了一米多的通道。排長用茅草編了草簾子,把帳篷隔成了二截,東頭住男生,西頭住女生。就這樣,我們簡陋的新家在日落前安好了。

我所在的連隊為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三師五十八團工程二連,是黃巖知青最多的連隊,主要的生產任務是制作磚瓦。北大荒因無霜期較短,每年的六、七、八三個月,是制作紅磚的最佳時期。制作紅磚并非一項簡單的工作,這里面也有一定的技術含量。比如說,制作紅磚的土質,粘土和沙土需要有一定比例;如果沙土太多,燒出來的紅磚不堅實,容易粉碎;如果粘性太高,在陰干的過程中,磚坯容易開裂;燒制時,如果火候不足,容易出生磚;如果火候太過,又極易坍窯出流磚;磚坯在陰干的過程中,如果受到太陽的暴曬,極易開裂;如果受到雨淋,又會酥化無法裝窯燒制。我們到達連隊時,已是六月上旬,制作磚坯的黃金時節已經開始。各班、排立即按照連部的分工,馬不停蹄地轉入籌備工作。女生當時主要是割草編草簾,搭建陰干棚。男生主要是開辟制作場地,安裝機器,取土試制。待一切準備就緒,眼看六月份就快要過去了。

我們制作紅磚,采取機械與人工相結合的辦法。首先由推土機平整出場地,然后將沼澤地下面的沙泥堆成大土堆,再由人工把沙泥裝上獨輪車,送入攪拌機。攪拌好的泥塊,從出泥口出來,經過鋼絲網自動切割,就形成了一塊塊的磚坯。這些磚坯再由平板車拉到陰干棚,進行風干。陰干的過程,大概需要十來天的時間,在這之后方可裝窯燒制。裝窯搬運磚坯的工具,就是獨輪車。當時我們還從來未見過和使用過獨輪車,如果掌握不好車子前后左右的平衡,提起車把一走,就會翻車。通過反復的練習,我們終于掌握了使用方法。后來即使一車裝上近千斤重的磚坯,在30厘米寬的跳板上,我們同樣能推著獨輪車過溝進窯,疾走如飛。就這樣,我們日復一日地勞作著。這一年,我們連隊為全團提供了近百萬塊紅磚,從而使得一幢幢磚瓦房,趕在封凍之前,在紅旗嶺上的團部出現。因連隊附近土質的原因,第二年我們進行了轉場,來到七里星河的大橋邊。這里的土質,非常適合磚瓦的制作。從此,我們開始了大規模的磚瓦生產。連隊也就在這里安家了。

作為來北大荒的知青,留給我們印象最深的是風雪、窩頭與小咬。大饅頭是誘人的,對我們這些吃慣了米飯的南方知青來說,窩窩頭卻絲毫提不起我們的食欲。按照當時的糧食供應規定,每人每月的細糧僅為四、五斤。一年難得吃上幾餐米飯。大部分的主食就是玉米面。剛到連隊的第一天,我們吃的都是饅頭。可從第二天開始,我們就要靠窩窩頭和玉米粥來充饑了。第一次見到黃色的玉米面窩窩頭,大家覺得很新奇,以為也會像饅頭一樣可口。放到嘴里一咬后,就不是滋味了。粗粗的、硬硬的玉米面窩窩頭,在嘴里反復咀嚼,還是難以下咽。加上當時蔬菜極其緊缺,看著北方的知青和老同志,啃著窩窩頭就著大蔥沾醬,吃得津津有味,莫名的淚水,不由自主地從許多同伴眼中涌出。個別女生扔下窩窩頭,跑回宿舍蒙頭痛哭。連隊及時組織了憶苦思甜等一系列政治教育。同時,伙房盡量粗糧細做,變換著方法調劑。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半年多。當年秋糧收成后,我們的伙食才有了很大的改善,主食也基本上以面粉為主了。

小咬俗稱“蚊依頭”。在家鄉的林間荒野,也許偶見。但在北大荒的紅旗嶺,卻帶給了我們極大的煩惱。每年春暖花開之后,不計其數的小咬,不知從什么地方一下子冒了出來,到處肆虐。特別是早晚時分,成群結隊瘋狂叮咬,常常一巴掌就能拍死幾十個。特別一些過敏體質的人,被小咬叮后,皮膚上立刻會起紅疹,奇癢難忍。即使用驅蚊油,效果也不佳。在野外作業時,我們經常會找來樹枝、野草、木頭、燃起煙火,進行驅趕。有時回到連隊就餐,我們打來飯菜只能鉆進蚊帳里吃,不然,碗里就會掉進許多小咬。后來,我們紛紛讓遠在家鄉的親人,趕制或購買養蜂人常戴的頭罩,寄給我們。

北大荒的紅旗嶺,一年中有四、五個月被冰雪覆蓋。從每年的11月份穿上棉衣、棉褲后,往往要到來年的4月中下旬才能脫下來。北方的冬季不同于南方,雪天里,人在室外,即使身上披滿白雪,也不會淋濕衣服。進房間前,只要拍抖幾下,就會掉落,衣服上也不會留下一丁半點的水跡。洗過的衣服,如果掛到室外,一會就會凍得冰硬。如果折一下,有時就會碎裂。要是皮膚在室外的鐵器上沾一下,就會被牢牢的粘住。如果你使勁拔,可能會把皮膚都撕下來。這時,只能用冰雪捂,使勁擦,才能使粘住的皮膚離開鐵器。冬季的紅旗嶺,到處銀裝素裹。有的樹木被雪壓得直不起腰來,有的樹上還出現了冰掛。在晴朗的日子里,潔白的大地,在陽光的照耀下,會刺得人眼睛發痛。連隊的工作并未因天氣的寒冷而進入休眠。此時,將會轉入排水、伐木、冬訓、捕魚的黃金時節。

北大荒的天,似小孩的臉,說變就變。當時的氣象預報,沒有現在這樣及時、準確,風雪隨時都可能光顧,讓人防不勝防。記得有一次,我去十四連看望老鄉。上午出門時,天氣還是蠻好的。等我走了一個小時,剛拐過十一連邊上的山腳,天空就突然變的陰沉起來。隨后便刮起了暴風雪,眼前變的白茫茫的一片。雪打在臉上,讓人睜不開眼,兩米開外已模糊一片。風裹著大雪,發出狼嚎似的聲音,向人襲來。響聲就像南方臺風來襲時一樣,真是叫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十來里的路,在驚嚇中,我竟跌跌撞撞,摸索著走了二個多小時,才來到十四連。

在這樣艱苦的環境中,我生活工作了五年多。1975年,我有幸作為一名工農兵學員,邁入了高等學府的大門,離開了那片黑土地。在我生命的歷程中,北大荒的紅旗嶺賦予我的歷練、機遇,將永遠銘刻在我的心中。

 

 

落戶“天鵝睛圈 ”

高雷達

 

19701125,我們在寧波火車站登上開往大興安嶺的專列。五天后在瓦拉干站下車,乘翻斗車進入大森林。 

此路暢通

就從報名那天說起。

黃巖縣政府招待所。大興安嶺來的接收人員陳恒太笑瞇瞇地看著我,“個子真高,有用!”他想了想又說,“讓你當班長,怎么樣?”離開時還問了我鞋子尺碼,很細心。我明白,他說我身材高適合打籃球。這誤會鬧大了。不過當時似無多解釋必要,反正支邊的事情敲定了。我是主動來報名的。

不像黃巖城關,我戶口所在地沒人來動員支邊,也沒人來為我安排工作,是我聽到消息立即動身趕來報名的。事先惟恐來晚了,還生怕人家知道了我情況特殊不批準。

我還真有點特別,城關沒見誰像我這般急不可耐想走的。相反,動員支邊出現一些過激做法,最嚴厲的莫過于“全家遷”——一人不服從全家遷農村,按規定該走你不走就這么處理。還真有人給遷過,大街小巷議論紛紛,氣氛凝重。那些曾經“堅決不想走”的人或許與我不同,他們留下來有路可走,或者一時找不到工作也沒關系。而我已確認自己再也找不到出路,并且作為家中長子,不去支邊必然影響兩個弟弟。

我一直想當兵。每次部隊征兵,我都被學校通知去參加體檢,初檢必定合格,海陸空三軍全都參與過了,形成規律的是,復檢總沒有我的份。最后一次初檢合格,是文化大革命進行的第三個年頭,恰逢上面通知全體同學畢業離校,不再有升學考試。我帶著戶口和初檢合格資料先來到老家,當即知道沒希望。不死心,趕緊帶戶口到母親工作所在地——黃巖縣長潭人民公社。幾天后,經辦人對我母親說:“你家的去不了,這里參軍名額給貧下中農子女。”輾轉三地同樣沒有改變結果,當兵夢徹底破滅。屋漏偏逢連夜雨,沒多久,我在山區公路上失足摔成重傷,又耽誤治療落下后遺癥:左髖股骨頭缺血性壞死,活動受限,最忌負重。這就是我的特殊,前途令人心焦。

沒曾想,身體毀了卻遇上支邊體檢寬松。征招資料上寫著,這回去大興安嶺是招工性質,我理解為去就等于找到工作;邊疆單位參照部隊編制,這又稍稍彌補我沒有當上兵的缺憾。體檢時醫生詢問病史,我只要透露一點實情,應該就沒戲了,既然想離家走得遠遠的,這次機會又不錯,就本能地瞞著。

感謝接收者一片真誠,連我穿的鞋子比常人大都關心到,沒出黃巖就委以班長重任。沒人探究我瞞著啥,但自己總得掂量掂量:在高寒禁區爬冰臥雪恐怕力不能及,去了萬一堅持不住怎么辦?據說不合適就給退回來,也就是說有后顧之憂也有解決之道,那就不怕,鐵了心走吧。當時一般人除了上山下鄉支邊支農想去能去,別的諸如進廠當工人或者弄個什么單位的辦事員干干,很難,像我這般家庭出身不紅又沒門路的人更是難極了。

19701125,寧波火車站,嘰嘰喳喳的說話聲叫喊聲在開往大興安嶺的專列上響起,來自浙江臨海、黃巖的數百名知青相繼登上列車,在硬座車廂爭先恐后地尋找寫有自己名字的座位。其中黃巖知青分為工交系統、財貿系統和居民系統三個部分。

我們工交系統有149名知青,有些是離校不久的老三屆初中或高中畢業生,有些年紀小連小學還沒有畢業,還有些年紀較大是社會青年。那年我二十周歲。

高寒禁區

五天后,我們在大興安嶺瓦拉干站下車。夜幕中分乘數輛翻斗車沿繡瑪公路進入大森林。最初工作單位叫大興安嶺塔河區筑路一大隊第五連,指導員王德玉(蒙古族),連長郭相守(朝鮮族)。我們由北方老工人帶領,開始在邊地生活、工作。

駐地帳篷座座,燈火點點。當夜喝的第一杯水很渾濁,泥土色,令人緊張,我以為從此就喝這渾水。后來才知道,點上深井打好剛出水,我們就到了,大山拿出這份見面禮有點匆忙。此后飲用水清澈甘冽,遠比家鄉的水好。

“找呀找呀找呀找,找到一個好朋友……”這分明是幼兒園阿姨教孩子唱的歌,卻在大興安嶺帳篷內傳出,里面還有人在跳舞,笑語陣陣。“各班到齊了嗎?”指導員王德玉在會場數來數去發現整整一個女工班還沒來,就讓一位老工人去看看。老工人回來說,丫頭片子都在床上跳舞呢。這位蒙古族領導樂了:“到底人還小。”我們落腳時最初的會議就這么開場。老鄉們大都二十歲左右,最小的只有十五周歲,指導員才三十左右。

我們所在的繡瑪干線西爾根二支線在塔河縣版圖內,黑龍江省地圖形似引頸展翅的天鵝,塔河猶在天鵝“睛圈”上。五連有十幾座帳篷,長方形布局。男女力工帳篷呈對稱橫列長方形短邊,每座居中分隔,各自有門,木板統鋪,住兩個班,每班都有個老工人帶著。除此還有黨支部兼連部、機械班、小買店、食堂等帳篷,分別搭在三個角和背陰的長邊上。

冬季漫長,太陽最是出工不出力,每日里遲遲升起,像個泄了氣的皮球蹦不高,下午四五點鐘天就黑了。穿越樹林能看見山包、河套、塔頭甸子。在空中鳥瞰千里冰封的大山,森林就像畫家任意涂抹于白布的斑駁陸離的油彩。山山嶺嶺分布著落葉松、樟子松、魚鱗松、紅皮云衫、白樺、山楊、水曲柳等樹木,奔跑或飛翔著鹿、麋、貂、熊、狍子、山兔、野豬,以及飛龍、烏雞等。

一段路基伸展在駐地向陽一側。這是我們與外界往來的惟一大道,鋪好路面竣工驗收后便是木材運輸線。去瓦拉干火車站十五公里左右;往相反方向走兩三公里是三連駐地,那邊的上海知青比我們早來一年。翻斗車既是生產機械又是常用交通工具,到機關辦事或回家探親,我們就爬上翻斗,抓住邊沿,向著鐵道線出發。

森林、帳篷、鐵爐:開赴原始森林,走進帳篷,爐火熊熊,我們就這么安頓下來。統鋪夾道中間安放的臥式大鐵爐是重要生活伴侶,在改砌鐵道兵發明的地火龍之前,這種長方體鐵家伙長期擔當不可或缺的供暖角色。來到邊疆的第一個晚上,迎候已久的老工人見我們蜂擁而入,“嘭嘭嘭”趕快往爐里加子,還撥拉幾下,爐內隨即噼里啪啦響得歡。爐板有點發紅了,老工人還問“暖和不暖和”。我們身上開始出汗,站在鋪板上更熱。“很暖很暖”我們班的阿壽能把普通話說得像謎語一樣難猜。老工人一聽“很冷很冷”,趕緊再加子帶撥拉。

與南方長煙筒在外截然不同,這里把粗長的大鐵皮煙筒安裝在帳篷內,讓子燃燒的熱氣通過鐵爐子本身和煙筒盡量散發。靠鐵爐睡的人有時熱得難受,靠門睡弄不好又會挨凍。無論白天黑夜,從攝氏零下三四十度的冰天雪地踏進帳篷,好似從寒帶一步跨入熱帶,手上稍有濕潤,進屋一拉門就會被門框凍住。

冬天爐子日夜在燃燒,夏天間斷燒點趕趕潮氣和地寒。長燒時晚上有專人添子,起先由老工人干,后來歲數大點的知青也參與。這活很需要責任心,懶了凍著大家,馬虎會引發火災。因為食堂簡陋,帳篷既是我們就寢的地方又是就餐場所。我們常在鐵板上燒開水煮小吃,炒黃豆也行,一炒滿帳篷香氣撲鼻,不過黃豆難找。有一回,隔壁班老鄉出工時看見一只山兔在林間蹦,一聲呼喊,大家奮勇堵截包抄。兔子雖然身姿靈巧,哪見過這等架勢,慌不擇路三躥兩躥躥到倒木底下鉆進樹洞。老鄉們一擁而上,用彎把鋸樹枝將縫隙緊緊卡住,逼得它插翅難飛。午餐時分,我們吃著窩窩頭大白菜,感覺有濃濃的肉香從隔壁飄來,一個個頓時饞涎難禁。“咚”的一聲,有塊啃得光光的骨頭從厚布隔墻上方飛過來,我們喊叫著沖過去,晚了,連湯也沒得喝。

掄大斧劈子是必須做的自我服務工作,對面帳篷門口,女老鄉也掄著斧子在劈。帳篷兩頭門額上分別有出煙口,只要外面白雪皚皚,這里總是輕煙裊裊。

迷途之夜

最初出工是為自己取暖拉子:分頭進入林子,將可以利用的倒木截成合適長度扛來,或用爬犁拖來。倒木不夠就用彎把鋸伐站桿,全憑各自手下留情,一不講究便伐了好木材。

廣闊天地煉紅心果然生動,半夜三更說蘇聯空降兵來了全體集合拉出去急行軍更是熱火朝天,幾個月下來,我的病痛明顯加重,有時徹夜難眠。支邊出發時壯心未泯,帶了高等數學課本,還有文學名著和名家字帖,這時候才知道,條件不允許,身體不允許,這些東西只能壓箱底,與衣物還有幾個肉罐頭放一起,躺在零下幾十度的集體倉庫里。每個人的家當除了被鋪就這一木箱東西,因為高寒,衣物和食物放一起沒大礙。

心有苦衷難有好臉色,不曾想副班長也亮出一張苦瓜臉,難不成倆班長要在高寒禁區湊一對難兄難弟?倒是班里其他人有說有笑,大都數人早已把淚別親人的場景忘卻。沒人注意到,一樁影響波及黃巖,攪得兩個連隊人馬團團轉的黃巖知青失蹤事件已拉開序幕,我一不小心演了重要角色。

“‘阿格龍’不是第一次犯錯誤了”!因為副班長名字里有個龍,我們有時打趣地叫他“阿格龍”,這帶著幾分親昵的稱呼來自前面這句某外國影片臺詞。剛來時,比我年紀略長的“阿格龍”會接茬與我們開幾句玩笑,蠻可愛的,漸漸地,變得難有笑容,估計他在想家了。“竹尖(竿)頭格鴨子(蛋),屋里格寶貝,勿來多少好!”有老鄉這么議論。一休息日午后,同班老鄉忽然有所發現地說:“怎么整天不見‘阿格龍’?”男帳篷不見,女帳篷他不會去,駐地外側跨過路基是林子,內側直接就是大森林,日常誰想過會丟人,可他真的蹤跡全無。左看右看不見人,吃飯也不見他,我按捺不住,將晚餐吃剩的土豆絲潑進爐膛,跟班里人說“看看去”,稀里馬哈就進了駐地背陰側林子。

這片林子以落葉松為主,滿眼是光禿禿的樹干枝條。常拉子,雪地里偶爾能看到有人遺失或丟棄的羊皮坐墊。孤孤單單一個人,我一時摸不開亮出嗓門喊叫,先四處張望,又有一搭沒一搭地吹起口哨,指望驚動“阿格龍”顯身。老鄉應該就在這一帶。每逢休息日,食堂上午九時和下午三時開兩頓飯,出來時天色還亮,一進林子黑得好快。樹木呲牙裂嘴的,我該放棄努力,但發現已找不著回駐地的路,東南西北一團糨糊。

感覺沒走多遠,怎么會迷路,剛才那片林地呢?到處冰雪,四面樹木,影影綽綽,全都相似。尋找駐地帳篷透出的燈光談何容易,爬上枕藉的倒木堆毫無作用,一切仍在森林包圍中;估摸著向高一點的地方走,轉來轉去,啥也發現不了。粗壯的松樹長得高,爬高望遠,或可發現駐地燈火,即便壯漢也未必上得去。

想起老工人曾說過,這一帶有野豬和黑瞎子出沒,噌一下嗓子眼似乎讓心臟堵住,喘氣加急。從來沒有喊過救命,喊吧?除了原始森林還是原始森林,誰來救你,只會招野獸。愈想愈急,愈急愈糊涂,多少胡思亂想難以寫出,多少狼狽不好細說。大興安嶺莽莽蒼蒼,逗你開心的時候充滿野趣,在黑夜迷路者眼中卻變得多么猙獰可怖。風雪交加時曾聽大森林徹夜嗚嗚亂叫,心里感激有帳篷庇護,風雪不動安如山,好想好想此刻能像往日一樣,一步踏進帳篷,從寒帶邁進熱帶。

木頭破裂聲有時響一下,死一般靜。

漸漸挪不動步,絕望彌漫。沒穿棉大衣,身子由熱轉冷。帳篷燈火還有鐵爐子仿佛就在面前,就是抓不到。多么希望老鄉的呼喚響起,在這冰天雪地靜止下來,臉頰緊繃,人縮緊,再縮緊,就會一步步向那個人人都要去的地方靠近。

不知過了多長時間,忽然有響聲敲擊耳膜,“突突突,突突突突”,如此美妙的“突突”,是熟悉的東方紅拖拉機聲!本能地一蹦而起,身子木木的,只能踉踉蹌蹌亂躥,朝著有響聲的地方,沒有思維,是兩條腿在指揮整個身子。絕望時突現生機人怎么想,鬼才曉得。與掃射過來的光束相碰,什么也看不清的時候,我身子方酒醉般晃來晃去,挪不動要倒下。

“你手里拿著小刀,匙鏈晃動,嘴里好像發著‘呃呃’的聲音,傻了八嘰一下子冒出來。”參與搜索的司機后來這么描述,還不忘打趣,“我們以為你要當叛徒,越境去投老毛子呢,咋又回來了!”駐地燈火一片,處處人聲、車聲,兄弟連隊人員也來了,各路人馬協同搜尋,除了機械,還有一撥撥老工人帶小斧子進入林子,預先已估摸好前進轉彎和折返的路線。“沙棱點兒!”聞訊趕來的三連指導員是總指揮,說話果斷,用詞簡練。他叮囑大家以斧劃樹為記不得迷路。手電光忽隱忽現,這片林地深更半夜第一次出現這么多人語聲。帳篷間空地和路基上車子來來去去,前頭光束隨路面起伏指天劃地般晃動。我聽到有人說,“阿格龍”還沒找到。

回自己床,恍惚著躺下,惡夢連連,似乎被啥追趕,上天入地無處逃遁。頭疼欲裂中睜開眼睛,看見黎明曙光已從帳篷兩側結滿厚霜的小窗戶透入。鄰鋪也有人睡!一瞅,就是“阿格龍”。

據說他是自己跑回來的,什么時候在鋪上睡下,誰都不知道,或許曾在哪旮旯貓著,也沒人尋根問底。終于,陳副班長辦通手續退回黃巖。這是一同來又最早離開大興安嶺的老鄉,他弄弄行李很快就走了。憑著數月相處,感覺他身體很棒,是這場風波促成退回,我不慎走失也成了促進因素,而我自己向山外有關部門發出請求沒人答理,只能繼續堅持。 

“滅火英雄”

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尋找老鄉精神可嘉——果真如此嗎?沒人鼓掌。相反,郭相守連長對我說:擅自行動算不上勇敢和負責任,以后碰到情況須三思而行,要請示領導。說得委婉,其實就是批評。這位連長駐地最年長,慈眉善目。我明白自己是莽撞了。見到那夜晚指揮人馬搜索的三連指導員,是在好些日子后,邊上人向他介紹我就是那晚找回來的知青。他 “哦”了一聲瞅著我,像威嚴的將軍,我不知說什么好,只得“嘿”了一聲。

沒過多久,踩滅幾個火堆余燼讓我和老鄉李海青成了英雄。那些天我們在路基沿線伐小桿,收工的時候我倆拖著彎把鋸走著聊著落在了后面,一眼瞥見分散的作業點上,大家工間休息烤火留下的火堆余燼還在冒煙,有的還能見到紅紅的炭火,就捧來積雪一個一個灑上澆滅,又守了一會,確認不再死灰復燃才離開,耽擱了一兩個小時。沒想到,過了些日子,連隊舉行文娛晚會,演著演著,對口詞里說起我和海青的事。不得了,大無畏造型配以鏗鏘有力的朗誦,把我倆演成了救火英雄,什么“火焰熊熊,危急萬分”,“火光就是命令,火場就是戰場”,“奮不顧身,拼命撲救”,說得光芒四射,聽得人耳根燥熱,恨不能找個地洞鉆進去。防火滅火是大興安嶺頭等大事,一旦出現火情,一切服從于滅火,各方人員緊急集合,車輛隨時征用,各單位全力以赴。人上火場就不是人了,沒命跑,沒命追,沒命撲救,有時危險就發生在一剎那,逃離火海也在一瞬間。滿面塵灰煙火色,朋友對面不相識,再壯實的人也給累趴下。天知道有沒有水喝,能吃到點啥,有饅頭咸菜是享福。稍稍緩口氣,就地躺倒便睡。小小一點疏忽,會招至前功盡棄。知情者的介紹令人赧顏。當時防火和滅火手段都比較落后,直到經歷上世紀八十年代那次特大火災后,才有了長足進步。沒見過場面,我倆警惕性高干了件沒功勞有苦勞的事,二虎八嘰就當了英雄。老工人說,還沒到防火期,那點余燼著不起來。還好,這么弄過一回,就再也沒人提起。 

打發寂寞

打發無聊惟有挖地三尺找樂子,沒想到家鄉話也能娛樂。老工人喜歡學黃巖話,最先學會的是罵人語匯。那些話經他們一說成了洋涇浜黃巖話,我們知道多難聽多下流,他們卻懵懵懂懂,我們開懷大笑,他們也樂成一團,于是他們特別喜歡拿黃巖話與我們罵著玩。王指導員也學會幾句,一“罵”便露出個大金牙。有意無意間,我們在相互網羅自己感興趣及表現力較強的地域性語言,學得快的老鄉沒多久東北話張口就來。有的老鄉寂寞忍耐力強,就在帳篷里干呆著,寫寫信或者發愣。我常提個二胡上機械班找老工人湊熱鬧,那邊有兩位趙師傅:趙金友和趙漢武,還有一位叫周來長。趙金友年紀大些,另兩位雖然也有妻兒,還能叫小趙和小周。他們也像單身漢一樣睡大統鋪,平日帳篷外頭見面總說“過來玩”。小趙師傅說,你可勁拉,拉得我腳底癢,跳起舞來,就算你有本事。我拉《采茶舞曲》、《新農村》,三位師傅口說蠻好聽,卻是坐在床沿上誰也沒挪動。拍腦袋想想,拉一曲旋律昂揚的《金蛇狂舞》,小趙師傅屁股幾番掀動,終于扭扭擺擺在帳篷內巴掌大的地面上手舞足蹈起來。他們愛演二人轉,這是東北非常受歡迎的走唱類曲藝,地域文化韻味十足。有的經典段子家喻戶曉,那個《小拜年》,一男一女,一小塊空地,扭屁股,轉手絹,載歌載舞玩得團團轉,逗得滿場觀眾樂不可支。我說:“趕明弄譜子來,讓你們跳個夠。”

女帳篷沒由頭去,也不好意思去,所以許多男生與女生一直生疏,但周楊春是個例外。她年齡大些,一來就當小賣店員,容易見到,可以大大方方地招呼。塔河、繡峰、瓦拉干倒是有商店,但日常去不了,這個設在駐地一角的帳篷小店沒多少東西,甚至比不上家鄉的貨郎擔,卻可以隨便來。拿了工資要么不花,要么就到這角落看看有沒有感興趣的東西。我與女老鄉說話從周楊春開始。她身材嬌小,很隨和。許多人說不出幾個女生的名字,但所有男生都知道她。知道她已經成家,是因為有位說黃巖話的解放軍同志來探親。她成為我們這一撥最早為人婦并且有孩子的人,后來有兩個孩子。非常不幸的是,到邊疆才兩年多,她就因病離開人世。 

“連軸轉”

隨著時間推移,老鄉有的成為店員、會計、炊事員、飼養員、施工員、赤腳醫生,有的成了翻斗車、拖拉機、推土機司機或機械修理工,有的被送往上海等地學習車床技術,有的走上領導崗位,一個個從五連走向機關及各連隊,亮相在各個崗位。而我開始對開車感興趣。

到邊疆第二年,我也當上推土機手。此時黃巖知青機工已成為筑路戰場一支生力軍。

筑路施工每年夏季都搞大會戰,一搞會戰就喊“連軸轉”。老鄉開推土機和翻斗車的特別多,我們結集作業,推土機在坡地上取沙土,滿滿地推向沙臺泄孔,一輛輛翻斗車魚貫進入泄孔下方,接住傾瀉而下的泥沙。車輪滾滾,道路向前延伸。有些地段沙土充足,我們就地取沙,直接用推土機推成路基。號稱機械筑路隊,機械很多,力氣活仍然不少,力工一直最辛苦。天氣悶熱,還有蚊子、小咬、瞎蠓叮咬,他們首當其沖,有時候還要帶著蚊帽干活。曾見資料上說,大興安嶺長冬無夏春秋相連,因為下有凍土層地氣冷,上有房屋遮蔽擋曬,夏天屋內確實涼快,堪稱“無夏”;而露天作業就不能這么說了,赤日炎炎猛曬地表,也暴曬揮鎬掄鍬者,偷閑一刻是乘涼。“連軸轉”就是二十四小時不停歇,像車轱轆一樣轉起來,機械日夜作業,人換班或加班加點干。經過整形,路基規范,路面平整,這時候壓路機開來了,三個大輪子一遍又一遍地輾壓。司機中有女老鄉,她們好樣的,也跟著“連軸轉”。大太陽炙烤駕駛樓,機械自身熱氣騰騰,駕駛者重復著單調的操作,看似慢條斯理,同樣熱得汗流浹背。

搞大會戰目的在于搶時間,搶進度,啃下硬骨頭,確保任務完成。修好路,開發森林運出木材是建設國家的需要,是反帝反修的需要,“時間緊,任務重”這六個字總是出現在誓師大會領導講話中,為了營造氣氛,有時還提出向黨代會或節日獻禮的口號。鐵道兵三個師曾在大興安嶺奮戰20個春秋,300多名奉獻者為了建設鐵路長眠于大山;憑著年輕力壯,仰仗宣傳機器和激勵機制的有效運轉,我們作為開路先鋒的接班人,盡管來的時候想法各異,在這個時候,做懦夫大家都感覺丟不起這個臉,何況當代工人光輝榜樣鐵人王進喜就在本省大慶,更何況眼下生活和工作條件比鐵道兵建設鐵路時期好得多,因而我們這支隊伍同樣由奮發向上的精神占據主導地位,奏響一曲曲凱歌,涌現出一批批先進人物。筑路工人干勁大,天大困難也不怕,這口號套用了王鐵人語錄。開水、饅頭、豆漿、咸菜等送到工地,勞動間隙就餐。一番勞作,半斤面粉做的大饅頭在好些老鄉看來是小饅頭,一頓能吃兩三個。

保質保量保進度說說容易,做好很不容易。現場會適時召開,推廣好經驗,部署新的作戰方案。決策者時常面對困難局面,面對質量和進度的選擇,有時還面對投機取巧的誘惑。

寬闊的路影在“順山倒”、“迎山倒”的伐木呼喊聲中開辟,一個個涵洞在大鎬下挖開……“背上了行裝扛起了槍,雄壯的隊伍浩浩蕩蕩”,回駐地躺下,《鐵道兵之歌》一次次從女帳篷傳來,這豪邁的歌曲讓女老鄉唱得悠揚而迷人。只因歌詞生動,自有力量在,激蕩了姑娘的心,也激蕩著小伙子的心。 

“痛”則思變

前路再亮紅燈,當了機工情況一樣糟。坐駕駛樓掰掰操縱桿還行,一見處理故障要鉆入底盤下,我就往后退縮。師傅張振江與人嘮嗑,點評大徒弟有點噶哈,小梁還行。他說的小梁是我師弟,黃巖老鄉。當面師傅不說我懶,只用“沒禮貌”的評價來表達他的不滿意。他說:“你們南方人什么都好,就是沒禮貌。”這話題多次說起,只因為有一次我與他一起到另一位師傅家串門,交談中,當著女主人面我對那位師傅說過幾聲“你老婆”,張師傅說這是大不敬。師傅也是大難不死的人,有一回釣魚歸來遭遇黑瞎子,那家伙一掌將其撲倒,他摸起剛撿的鹿角擋住死推,恰好撐住熊口,黑瞎子嚎叫一聲落荒而逃。這幅“漁人拒掌圖”,不妨題為: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我后來在機關與韓孔貴、王守家等人一起上河套拍攝釣魚照片,因為不懂,擺拍成南方垂釣場景,直至聽了釣者描述,方知鬧了烏龍。大興安嶺釣魚肯定比南方更有趣開心容易上癮:不用餌,將小羽毛與小魚鉤拴在一塊,揮揮魚竿,一下一下往水流急處甩,魚兒見水面羽毛跳躍就會來咬鉤。一提魚竿,恭喜你,鮮美魚湯已向你招手。

總在向我招手的,是日復一日愈來愈頻繁的疼痛。駕駛推土機作業后關停,我一時下不了駕駛樓,坐久起立,左腿髖部鉆心地痛,踏不下腳;緩幾分鐘后,盡管還是痛,總算能踏下,這與醫生說的股骨頭出現塌陷癥狀吻合。師傅看不慣磨磨嘰嘰,又不明底細,有時在底下大聲招呼:“下來呀,還愣著噶哈。”腿部疼痛還有可能導致操作失誤,釀成事故。百般無奈中,我瞅機會,往王指導員手里塞了封信,委婉說明身體狀況,自薦,想干點宣傳的活。不知道是信打動了他,還是正需要有個知青干事負責宣傳事務,沒幾天我便被調往機關政工組。

 

 

 

 

 

 

 

 

 

 

 

 

 

 

在前線團的那些日子

黃梓明

 

197255,我第一次探親結束回到九分隊(589連),就被宣布調往“前線團”的獨立一營武裝三連,任炮班班長。

武裝三連距離珍寶島僅十多公里。駐地旁有一條戰備公路延伸至烏蘇里江江邊。從江邊往西四五公里是一營營部,在營部的小山頭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珍寶島,就連江對岸蘇聯高高的瞭望哨所也隱約可見。距一營營部六七公里的山腳下是160榴彈重炮連。烏蘇里江西邊二十多公里處是“前線團”團部。來到了武裝三連,也就意味著來到了離蘇聯更近的邊境“前線”。在那里,我們住的是帳篷,進出還必須持邊境通行證。剛到連隊那會,我們用了兩個星期的時間蓋了兩間木籠(泥)屋,西邊的是連部,東邊的是食堂。隨后,我們就馬上開始了戰備值勤和構筑火炮陣地,并在公路兩旁挖了掩體。

我所在的炮班是各班里人數最多的,共12人。其中黃巖籍人大部分是黃巖中學“老三屆”學生,如:陳鵬飛、丁建平、韓萬象等。我們連是不搞生產的,主要工作就是戰備值勤和修筑國防工事。糧食蔬菜等日常用品仍由58團供應,主食是面粉,主菜是蘿卜、土豆、白菜。那時年輕,食量大,飯菜不夠吃是經常的。逢年過節或一個月能吃上一頓紅燒肉,大家就歡呼雀躍了。

到連隊不久,我們就收到了全國各地寄來的慰問品:信封、信紙、筆記本、鉛筆、圓珠筆、小紅花、手絹、鞋墊、紅心結等小玩藝兒。它們都被送到營部。由于東西太多,堆積如山,營部的屋子里都放不下了,只好堆到門外的走廊上。后來,營部把這些東西分發各個連隊,一次大約半卡車。在這些東西中,讓我們最感動的是中小學生寄來的慰問信,以哈爾濱、北京的居多。每當連干部讀起他們的來信,聽到我們被稱為尊敬的、最可愛的解放軍叔叔時,我們這些在前線團的艱苦生活中從未流過淚的男兒們都會不自覺地雙眼濕潤,也讓我們在心底有了一種自豪感。對于他們的來信,我們都以連隊的名義回了信。平時,我們也盡可能地給同學、朋友和親人們寄信。信封上,大家都會署上“虎林珍寶島29信箱3分隊”的字樣,并蓋上部隊的三角郵戳(軍用免費),以此顯示我們的光榮。

我們連配合160榴彈炮團,負責幫助構筑已經設計好的火炮陣地。我們在公路旁、山腳邊預先打好了多個坑道,供炮車和火炮打仗時轉移陣地用。那個時候,白天我們在修筑工事時,天空中經常會掠過蘇聯的偵察機,可總不見我們的戰斗機迎戰和驅趕。當然沒有命令是不準開槍的,我們只能是恨得直咬牙。

炮班“57戰防炮”是炮排(其他兩班是60迫擊炮,每班只有6人)主力,連里共有6門戰防炮。此炮射程6000多米,穿甲20毫米,須靠卡車牽引。后來這些炮一直豎立在新13連新開發的土地上。

挖坑道的時候,我掄一把18磅的大錘,一口氣能錘百多下,一點都不覺得累。因為勞動強度大,吃的也多,一天下來最少吃一斤八兩飯。當然,胳膊也揮的又粗又壯,活像打鐵漢。還有就是打炮眼,遇到不好打的地方都有我的身影。由于工作出色,我深得炮排長劉建國的器重,每逢開會學習,總讓我坐在他身邊,多次表揚我,有時還讓我談自己的體會。再來說說放炮的事,打好炮眼,放好雷管炸藥,通常是下班后再放炮引爆。放炮還真是挺危險的,記得在1973年的春天,連里出了次大事故。當時正值中午十一點半,大家都收工趕著去食堂吃飯,突然聽到一聲巨大的爆炸聲。我急忙跑回工地,看見放炮手徐仁學(上海1968年知青,不是我們班的戰士),三個手指被雷管炸斷,殘指血肉模糊地掉在地上。原來他在裝填引信操作時不慎用力過大,雷管在手中爆炸了。見此情況,連里趕緊叫攔軍車,包著斷指,送他到佳木斯治療。但由于時間耽擱,手指太殘,無法接上最終因工傷病退,返回了上海。

在連里,我還曾被派去參加了師部組織的為期一個多月的戰防炮操作技能培訓。培訓結束后進行了實踐操作考核。考核時我們在600多米遠的地方,對著活動靶子實彈打靶,限時2分鐘。活動靶子寬2.5米、高1米,并用汽車通過100多米長的鋼絲牽引線拉著,靈活移動。結果我五發五中,獲全師第一名,被通令嘉獎。我還曾代表連里參加了師撓力河的武裝泅渡比賽,獲得了第六名。

我們的文化生活比較單調,平時除了開會學習、讀報,就是看演出、聊家常等。好在那會在一營營部幾乎每月都有一次慰問演出。每逢演出,營部的操場上就會坐滿我們三個連隊的戰士(一營共有三個連)。大家就會臉紅脖子粗地開始拉歌:“一連,來一個!”“二連,來一個!快!快!快!”場上的氣氛真叫那個熱烈。因為我們連與周圍野戰部隊的關系搞得極好,所以經常會互贈紀念品,有時也舉辦歌詠比賽、籃球賽等,這為我們的業余生活增添了一些樂趣。

成立一年半后,前線團被撤銷,回憶在前線團的日子是艱苦的,但也是美好的。回眸彈指四十余載,可以無愧地說:我們把自己的青春、汗水獻給了祖國的美好河山。

 

 

  

高橋新建隊

金美華

   

出黃巖南城15里的高橋街道(即以前的高橋公社),有一個村莊叫溪岸,從1966年至1981年,那里曾生活著一群下鄉知識青年,他們單獨建隊,集體勞動,集體生活,這個集體的名稱叫做黃巖高橋新建大隊,簡稱新建隊。

組建新建隊

新建隊的組建從1966年開始的,這一年是黃巖知青上山下鄉的第三年(第一年是1964年,第二年是1965年)。黃巖縣知青辦委托院橋區知青辦在高橋公社籌建一個新建大隊,準備安置1966年黃巖中學畢業的部分上山下鄉知青。當時由政府出面劃撥了高橋公社的溪岸、坦橋、黎明、上山、八份、呂白洋等大隊的小部份田地共約100畝,作為知青的生產勞動用地;騰出在溪岸的高橋糧站,作為知青的生活住宿用房。

當籌建工作正在積極進行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黃巖各學校也和全國各地一樣,紛紛成立了紅衛兵組織,緊接著就是停課鬧革命,革命大串聯,這一來,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也只能暫時停下來。

而高橋新建隊的籌建工作已在1966年的下半年基本搞好,田地有了,房子有了,生產工具等設備均已齊全,可是知青呢?沒有。當時的縣、區知青辦想了一個沒有辦法的辦法:就是從19641965兩年下鄉到鑒湖公社的知青中抽調一部分到新建隊。經研究,決定調入新建隊的有:東鑒村的泮兆政、黃寶華、徐佩國、阮琴香;山北村的項繼良、黃迅、郭小和、朱巖正、章定中、趙樂榮、陶太瑗;下山頭村的朱翔飛、趙念庭、毛友聲、章盛珍、汪笑芙;桐村的盧伯虎、鄭典衡、陶建中;山頭鄭村的黃小瑜、牟盛章;占堂村的金燕、毛乃雨、馬永茂、鄭鶴壽、陳永錦、韓家如、牟冬妹、童婉青、鄭素芬、朱蓓荔、王玲玲、林世信、謝艷敏;牛極村的蔡玉梅、方德蓓、朱仙蓮、趙伯敏、牟迪法;中岙村的葉鳳高、方圣敏、章凌霄、王伯英、陳允平、趙秋鴻、毛小陵、張一曼、金美華。實際落戶知青48人,另加上抽調到臺州化肥廠的一部分知青的戶口也暫時落實到新建隊(過渡性的),他們是:章滿英、應遠耕、牟柳銘、林聰連、繆小邦、方圣健。

 

為了帶領好這些知青,并在生產技術上給予指導,高橋公社又委派坦橋大隊的黨員干部張文興同志擔任新建隊的書記兼第一生產隊隊長;溪岸大隊的胡友法同志,黎明大隊的陳宜照同志分別擔任新建隊的第二、第三兩個生產隊的隊長,副隊長則在知青中選拔。后因人員的調動改為二個生產隊。他們三人的收入是按月發工資,由新建隊支付。

1970年,一批年輕的知青補充到新建隊,為隊里增添了勞動力,他們是蔡冬貴、蔡碧霞、王月招、陳小云、柯遜華、蘇士星、王桂芳;從1971年至1976年間陸續又有知青來到新建隊,他們是陸天恩、劉雅玲、秦林娜、章玲珠、方彩英、陳海英、周文君、樊杭生、張建軍、王美萍、胡建平、胡平;1977年新增加知青25人,有趙江萍、李秋郎、王永華、周望勉、葉世杰、葉國貴、湯恩祥、任桂鳳、張考生、洪建國、朱愛國、泮正榮、童雪芬、林文禹、邱沛玲、沈建華、蔣正喜、王巧貞、程建國、何小明、顧一知、阮旭華、方招娣、許一正、陶世軍;1978年尚有最后一批從椒江下來了8位,至此,進入新建隊戶口的知青達到109位之多,在此期間陸續的也上調了不少(見回城工作)。

艱苦創業

新建隊的機構分為農業隊,畜牧場,食堂蔬菜組等三塊。農業隊是新建隊主力,分為三個生產隊,主要從事90多畝水田的耕作,除畜牧場3人,食堂2人,蔬菜組2人外,其他所有的人員都編入農業隊,會計,出納是兼職的,不脫產。農業隊成員40多人,平均每人負責2畝多田。當時隊里只有一臺手扶拖拉機用來耕田,其余農活都靠人力,男女都一樣,勞動強度相當大。特別是春耕和夏收夏種,要抓季節,搶時間。女隊員們和男隊員一起出工,起早摸黑,連例假都不請,有些身體弱的則咬牙堅持,再苦再累也只能把眼淚往肚里咽,齊心協力抓住了季節,搶到了時間,立夏關了秧門,大家這才興高采烈地回城里會親人過個節——飽餐一頓食餅筒。夏收夏種時節,高溫炎熱,腳踏在田水里都是滾燙的,一邊收割一邊搶種,谷子要曬,稻草又不能爛在田里,勞力明顯不夠,畜牧場飼養員抽空過來幫忙。一個雙搶季節下來,總有一些人要累得病倒,沒辦法,年年都是這么過的。

辛辛苦苦種田僅能解決口糧及完成國家的糧食征購任務,新建隊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大隊,財政沒有補貼,要想掙點另用錢,只好在農閑時搞點副業。

我們搞過的副業也真不少:紡麻繩、織麻布、做麻袋;做麥芽糖、炒糖焦、;做醬色、做元醬、做醬油及固體醬油;做桔子精、蝦片;做蚊香、玻璃纖維;蒸餾山蒼子油、桔皮油;土法造過磷酸鈣、做翻簧筆殼、開沖床加工另件、;辦日光燈廠、接蘑菇菌種、種蘑菇、手扶拖拉機搞運輸等等。

搞副業能為隊里增加收入,當然也帶有風險。雖然,它使我們長了不少見識,但都沒能很好地辦下去。不是我們不認真,不努力,而是在那年代搞副業會被當作投機倒把來對待,會受到種種的阻礙:除地區的限制外,還有在貸款、材料、運輸方面等等,有多困難就有多困難。例如:當你發展需要貸款時,貸款額批不下來;當你需要材料時,必須得有計劃審批;當你需要出運時,辦出口證又遇到了困難……。每項業務的發起都是轟轟烈烈的,結果都因種種原因而被迫停產改行。

新建隊還有一個重要部門是畜牧場,它不僅能給隊里帶來收益,還給農業提供良好的有機肥料。畜牧場位于知青宿舍的北面,隔著一條小河溝,占地約400多平方,年存欄母豬二十多頭,肉豬十幾頭,種豬一頭。飼料來源:一是口糧出的米糠和知青辦撥付的糠票;二是用田里的紫云英、地里的甘薯藤等地窖腌制的大量青飼料;三是從集市上采購的黃豆、元麥、南瓜、甘薯等精飼料。飼養員是三個知青,他們每天的工作是:燒豬食、喂豬、挑水、打掃欄舍……。還得學會給母豬接生以及相關的畜牧獸醫知識,做到小病不請獸醫。另外,隔三天就得到十幾里外的院橋米廠買糠運回(外出買飼料都是由兩個飼養員用手拉車徒步拉來回的);逢集市日到市場上采購精料;趁季節從路橋、院橋、沙埠等地買回大量的甘薯藤等。他們以牧場為家,連春節也是。每年牧場都有幾十頭肉豬和二、三百頭乳豬出售,乳豬一半多被附近農民選購去;場內還飼養些雞,為我們的食堂提供了蛋源;為當地農民輸送些種蛋。

食堂是新建隊的后勤支撐。大家都在食堂里吃飯。炊事員由兩名知青擔任,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到小河挑水(沒有自來水)燒飯,全隊50多人每天吃的,喝的,用的都由他們來供應……,起早晚睡,還得動腦筋改善伙食。蔬菜組兩名知青,他們勤勤懇懇種些各季節、多品種的瓜果蔬菜供應食堂。

業余生活

除了農忙季節,新建隊員的業余生活是豐富的。因為是知識青年,大家基本上都會唱會跳,有些還會拉會吹,所以一到晚上或休息天,自然而然地琴聲悠揚,歌聲不斷,除了唱歌,還有下棋的,看小說的,織毛衣的,鉆研數理化的,安裝半導體收音機的,看農業科普讀物的……。到了冬天,田里活兒不多,臨近春節時,隊里的文娛活動積極分子就根據高橋公社文宣隊的意見排練一些節目,然后一起去各大隊巡回演出,所以那個時侯高橋公社各大隊沒有不知道新建隊的。

戀愛成家

剛下鄉時,知青們年齡比較小,最小的鄭素芬只有16虛歲,到了七十年代初,基本上都達到20多歲,年長的則要28了。隨著幾年的集體生活,大家共同勞動,相互關心幫助,年青人的心里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愛情的種子也開始發芽了。盡管當時物質條件很差,沒有房子,沒有家具,更沒有錢,但這阻擋不了他們成家的欲望。隊里根據實際情況,將原有靠北的走廊改建到中間,這樣原來的一個大房間就被隔成了兩個住房,盡量使需要婚房的青年都有一個屬于他們自己的家。成婚的知青把兩張單人床板合并為一,每人的一只木箱放在一起就是一對。七十年代在新建隊內部戀愛成家的知青就有11對,他們一直都生活得很幸福;也有9個男青年找了農村的姑娘在新建隊安了家。

回城工作

從新建隊建隊起隊員們都在隊里從事農業勞動。到了1971年,黃巖縣知青辦開始從知青中抽調小部分尚未成家的知青到各工礦企業工作,第一批從新建隊招了八人,他們分別到黃巖農藥廠,海門電池廠,黃巖八一機械廠,院橋供銷社,杭州鋼鐵廠工作。看到身邊的隊友招工了,留下的當然有所心動。后來又有四個高中文化程度的隊友被高橋公社招去當了高橋中學的民辦教師,還有3個年青的隊員應征入伍,部隊復員后在城里安排了工作;也有二個被推薦為工農兵學員去大中專院校讀書,畢業后留在了城里工作。直到1978年大招工開始了,我們六十年代支農的新建隊知青于1979年底基本上都已返城工作,至1981年底,那里的全部知青均已招工完畢,黃巖高橋新建大隊也完成了她的歷史使命。

友誼永存

回城以后,新建隊的隊友們分散在各個企業,大家各忙各的,平時難以碰到。1987年國慶,回城將近十年的部分隊員相約一起去方山寺游玩。這次游玩喚起了他們昔日的友情,并決定每三年聚會一次,時間定在第三年的102日。這一決定得到了全體新建隊員的贊同。從此,每逢新建隊聚會的日子,人人就象過節一樣,全家出動。此活動一般都是白天去風景區游玩,晚宴后文娛活動開始:所謂的文娛活動就是大家盡興發揮,自由表演,象當年在新建隊一樣無拘無束,釋放心情。這一天大家都仿佛回到了青年時代,找回了逝去的青春年華,這樣的聚會已經舉辦了九次,今年(2014年)的102日將舉辦第十次。

1966年底到現在,經過近半個世紀,隊友們從當年的花季少年都已邁過了花甲,有的到了古稀,人世間的悲歡離合,生老病死已經光顧這一群體。每逢有隊友生病住院,知情的人通知其他隊友一起去醫院慰問。有的隊友不幸病逝,大家互相轉告,一起為他送行;每年的清明時節,也有不少隊友相約來到他們墓前,送上鮮花寄托哀思……

新建隊這個集體,雖然形式上早已不在,但他們用汗水和淚水凝結起來的友誼卻永存于每一顆新建隊員的心。

2014810日)

 

 

 

 

 

 

大寺基知青的聚散

林達河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長潭水庫建成蓄水。1964年省廳下發 文件,同意在水庫上游海拔千米以上的大寺基設立知青點,當時文件要求的人數為100名。

    1965年11月25,來自城關、海門、路橋的百名青年們就上山了。其中:城關47人(男30人、女17人)、海門33人(男21人、女12人)、路橋20人(男17人、女3人),年齡最大的是路橋一男生,約二十三、四歲,最小的是城關一姑娘,十四歲。

    在我們去之前,大寺基已新建教室、宿舍、食堂和操場等基礎設施。

    當時,大寺基知青點對外的名稱有兩個。一是大寺基青年隊,由金清來的干部黃道霞擔任負責人。二是大寺基半耕半讀林業學校,分高中、初中兩班。校長由從縣文衛局抽調來的丁祥鏡同志擔任,并抽調寧溪中學的王天宋老師、澄江中學的王植庚老師和阮英潤老師任課。我們4個高中畢業生作為輔導老師,高、初中班開課時,集中學習《古文觀止》;做作業時,下班輔導。每周一、三、五下午上課,其余時間勞動。

    剛開始時,勞動內容是解決生活的需要,比如運糧、砍柴等。我們每人每月的定量要到下余大寺基林場總場去挑,一般是晚飯后下山,第二天天蒙蒙亮時上山,往返60里山路。至于燒飯用的柴火,則是就地取材。

    縣里核定給我們每人每月的生活費是10元錢,時限1年。所以伙食也比較差,蔬菜以榨菜葉湯、豆腐乳、菜頭為主。

    一年以后怎么辦?縣里曾組織有關部門專家上山為知青們開“處方”,尋找生活出路,但面對一片荒山,也束手無策。最后,也不知是誰,想出了“種茶”的點子。于是青年們才有了真正的勞動內容。小寺基有一片相對平整的山坡,經知青們的努力,辟出百畝茶園。這是百名知青在山上留下的唯一成果。

    大寺基山高,氣溫低。那時,我與路橋知青劉萬章和王植庚老師住在俱樂部的一間小室,其他知青全宿通鋪。冬季,與劉共眠一床,床上墊的是各自帶的6斤重的棉絮,蓋的是統一發的兩條10斤重的棉被,但仍然感到不夠暖和。早晨起來時,被頭結冰,窗花很厚,最冷時室內溫度為零下18℃。

    大約是196610月,為期一年的“皇糧”吃光了,組織就將我們分到大寺基林場的各個分場去做臨時工,參加植樹護林。記得當時有4個分場:大寺基、開甸、雙場和老崗基。同年底的一天,全體知青集中下余總場開會,要求我們與總場簽訂臨時工合同。我認為,既然是合同必須征得乙方同意;既然是臨時工,又何必將我們的戶口遷到林場。為此,大家與場領導和青年隊負責人發生爭執,因不能達成共識,合同未簽。全體知青徒步赴黃巖城關討說法。至長潭,水庫管理局派出多輛卡車送我們至城關。當夜集中縣府大會堂,以我為主與縣內務局正副局長唇槍舌劍。結果是大問題未解決,按照每人100元的標準,給我們補貼萬元,暫時緩解了生活問題。

    這次討說法的另一收獲是同意我們外出串聯。我們自愿組織的16人,于1967年元旦出發,徒步到寧波,再乘火車,至上海時,全國停止串聯活動,陸續返黃,但沒有集中赴大寺基。后雖一部分人又上山住了一段時間,卻被大寺基林場的“造反派”用棍棒“圍剿”,認為我們在奪他們的飯碗,因為林場發工資的主要來源是植樹護林經費,十分有限。不得已,迫使我們逃向仙居,繞道回黃巖。

    直至1969年,縣革委會成立,曾安排我們去金清農場做一階段臨時工,至年底才將我們分配到各林場、農場、漁場。其中:

    金清農場50人:盧奇岫、張友順、陳正喜、張夏郎、牟正法、夏式垣、茹曉峰、劉寶玉、梁彭巖、張正順、李祖法、符士國、袁新華、項惠芳、何雪飛、陳招香、吳菊芬、牟美珍、陳荷香、張桂飛、李哲忠、朱適亭、鄭兆迪、錢仙德、錢前其、程桂芳、韓叔明、金小林、賀福林、夏小林、顧祖吉、王懷斌、陳其富、宋元元、張寶法、王金淼、曹雪琴、周堯城、周春琴、甘巧白、戴青一、戴宗杰、陳春生、方雪生、朱晨輝、鄭可德、葉逢蔭、蔡繼森、姜慧生、王容玉。

    大寺基林場17人:王寶順、王新法、童彪、孫升正、王冬菊、程金飛、陳文娥、馮淑珍、楊清德、余方德、樓玉林、洪素娥、管桂芳、陳娓娓、周良志、何云琴、潘冬彩。

    馬鋪農場6人:夏士元、劉萬章、劉元俠、江再利、蘇士寅、劉祖勝。

    百丈柑橘場6人:陳衛斌、徐國真、陶招女、林微微、章愛麗、李榮泉。

    方山下林場4人:潘臨禎、解鳳英、陳小芳、李建根。

    長潭漁場5人:陶開成、崔義云、陳彩英、張躍君、許雪君。

    縣魚種場2人:林達河、婁根福。

    另有8人,在分配前已參軍:彭尤森、潘友福、陳榮法、蔡陽福、方躍法、阮育青、胡衛民、王招根。許雪清出嫁并隨軍。李榮春亡故。

    1970年初,我們分別赴所分配的場圃報到。

    2004年5月7,60多名知青重赴大寺基,我應大家之邀作《重游》。現記之:

 

    近四十春秋,彈指一揮間。回首當年匯城關、海門、路橋三鎮整百名知青于大寺基,處室內-18℃、室外寒風凜冽、積雪過膝、冰錐丈余之惡劣環境,過一碗榨菜葉湯、一塊豆腐乳、十元生活費之清貧日子,砥礪意志,艱苦奮斗,創半耕半讀林業學校,辟小寺基百畝茶園。

    今故園重游,惟存八間宿舍,余毫無遺跡;但龍纏巖依然屹立,猶如大寺基精神。其間,或巖邊溜達,合影留念;或三五成群,相互問候。有事業有成者;然亦有曲折坎坷者。世事滄桑,不足為奇,錢財乃身外之物,僅愿諸君知足常樂,手足之情長存,永志千里嬋娟之念。

 

 

初下鄉的那些事

毛乃雨

 

19658月,16歲多的我初中畢業。剛出校園,就響應黨的“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導,插隊落戶到院橋鑒湖公社占堂大隊。我們這個大隊當時共安置了二十多個知青,大部分都是城關民辦中學的初高中畢業生。女知青被分別插隊到村里的八個生產隊,而我們九位男知青和另外的兩名女知青則被安排到占堂山上一個叫大郎坦的山坳里,配上兩個老農民帶領指導我們勞動、生活,組成了占堂村的第十個生產隊。兩個農民師傅基本上是白天上山,夜晚下山回家。

 

我們11人儼然像一個大家庭。兩個女青年主內,即燒飯、養豬。我們男的主外,種地、管山林、放牛羊。吃的蔬菜各人自備,即自買、自燒,要么各自合伙燒。廚房里都掛著十幾串各人的咸帶魚,我們得吃半年多……。

要說這個大郎坦,實際上是大躍進時期院橋區的一個區辦畜牧場,拆散后歸還占堂村。當時大隊里派了4個農民在此管理山林,放羊、放牛、種地。現在就由我們來接管它。大郎坦四周環山,有四間小平房,后山另搭了幾間養牛羊的牧場。從山下到大郎坦需爬二里多山路,這是山徑,是沒有臺階的黃泥路。上山的路很陡,要越幾個陡坡并攀緣一狹小的巖壁,通過一條只有一個人才能過去的叫“棺材狹”的峽谷,然后到達環山平路,再轉過幾個彎道經過一個墳堆,穿過敞開著墳洞邊的小路,最后拐過一個彎即可到達我們落戶的大郎坦。從現在休閑的角度看,我們住的大郎坦,確實是一個風景秀麗的避水山莊。門前是一片七、八層的梯田,次第延伸直至山澗。從梯田中間小路向南走去是一口大約十幾米長,三米多寬的水塘。這個塘很特別,底下沒有污泥,是一塊綠藍色的風化石,不硬又不軟;水清澈見底,常年流淌著山泉,灌溉、澆地均靠它。過了長塘,那就是一大片沙質黃土地,一連片30多畝,僅可種紅薯、土豆用,我們管它叫“飛機場”。站在“飛機場”邊上則能看到下面山腰上的水庫和對面繞山的一條從院橋通往溫嶺澤國山市鄉的盤山路,這也是我們平時唯一能眺望到人的地方,它是黃巖與溫嶺的交界線。聽當地人講,對面的山上是解放初期最后一股土匪的剿滅地。山連著山一直通向太湖山脈,看不到人家,聽不見人聲,只有風聲和蟲鳥的叫聲。要說鄰居也還是有的,再向上約一里的大郎坪頭上居住著一家人,那是溫嶺人屬于溫嶺地界。到了秋天,那艷紅的晚霞照遍整個山脈,真是美極了!但我們當時沒那閑情,也不會去欣賞這些。

我們在山上主要任務是給大隊做事,拿工分:放養三十多只山羊、幾條牛、管理山林不被人偷。糧食來源是除了五六畝梯田種的稻谷外,就是黃土地上收的番薯,收獲的紅薯塊重半斤以上的可換取細糧按六比一算。一到秋天紅薯收獲時節,我們都是摸黑起床,下地挖紅薯,并按個頭大小分堆,中飯后由山下各生產隊社員上山來挑走紅薯。那時山上人山人海,是一年最熱鬧的時候。

當時沒有化肥,為了紅薯能高產,院橋知青辦邵明通幫我們聯系了院橋中學,去那里挑糞。那些糞,我們先用船運回村船埠頭,又從船埠頭挑二、三里路到山腳下,再挑上山也得二里多路。挑糞不比其他東西,糞桶本身很死板不能自由擺動,還要注意山路旁邊的樹木,瞻前顧后,以防被樹扣倒,要是不小心糞桶滾下山去,可就慘了。你知道嗎?糞桶浸水后是很重的。挑糞可是個力氣活,一挑起碼要一百多斤,更別說那熏人的臭氣了!上山一趟起碼得停息十幾次。就這樣我們起早摸黑苦苦挑了三天,一船糞才算挑完。

為抓季節也為了我們能多掙工分,在春耕、夏收時大隊都要安排我們到山下各生產隊去勞動,耘田、拔秧、插田、割稻等。天未明下山,天黑了上山,午飯搭伙在農民家。一天的勞動能換得五、六分工分,而農民每天則是我們的兩到三倍。我們在山上牧羊、放牛、管山林,每天出勤記三分。我從不曠工,一年下來能分到五十多元錢(每工五角錢,一天只能掙一角五分),扣除糧食、紅薯、馬鈴薯、西瓜蔬菜等費用后尚剩十余元。我這樣還算是中上收入的。你看我們生產隊十一人,年終時的總分配數都不到一百元,在結算時還拿不出這么些錢,就用財物估價代替現金分發:如鬧鐘、竹籮、畚斗、團箕,等等。剛支農的前十個月,我們尚能得到政府每月發給的一些糧票以及生活費八元,以后就需靠自己勞動糊口了。山下的女青年年終每人也都能拿上二三十元,而我們只得靠父母援助了。

除了大隊上分派的事以外,我們還得靠自力更生解決燃料問題:每人每月交柴禾五百斤,女青年三百斤。另外要積肥燒泥灰十幾擔,也得靠柴禾來解決。大隊分給我們的有些柴山很陡,好不容易砍了一擔柴,結果不小心一上肩就溜出滾下山了,有時挑著柴返回,被樹枝扣住一彈,前面的一捆又順山勢翻滾下去了。運氣好時還能撈回半擔,不好時就是空條繩回,白干一天活!這些都是家常便飯了。再說說種白菜吧,我們種了白萊,到收獲時按底分或按工分分配,以低價分給大家去賣,這就是當時農村的分配方式。我好不容易拔了一擔白菜,有一百二十斤,當挑到山下時,有人出價一元錢一擔,我如再挑十里地到院橋能賣到一元二角,多掙二角錢,最后選擇了在當地賣掉。這使我體會到,山里人挑一擔柴到城里賣的艱辛。

我們知青年輕又單純,跟農村青年不一樣,我們有自由快樂的天性。說來好笑,我們種了二畝多西瓜,只賣了四十多元錢,為什么呢?是我們十一個人給吃掉了,最少的人也吃掉三百多斤,多的五百余斤。我呢!算中等四百多吧,哈哈!這也是我一輩子吃西瓜最爽的時候。

這四十多元錢的西瓜收入還是有人反映到當時的鑒湖公社,在公社知青大會上點名批評后才運到路橋去賣的。可能有人還會不相信能吃這么多,可事實是我們自己吃的,只有少數送到城里給父母。你想,送幾個西瓜要走十幾里路到院橋再乘車,再說我們哪來的乘車錢,都是步行到城里。而我們吃西瓜很方便,隨時隨地可以到田里摘,你一個,我一個,各吃各的。那時,我們還經常在夜里打手電筒摸黑去摘西瓜。今天想想都是不可思議的!

我們每天跟山打交道,能吃飽就不錯了。記得到了冬天,天黑得早,夜里只有煤油壁燈,是用墨水瓶做的,每人一個,算是很奢侈了,農民一家子才只有一盞燈呢!閑的無聊,又嘴饞了,就將每人床板下分來的小紅薯,各人出一點煮它一鍋,放在房中間,大家坐在各自的被窩里,邊吃邊嘮,吃個痛飽。

另外,我們還經歷過常人沒經歷過的事,說起來也不怕笑話。當時,我們在后山牧場養的一頭大母豬快要臨產了。一天中午,當女青年去喂豬食時,發現欄中空空如也,于是就去查問昨天喂食的知青,得到的回答是:傍晚天黑沒有看清,只是給了豬食就回來了。真是奇怪,一只臨產的大母豬拖著個大肚子怎么就從欄中不見了?找遍山上四周方圓,也不見其蹤跡,我們只得將此事匯報大隊部。一個曠野山上,往日過路人很少很少,何況是只幾百斤重的活豬?此事還真成了村里的笑話。

過了三天,輪到我放羊,因有雷陣雨,我沒把羊趕到遠山去,就在后山坡上放。翻過山坡一片美麗的景色盡收眼底:山下的村莊、稻田和遠處的雞籠山、鑒洋湖……,令人心曠神怡!當陣雨飄過來時,我本能地躲向一旁,突然發現一堆刺蓬中有黑影騷動,我吃了一驚,以為碰到野獸了,壯著膽定睛一看,原來就是我們苦苦尋找失蹤了三天的母豬,它在這里做窩了。我們大家想法趕它回家,卻犯難了——豬它前腳短后腳長,上坡容易下坡難,再說大肚子拖著地,既不能打,也不能抬,更不能拉,最后采用走之字形來減少坡度,花了大半天才把它安全趕回欄中。過了沒幾天,母豬就順利地產下了十三只小仔,我們無不欣慰,遺憾的是死了一只。像這些事真是笑話不少,也讓人記憶深刻。

那時,為了增加收入,區知青辦同意批貸款讓我們買牛,到春耕、夏收時我們可以將養好的壯牛出租給別村生產隊。此事一定,我們就去黃巖方山下牛市買來了兩條小黃牛,付了八百多元,那時這筆錢是大數目了。從黃巖牽牛回到山上,已是傍晚了,我們就將其拴在門前的柱子上,去做飯了。等吃完飯出來時,我們個個都兩眼發直,驚呆了:兩條牛不見了!這在當時可是一輩子也還不清的債啊!我們急得四處尋找,一直到天黑,也沒有牛的蹤影。我們只得摸黑下山,向大隊部反應,大隊部也拿我們這些活寶沒法,感到又好氣,又好笑,只能到明天再找。第二天早晨,鄰村對岙村的農民在麥田里逮住了兩條小黃牛。那時,它們正悠閑著呢!吃了對岙村村民的一片麥子。后來經過兩村干部的協商,得知是我們知青的牛,就賠償了一些錢把牛牽了回來。

諸如什么放羊不小心把田里油菜吃了;放牛把鄰村地里的紅薯藤給吃了;羊在山上半個多月不回欄;閑來沒事打打撲克,誰輸了就回城里從人家家里帶些吃的回來,共同分享……這些大大小小的事時有發生,你說我們知青的生活夠豐富的吧!我們在艱苦中找快樂,在困難中求生存,這就是我們當時知識青年的特點。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運動開始了,原大隊部被打到靠邊站,一班造反派上來后,馬上對我們大郎坦知青來了個大調整,三個知青調往山下生產隊,領班農民也減少了一個。

在寒冬臘月的一天,天上下著小雪,這幫造反派又來到山上,要對原大隊部的資產進行重新評估,評估價格由他們說了算。結果評估的資產要虧1500元,你可知道,當年這1500元可是天文數字啊!他們也料到我們知青年輕無社會經驗,就提出要我們同意在評估的價格單上簽字,要是你認為不合理,他今天就不供應棉花籽餅(這是冬天牛唯一的精料),或由我們自己去黃巖牛市賣牛抵賬。你們不知道,冬天牛價是最低的,它身上的皮毛沒有光澤是賣不出好價錢的。在這寒氣逼人,天上下著雪的日子里,我們山上雖然還有七個人,可有幾個返家不在,怎么辦?而且其中一頭黃牛正在生病發熱,我們能有什么辦法?在這山上有誰能幫助我們?在實在無奈的情況下被迫簽下這筆債,我們也知道這是一筆很大數目的債務,可能要還半輩子。禍不單行,生病的牛他們又不管。為了給這頭牛看病,我們從院橋請來了獸醫,因沒錢醫治,來了一次后就再也請不起了。我們只好把病牛從牛欄里扛到我們住的窗前,用稻草墊蓋著。這樣可以隨時照顧它,聽到它的呼吸聲,我們也放心些。幾十天后,我們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條黃牛慢慢地變瘦而死去。當時的我們充滿了心酸和無力感。

每當站在山崗上,看到那文化大革命的游行隊伍像長龍一樣在田間小道上游動,看到他們搖旗吶喊,忙于抓反革命、批斗、抄家,我都會在心里默默地想:哪還有人再來關心我們這些知識青年的死活啊!

2014516日)

 

 

 

 

 

 

 

三季農忙

毛乃雨

 

高橋新建大隊,當地農民都叫他知青隊。常住人口五六十左右,分三個生產隊,后因上調招工及自己創收搞副業,改為二個生產隊。每隊管理四十多畝稻田,一畝多旱地,人均二畝多。而其他生產大隊人均不到半畝,有的才三分多。

春耕是一年中的第一個農忙,從關田開始到插秧,首先用春花 打基肥,再鋪些豬欄肥,后進行翻耕,使它腐爛,這就是早稻田里的全部基肥。在割紫云英時,田里時常有小毛花蛇和紅肚子水蛇,它比田里的黃鱔還要多,滿地鉆,很嚇人。到平整水田耘田時,紫云英腐爛的那股臭氣很難聞,田水能把人的雙腳和腳指甲染成銹黃色,個把月才能退去。農村還有個習慣,到插田時節,天未亮就空著肚子去拔秧,到太陽上山后再回家吃早飯。早春的凌晨寒氣逼人,我們穿著棉衣,赤腳下水田,雙腿像插進冰窟里一樣,刺痛到心里。回來時每個人走路都是一拐一拐的,像踩在玻璃片上似的 。插田,使你腰酸背疼,技術高的在第一排,慢的在中間,這樣促使你提高技術——快插,不然兩邊都插到田頭,而你一人落后了被關在中間,那就只有丟人的份了。所以每次有新的知青來,不管男女都要他們先學好插秧技術。


插完田就接著割麥子,因麥田也得插上早稻,早稻面積須達到百分百。麥田布滿蜘蛛網,還有蟲子、飛蛾等,夠臟的,特別這麥芒,它像刺一樣直往衣服里鉆,使你又癢又難受。麥子收到后先堆放著,待閑暇時再脫粒。為抓季節,我們的首要任務是插秧,且須在立夏前結束,所以大家就得不顧疲勞地努力勞作。其實,我們私下里也有自己的小算盤,就是趕回城里和家人團聚,過個立夏節,飽餐一頓——食餅筒。這也是大家最渴望回城一趟的美好時光。

插田是短期的,田間管理才是長期的。而摸田又是最主要農活之一:七、八天一次,一季稻需三次,說白了,就是用手去耕耘稻田 。其傳統的做法是跪在水田里,雙腿中間一棵稻苗,兩邊各四棵,爬行向前。這就苦了女知青,她們也同樣要這么干(農村是沒有婦女下田干活的)。后來我們試著改革過——站著摸田。可卻招來四周農民的風言風語,說我們知青是少爺兵!鄰村生產隊摸田,他們人多,一次排列過去就是幾丘田,一、二天就能完成一遍,而我們人少,一丘田來回要重復五、六次。第一遍剛完成,第二遍又得開始,最多時我連續摸田二十多天,腿都磨得紅腫了,我們把自己比作像幾只田雞在田中行走(意思是人太少了,寥寥無幾)。所以我最佩服的還是新建隊的全體知青,他們以主人翁的態度,實實在在地干活,從不叫苦,不后退,在其他農村插隊的知青是很難找到這么干活的。

一年里最苦的要算夏收夏種了。即既要搶收早稻,又要搶種晚稻,所以俗稱“雙搶”。農村到了這個季節,男女老少都出動了,婦女曬谷,老人小孩曬稻草,勞動力要比平時多出一倍多。而我們則相反,因曬場上得留幾個女青年,另外還要幾個挑曬稻草的,這樣每個勞動力得負擔三畝多田。所以到農忙結束,在田間曬的稻草或爛了的稻草都是我們新建隊的,因我們人手實在不夠……。

割稻是收獲,但割稻也有風險。大部分人都經歷過割破手指的教訓,因緊張與疲勞,一不小心,就會發生。還有就是我們前面說的春耕的蛇,那時因氣溫低,它們的行動還比較遲怠,而夏天當稻子割到中間一塊時,整丘稻田里的蛇都被集中在這里了,它們會突然竄出來,像突破防線一樣向四面亂竄,雖然不是毒蛇,但也會使你全身起疙瘩。夏天的午后,烈日當頭,田里水溫都要四五十度,刺激到腿上被螞蟥吸破的傷口是很難受的。說起田里的螞蟥,這個吸血蟲最讓人討厭,多的時侯吸附在你的腿上揪不出來,有時還里三層外三層,一個傷疤上有大小七八條,血吸得鼓鼓的,用手拔還嫌慢,就用鐮刀從上往下順著雙腿來回幾次刮下去才能去掉它,散落一地,腿上的傷口還血流不止呢!再有一種叫賴蟲的,白色兩頭尖尖,浮在田水上,碰到雙腿就猛叮,那個疼是鉆心的。而且,被叮后,幾天都不能碰這部位,一觸就像針刺一樣疼。還有夏收最關健也最難熬的是挑一擔上垟谷。中午收工時肚子早已空空,狠毒的太陽當頭照著,人極度疲倦,但每人必須挑一擔濕谷子回去,每擔谷子重量近一百五,挑到曬場有一二里路。這可是最難的,它是在挑戰一個人的極限。晚飯后,我們還得把今天曬場上收的干燥了的稻谷挑到糧站去交征購糧,這是國家給農民的硬任務:質量要好。此時的糧庫里人山人海,都是各大隊來交糧的,他們有的用船,有的肩挑。待賣糧完成大都時過九點,大家在小河邊洗個澡,一天的勞動就算結束了。

夏季也是臺風季節,每個夏季都能碰到幾次,但不管怎樣,我們都必須冒著風雨去割稻子、插秧。因季節不會等你,過了秧齡,插下的稻子沒有產量等于白干。每當這時,遇到惡劣的天氣,大家都會身穿笨重的蓑衣,頭戴斗笠在泥濘的田埂上艱難地行走,一不小心還會滑到田里,弄得滿身泥水。記得有一年臺風來時,正好是收割季節,由于連日下雨,來不及收的稻子掛在稻稈上就發芽了,割來的稻谷因沒有太陽曬,堆放在家里的也開始發芽了。為了確保在“立秋”前完成晚稻的插種任務,我們不能有絲毫和懈怠。那段時間,我們的身上每天都是濕漉漉的。除此之外,家里堆著的稻谷,我們還得時常翻動,以免濕谷的溫度升高而發霉。待上交國庫糧后,剩下的芽谷糧就是我們的口糧。所以說農民靠天吃飯就是這個道理。

雨多了不行,但雨水缺了也不行。有年碰到干旱,水庫也告急了,晚稻插下沒有水,谷子就不能灌漿,收獲時盡是癟谷。結果我們幾個村聯合起來想辦法在高橋閘上進行返水,用水車車水。一排長蛇陣日夜轱轆轱轆轉,腳底都磨出了水泡,接著再架起第二道水車才能把水送進田里。這樣我們搞了一個多星期還不行,后來聽說從海里輸進少量海水,解了當務之急,但后茬紫云英發不出芽而減產了,確是咸水造成的結果。

秋收是漫長的,不用抓季節,只看天氣好壞而進行收割稻子。稻子品種也多樣,有晚谷、糯谷、晚秈谷等,而明年的春花——紫云英種子在晚稻未成熟時就得撒下。國家的征購糧任務一般在夏季時就交得差不多了,余下的糧食都是自己的口糧。播種的春糧——麥子,占總面積的百分之三十,不是很多。麥田翻耕后,要挑排水溝,農村各生產隊都安排一人在前面撈地,后面一人鏟土,比較輕松。而我們勞動力缺,一人就用鏟子柄直接頂著肚子向前犁,付出的體力比農民的多得多。

 

三季忙時,農村主婦們都為下田干活的丈夫、兒子準備好有營養的菜肴、食品,改善生活,每天一次或二次送到田頭。有炒年糕、湯米面、荷包蛋、糯米圓、麻糍等等,五花八門,香氣撲鼻,農夫們也難得享受一年中的特殊日子,而平時也是很艱苦的。可我們是吃食堂飯的,食堂由二個知青管理,也準備些點心到田頭,是什么呢?白米粥里放些紅棗和綠豆,再放些糖精,一兩飯票一碗粥,這就是我們的待遇,很滿足了!食堂里也改善了伙食。早餐有咸鴨蛋(食堂自腌的),中晚餐有鹵豬肉、大腸、豬頭肉、獅子頭(肉圓),這些在平時我們是難得吃到的,此時大家也都舍得花錢買了吃。記得剛建隊頭幾年的一次春耕,隊里沒有錢,食堂資金只有一百多元,只夠買豬油,一個春耕二十多天,我們幾乎天天同樣的蔬萊單:咸菜、咸菜湯、剪豆炒咸菜,因菜與剪豆都是自己種的。凡是新建隊的知青都記得一個響當當的菜名——鳳尾菜湯,它是我們一年里不可少的一道菜,即用榨菜葉腌制的酸辣菜,做湯很開胃,價格便宜。秋收點心是什么呢?是紅薯條湯,紅薯是各小隊種的,小的交給畜牧場喂豬,大的就是煮湯用。

我們這批老知青更為陸續新來的知青創造條件,有些新來的知青幾年后走了,又迎來一批。因為我們自己出身差,年齡大,有的成了家,不符合招工條件。后來個別老知青自嘲、風趣地說:我們大隊就叫高橋新建搪釉廠吧!這意思大家總明白吧?而我們則算是本廠的元老工人。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日

 

注:春花:即綠肥就是紫云英、苜蓿,把它割倒后堆放成一堆一堆,用大鐮刀剁碎,重新撒到田中作肥料。

    因撥秧姿態固定太長,水溫低,雙腿都麻木了。

    去雜草,松土。

 

知青歲月記取錄

毛太鵬

 

一、啟程去插隊

1964829上午,天氣晴朗,我在居委會干部的陪同下來到城關鎮會堂,參加歡送城關第二批青年到農村落戶、建設新農村的大會。大會有當時的縣、鎮領導參加;有知青家長代表,全縣知青標兵章滿英、應遠耕,畢業生學校代表,農村安置干部代表等發言;還在現場給每位務農知青頒發了“光榮證”。此后,知青們胸戴紅花上街游行。當時黃巖大街上紅橫額、彩旗滿街飄。橫額、標語上寫的都是“熱烈歡送城鎮青年到農村安家落戶!”、“響應黨和政府號召,革命青年志在四方!”、“農村是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當時城內有上萬人出來歡送、看熱鬧。各個居委會都有自己組織的鑼鼓隊,領頭的都將花鼓架彩扎得五彩繽紛,掛在胸前,一路敲打表演,鼓聲此起彼伏,歡鬧了整個黃城。來到小東門汽車站,只見送往各鄉村的汽車早已在那等候。告別時刻來臨,家人都各自擁到一起,我母親過來握住我的手,對我叮嚀了一番,這時有報導人員把我與母親的告別情景拍了下來,留下了那一瞬間的真實。我還看見有老師、同學、鄰居等熟悉的人在人群中向我招手道別。告別之后汽車送我到了院橋,只見院橋廣場上一大群戴斗笠、穿短褲的人在敲大鑼、打大鼓,拉著的橫額上寫著:“熱烈歡迎城鎮青年下鄉建設新農村”。我們下車與在此等候的區、公社領導握手,并被帶到邊上的會堂內,舉行了一些簡單的儀式后,就與相關的生產大隊干部見面。我去的地方是鑒湖公社東鑒大隊。不一會兒,我們七八個人被東鑒的社員帶到一艘停在埠頭的小船上,行李也早已被放上,由社員搖著漿將小船駛向東鑒。船到東鑒小河埠時,只見章滿英早已帶著一群知青等候在那里。我們上了岸,他們爭先恐后地幫我們拿行李,并引導我們來到知青住地。住地建成“U”形平屋,有廊相通,東邊為大隊部、會計室、民兵室,西邊為所有知青住房,三人一間合住。午后生產隊給大家提供大鍋飯,每人還有一大碗小有油水的冬瓜湯。之后便是大隊書記、大隊長、團支書和章滿英等比我們先來的知青過來聊天,希望我們先安下心來,適應環境,然后再考慮分配到各個生產隊去。

傍晚我一人站在后門的高地,看著這陌生的,似乎毫不相干的地方,心中無底了,也不知道往哪兒想,也不知道明天、后天或人的一輩子會怎樣,當時總覺得離家遠遠的。但這一步已邁出去了,就必須朝前走了。

 二、“煤” ⑤灰堆

    下鄉當時,正值夏收夏種之后農村俗稱的“八月汛”期。夏收夏種剛過,除田間管理外,農民一般把重點之一轉向為秋種積肥。積肥的一個側重面就是多削草泥,在盛夏的烈陽下暴曬幾天,然后用干稻稈、“莨萁柴”作燃料,干草泥、田泥作“煤”灰填充料,在灰堆內心高溫作用下,將草泥烤熟成“泥頭灰”。這泥頭灰經過篩礱后,將石子等去除就成了上好的泥頭灰肥。這整個過程,農民稱為“煤灰堆”,因為始終整個形狀都堆成一個似“山”的造型。

    “煤”灰堆看似極簡單,農民一“煤”幾天下來就成小山狀。大的直徑有五、六米,就是下幾天大雨,灰堆心也不會滅。天一晴,用鋤頭在灰堆中間腰部一露,添加柴草,灰堆就增大了一圈,“煤”得也就更紅火了。但到我手里就變得不簡單了,起始堆好柴草,準備好加壓的干草泥,火一點著,要不就一蓬火燒光,要不添壓草泥后,還沒“煤”起來就死掉了,急得我干瞪眼。當時,一旁好心的農民看到這個情況,就過來教我。他仔細地給我講解“煤”灰堆的要領,怎么放好柴草,從哪兒點火,燒到何種程度加泥,加多少泥,到一個什么狀態就不急著加了。當然,第二天還要再去看看頂上有沒有濕泥,如有,灰堆就活了。做完這些之后,再過一段時間,要再澆澆地露腰部看看,看泥的變色程度,是否已變成黃或紅或黑或白,這顏色的變化能說明里面存火的多少,看情況再露腰灰添柴加泥,這樣灰堆就會越“煤”越大了。經過這農民一教一幫,我的灰堆總算“煤”起來了。后來經過幾年反復,最后我終于自己獨立掌握了這一技能。之后想起來,這里邊的道理也就是一種科學常識:要想將這灰堆“煤”起來,核心中的“煤”火需要有不斷供給的氧氣,供給氧氣又必須有通道,任何通路不能堵死,所以在放柴草、草泥的過程中,都必須符合這個要求。農民還告訴我說,這灰堆的頂部及以下核心部分是不能動的,這里面是灰堆的火種。至今我想想,這農民在農技的傳承上經過了幾千年的選優汰劣,凡保留下來的都是符合科學規律的,他們只選取了實際操作的部分,至于那些科學總結、整理,就只有讓那士人們著寫在歷代的各式農書中了。

三、有趣的苦樂活

夏夜守瓜田

    那時生產隊興起種西瓜搞副業。66年我們隊的許多田都種了西瓜,到了八月,西瓜大批成熟,為了防止有人偷西瓜,隊里編組每晚在瓜田里守望。瓜田里搭了一個簡易棚,里面放了許多干稻稈,供守瓜人休息。棚里還有一只大泥壺,壺口扣一大碗,是供人口渴時飲涼茶水用的。記得我與師傅“老人家”(他的外號,其實他當時還只是四十歲左右)分一組,還加上另一社員守夜。上半夜我們不時分頭在周邊轉悠,老人家拿把扇子一邊搖著趕飛蚊之類,一邊告訴我西瓜怎么看生熟,哪一批的西瓜質量好等等。我們三人聚在一起時,會講講隊里的家長里短。到了下半夜,四周鳴叫的青蛙似乎也少了許多,這時老人家就會讓我睡一會兒,我也就躺在香香的稻稈上睡去了。有一次,當我正睡得香時,被老人家叫醒,說:“起來吃西瓜吧!”我睡眼惺忪地問:“這西瓜也可吃?”他倆都笑了:“這是隊里的點心,大家都吃的。窟已撈好了,吃剩下的西瓜皮都放到窟里埋掉就沒事了。”這吃的西瓜是瓜田里挑一的,用手一按,“啪”的就裂成兩半,然后用手瓣開,三個人就猛吃起來。我邊吃邊笑,這不是監守自盜嗎?果然,第二天,有社員老厚故意笑著問:“這田里怎么少了一些西瓜,是不是田鼠搬到洞里去了?看來今后要打田鼠了!”然后大家也便一笑了之了。

臘月切荸薺

切荸薺在歲尾年初的隆冬臘月,一般會在春節之前居多,那時與冰凍的田泥、水打交道,是最辛苦而難受的農活。在一丘荸薺田里,隊里常常將其劃塊分片各自包干切完,或將小的丘田整個給社員,這樣一是能估出單位面積的產量,二是能清楚地知道誰切出來的質量好。我的包干區被分在師傅邊上的一小塊,第一次赤腳踏進這田泥中,一腳下去不多時就感覺刺痛加劇,不久就雙腳板麻木了,同時看看身旁的農民,雖有些人大叫“冷、冷”,但還是看得出他們對這種狀況已習以為常了。之后我便有了更深的認識,這種苦咬咬牙還是受得了的,最不能忍受的是切出來的荸薺少有完好無損的,不是被切傷了,就是被切成兩瓣,這不要說農民心痛,就是我自己也實在說不過去,急得不行。幸好有師傅和熱心農民的指導,他們告訴我,切前要摸清泥上那些能見的枯株稈,想想種時的情形,便慢慢地會知道泥下的荸薺長在哪里了,這樣大致估摸從邊緣切下去一準能成。我想,這或許需要很長的實踐經驗才能達到,所以我也只能嘗試著來干了。   

好奇驅使打草席

    當年在院橋盛行種席草,然后以收割來的席草打成草席賣給定點收購站,以增加家庭副業收入。一般種席草由男性擔當,打草席由農家婦女操作。席草收割后要立即鋪開在陽光下暴曬快干為上好品質。席草鋪曬是一門特技絕活,一把剛割下來濕漉漉的席草,看準地方,果斷地成弧線一揮拋出,席草一根根整齊地成扇面或幾近圓形著地攤開,熟練的農民每次拋曬的席草都根根紋絲不亂,整個過程流暢而一氣呵成,嘆為觀止。上機前席草需以長短分擋打,單選長草打席是不多的,除非作贈品禮品、定制等。一長一短打是最普遍的。單用短草打也少見,多用于兒童席或特殊需求的草席。草席打出來的品質好壞是看長短草的交接處在中間還是在邊上,在中間的就差,在邊上的就優,賣相就好。織機架上的經線為麻線,每根都穿過“分經壓刀”的孔,打草席時將壓刀向上運動并拗住經線,一般“通緯竿”從右向左橫向將席草快速送進壓刀下經線夾縫中至另一端頭,然后通緯竿退出,分經壓刀向下運動直到席草根根壓實。這樣不斷反復操作,直到一榀草席打成下架。有些農戶為了使織出的草席更美觀,賣相好,中間部分可編織出花卉或幾何圖形、席邊上通過對麻線的染色織出各種色彩邊飾來。打草席需二人操作,一人雙手把持“分經壓刀”,一人一手拿“通緯竿”,一手夾席草,這樣一穿一壓,草席就如此反復而成了。那時,東鑒大多為帶廊排屋,而每戶機架往往都設在自家門口,過去一看,織機成排。那些大娘、大嫂們就坐在那里打草席,場面甚是壯觀。我們男女知青跟這些大娘、大嫂們早已相熟,也覺得這打草席挺有意思的,所以時常在閑暇時過去給她們搭把手,跟她們聊聊天,在不知不覺中,我們對這門手藝也有了了解。

                            20148月稿)

注解:

①黃巖官方正式決定“上山下鄉”運動始于196454日。當時章滿英高中畢業,帶頭響應號召,與妹妹一起高調報名當農民,來到院橋鑒湖東鑒大隊插隊落戶,在黃巖反響極大,成為家喻戶曉的知青標兵。與章滿英同時插隊落戶東鑒的還有九名社會青年。他們也成為城關首批知青之一。當年829日,又有一批知青上山下鄉,故稱為第二批。

②城關鎮人委在1964829日召開的歡送知青下鄉大會上給每位批準者頒發了“光榮證”。我的光榮證編號為49號。光榮證以傳統的黃五星襯相向三面紅旗的天頭為基本裝飾,上印“光榮證”三個大字,以下印主題口號是“發揚光榮的革命傳統,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再以下用小號字印“積極響應黨和政府的號召,下鄉上山,光榮參加農業生產,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大農業貢獻自己的力量。”底頭署:黃巖縣城關鎮人民委員會,字上加蓋鎮人委大紅印。時間落“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③此照下鄉后有關部門送我一張留作紀念,我至今珍藏著。

④當時此現場多有人紀錄拍攝全過程,后僅一張送我,留作紀念,我至今珍藏著。

⑤“煤灰堆”為黃巖鄉村農事俗語。“煤”,意為燃料在燃的過程中沒有明火現象,像炭火一樣,有化的意思,所以又稱化灰。早年黃巖民間多點油燈,引火點燈的捻卷紙就叫“煤頭紙”。“煤”在此只是一個借音字,四聲中讀第一聲。

 

 

                                  

 

 

 

附件

院橋區鑒湖公社東鑒大隊

知青插隊及變動情況

 

    1196454日,首批(當時臺州地區知青上山下鄉首批)下鄉落戶知青:王乃和(女) 石菊清(女) 阮雪貞(女) 阮琴香(女) 阮普德 牟仙福 吉達祿 鄭小英 鄭仙鳳(女) 鄭巧祥 鄭加祥 林汝明 林壽志 林寶林 羅瑜君(女)  婁春生 徐佩國 章華君(女) 章滿英(女)。 

21964829日,下鄉落戶知青:王寶華 王新康 毛太鵬 孫鴻順 陳女杰 羅德裘 潘兆政。

31964917日,下鄉落戶知青:陸冬青(女) 汪佩娟(女) 陳桂芳(女) 棗玲君(女)。 

    4、上世紀70年代,下鄉落戶知青:王崇偉 陳雪萍(女) 陳繼友 陳繼方 阿龍(姓名不詳)。

    5、知青應征入伍:王新康 孫鴻順 羅德裘。

    6、知青投親靠友離開東鑒:吉達祿 潘兆政。

7、抽調去高橋公社新建隊:王寶華 阮琴香(女)徐佩國。

    8、知青調整到本公社其它大隊落戶:王乃和(女) 牟仙福 汪佩娟(女) 鄭小英 鄭巧祥 鄭加祥 棗玲君(女)。

    9、知青招工(1965年):章滿英(女)。

 

一輩子的堅守

牟連春口述 小張整理

 

我叫牟連春,黃巖人,194011月出生,中師文化程度。19627月,我由黃巖師范畢業轉入黃巖中學學習、工作。此后,我積極響應黨中央毛主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號召,上大寺基林場工作直至退休。20001231日退休前,我是黃巖區大寺基林場高級營林專業技工,先后擔任過林場團支部書記、出納、倉庫保管員等職務,并參加了造林營林、林業派出所組建前的森林保衛及公益修筑山路工作。對待工作,我始終保持著一顆火熱的心,在每個崗位上都能勤勤懇懇、盡職盡責。由此,我也得到了組織的關愛,受到了上級的表彰,并有幸在1995620日《黃巖報》頭版頭條的報道中被原區委書記朱賢良稱為“創業精神值得學習”的老知青,使我感慨萬分。

    作為知青,我做了一些工作,也收獲了幾項榮譽。一個是黃巖縣安置辦公室、共青團黃巖縣委“上山下鄉知青”先進個人一等獎。還有就是196554日作為黃巖縣樹立的“上山下鄉知青標兵”、“優秀團員”等榮譽典型,推薦參加省級先進評比,獲得共青團浙江省委青年“先進生產者(人物)”榮譽稱號,受到全省發文表彰。當獲獎文件到達縣里后,黃巖縣委、縣政府馬上隆重召開了“勞動模范表彰大會”,我是六個典型的勞模之一。另外,《浙江日報》在196454日第三版、196554日頭版社論及76日的報道中多次點名表揚了我。此后,我還曾多次在春節期間,光榮地參加了浙江省委、省政府各界慰問團,先后到過解放軍駐路橋機場部隊、大陳島部隊、海門和黃巖等地慰問,當時慰問團還有坦克英雄楊阿如等先進典型。

也許有人會講,黃巖最早一代知青的榮譽,你幾乎都獲遍了,省內外聞名,你憑個啥?我覺得,只有干在苦處、敢于奉獻、堅守責任,才能以實實在在的成績換來大家的認可和支持。

大寺基:我的選擇

    我本可以生活得很舒適,如果不是選擇“上山下鄉當知青”去大寺基林場的話。我的父母親都是老共產黨員,1938年經林泗齋介紹入黨。父親還和陳庭槐等一起在皖南新四軍軍部教導總隊學習過九個月,并曾受丁學淵書記指派,特委書記劉清揚批準,單線聯系從事地下黨革命工作。而且父母親曾在1948年送情報給章學英,掩護仇雪清、牟壽松、孫錫華等安全轉移的事跡也被載入了黨史。我的哥哥,年僅13歲時就跟隨父親參加革命活動,后來第一期干校畢業被分派到頭陀區委工作,1950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參加過抗美援朝、西藏平叛及中蘇邊境自衛反擊戰,榮立集團軍以上二、三等功12次。我的姐夫,解放杭州時率領突擊排軍人沖鋒陷陣,攻城時,子彈從前腹穴中進后背出,因搶救及時沒有犧牲,立了功。當時我是隨軍家屬,又有師范文化程度,當個老師問題不大,也是順理成章的選擇。在經濟方面,姐姐和哥哥每月寄給我二三十元錢的生活費,可以說是吃不愁、穿無憂,落得在城里吃安樂飯。但我認為,那時黨和毛主席都明確指出,上山下鄉是千萬知識青年的方向,參加勞動當農民,是一個知識青年應走的革命道路。我應當積極響應號召,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

去前,我寫了封信給部隊里的哥哥,征求他的意見,哥哥回信鼓勵我。在征得家里同意后,我就向組織提出了申請。組織上對我說,有兩個地方可以去,一個是平原的金清農場,另一個則是高山頂上的大寺基林場。我問哪個地方更艱苦,他們的答復是大寺基林場,于是我就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大寺基林場。毛主席早就說過,越是困難的地方越是要去,這才是好同志。做個好同志,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這就是我當時的真實想法。

我要下鄉當農民的消息傳開,當時引起了轟動,有對我刮目相看的,也有抱懷疑態度的,但大家也許更沒想到的是,我已經暗地里下定決心當一輩子農民,為建設祖國的社會主義新農村貢獻一生的力量!為此,我把自己的原名永斗改為連春,鞭策自己永遠像春天那樣意氣風發。

水庫建設:提前熱身

    長潭水庫建設,黃巖城里和鄉村的人民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現在的年輕人可能想不到,那時許多在黃巖城關的青年職工,是自帶鋪蓋和勞動工具,一路小跑著到長潭工地的。1962年正月,長潭水庫建設進入了沖刺階段,為泄洪涵洞出水口修筑引流渠,然而依然缺人。這時,為社會主義建設奉獻青春力量熱情高漲的我,路過這個熱火朝天的長潭水庫建設大工地,豈有不參加支援的道理?經批準,我以知青職工的身份參加了“城關連”,支援建設。分在同一連隊的有方仲福、楊明法等人,我是班長。恰逢嚴寒天氣,到處是白花花的冷霜冰凍,勞動條件十分艱苦。我們住在農家屋檐下,吃的是菜葉,腳上穿的是用厚布釘在木板底上的“自制保暖防滑鞋”,能有一雙舊解放鞋穿已屬相當不錯。

    就在這樣設施缺乏,寒風凜冽的條件下,我們“城關連”的知青們依然干勁十足,測土方、挖爛泥、拌水泥,再用手拉車搬運。當時凹凸不平的泥塊地上、溪灘渠道上,都鋪有“竹連子”當手拉車路,由于手拉車運得多、重量沉,毛竹往往折斷翹起扎傷雙腳,而整張“竹連子”被車壓得突然彈起,將人打得鼻青臉腫、嘴唇出血都是常有的事。面對這些,我沒有退縮,始終覺得比起那些原本與長潭無親無掛故犧牲在工地上的“城里人”,我們這些青年職工,又算得了什么呢!即便是后來上大寺基林場,我們這些參加過一年多水庫建設的知青們,也沒有計較這一年多時間未計入工齡。當時,我心想,就把這段水庫工地上的經歷當作是林場植樹造林工作前的熱身吧!然而在大寺基創業的艱難辛苦,卻是我始料未及的。

創業造林:付出汗水

    我是19637月到達大寺基的。那時,荒蕪的大寺基氣候比現在要惡劣得多,特別是春季造林季節,雨雪連綿,寒風刺骨,氣溫往往達到零下十幾度,滴水成冰,鍋蓋一揭開來,水蒸汽就結成了冰,這在我們南方是很少見的。更令人難熬的是,山高路險,去造林鏟地的工作地方要攀懸崖、登峭壁。這還不算,峻嶺野谷之間,氣候變幻莫測,山腳下悶熱難受,可是一到山頂,夜里不蓋絮被就根本不行。我們造林工人,幾乎每天都要在崎嶇陡峭的羊腸小道上往返一二十公里,天蒙蒙亮起床,中午就在林區啃點干糧,晚上回到住地一身泥雪,頭發、眉毛都凍成了冰絲。脫下的衣服來不及洗也來不及烤干,第二天又濕漉漉地穿上出工。我上山時帶的衣服都是好衣服、新衣服,在大寺基不到一年時間全都成了舊衣服、破衣服。當時,山上糧食、蔬菜也缺乏,時常吃不飽。

    面對這樣叫人意想不到的艱苦環境,那些曾徑和我在長潭水庫建設工地上經歷過艱苦歲月的知青們,在大寺基創業造林的困難面前退怯了,很多人不聲不響地離開了。我成了第一個到林場也是最先一個留下的知青。我的行為得到了場黨支部書記和場長的鼓勵。同時,我也時刻用毛主席的教導和雷鋒同志說過的話來激勵自己——“在戰略上要藐視困難,在戰術上要重視困難;在困難面前,經得起考驗,順利通過這一關,那就是光榮的革命戰士。”我在日記本上重重地寫下了“向老農學習,在山頭生根”的誓言。

    大寺基不少山峰坡度達到六七十度,人在這些陡峭的地方站穩都不容易,剛開始我只能立住轉身略往下看,山坡險得讓我頭發都豎了起來。每當我膽怯和畏難時,我就用黃繼光、董存瑞的英雄形象和“愚公移山”的精神來激勵自己,很快就想出了在山坡立足、植樹的辦法,就是先挖出兩個小坑站穩雙腳,再掘坑栽樹苗。用這個辦法植樹雖然很奏效,但也出現過險情。好幾次,我因用力過猛使腳下的泥土松動無法站穩而滑倒,險些摔下山坡。

    記得1964年的一天,我和另一名林場職工廖大增,早上4點鐘下山采杉樹苗,回到大寺基山下的下余時,天已經黑了。我倆知道夜里走山路危險,但想到不把樹苗送上山,第二天林區就要停工等苗,一合計就勇敢地挑起擔子起身了。中間經過大坑時有一段200多米長的小路,這是大寺基最險峻的一段路之一。尺把寬的路,一邊是懸崖峭壁,一邊是萬丈深淵。那晚天特別黑,我倆一手緊緊抓著擔子,一手摸著巖壁,黑暗中用腳尖一點一點探著路。這200多米長的路似乎漫長得沒有盡頭,也不知過了多久才走完這段險路。一松下勁來,我們只感到汗如雨下,人仿佛是從水里撈出來一樣,被寒冷的山風一吹,又冷得牙齒直打架,停都停不住。回到住地已是深夜十一二點,雖然身心疲憊,但我心中充滿了完成任務的喜悅。在那段險峻的山路上,也發生過不幸的事,林場工人王克富就曾一不小心跌下山去,摔成重傷。

    大寺基還有一段險路叫水牛背脊,顧名思義,這是一段在山脊之上的窄路。這段路兩邊是極陡的山坡,而且風很大,山里人有句話叫“有鳥不飛水牛背”。196511月的一天,我和同事沈喜根冒著大雨下山挑蓑衣,上山時卻發現,山洪爆發,淹了回去的路。我們只得繞道水牛背脊回去。當時雨雪交加,狂風呼嘯,吹得人似乎隨時都會像紙一樣飄落山谷。我倆挑著因被雨水浸濕而越來越沉的蓑衣,拄著短棍,步履蹣跚地走過了天險。此時,我們身上潮濕的衣服已經被凍得硬梆梆的,就像穿了身鐵甲似的,回到住地,脫下來的衣服居然能立著不倒。

    大寺基林區有片沼澤地,名叫爛草湖。1965年冬,林場決定在這里開辟茶園。那時天寒地凍,因沒有鞋襪,林場工人都是扯把茅草裹緊腳,再穿雙草鞋,就踩著刀山般的冰凌子下湖挑泥,因而腿肚子時常被冰渣劃出一道道血痕,但很少有人退縮。就這樣,在大家的艱苦努力下,爛草湖被改造成了大片茶園。從1994年參加全國名茶評比開始,我們大寺基林場出產的龍乾春牌綠茶,屢獲全國金獎、特等獎等最高獎級。

守業護林:無私無畏

    創業容易守業難,我對此深有體會。80年代,大寺基林場森林已初具規模,養護、保衛工作更顯得重要。在1987年林業派出所組建前,我已在場保衛科工作七年。期間,我經常向群眾宣傳相關法律知識,并有效制止了來自周邊地域如永嘉、沙埠等地的不良盜伐歪風,抓獲違法盜伐分子三人,辦結了十幾件盜伐林木案,其中四件為較有影響的團伙盜伐案。7年來,我和保衛科的同志一起,在市、地上級公安機關的重視和支持下,只爭朝夕,鍥而不舍,依靠周邊屬地黨組織、政府和群眾,圓滿地將這些跨市、跨縣、跨區鄉的盜伐案依法辦結,保護了國有森林資源和林區安全。同時,我牢牢記著當年知青表彰大會時,重溫的黨的教導,要處處關心集體、維護集體利益,只要對集體有利的事,都應搶著去干,對損公肥私、侵害集體利益的事,不能光顧情面、怕得罪人,要敢于去管。所以當場內出現一些賭博、貪腐的行為時,我毫不留情地進行了指正,同時我也多次制止了白杉、松、柳木的銷售舞弊事件,但也因此遭到了打擊報復。曾有過夜里10時被人從宿舍廚房后門竄入,打斷胸骨的事件;也有過被打得腰部腎出血的事件;而更多的則是背后的諷刺和議論。也有好心的同事勸我“有些事情,看在眼里,放在心里,何必紅了臉”,而我覺得維護集體利益,無論如何要堅持,決不能做刀切豆腐兩面光的人。

    我也有遺憾的事。由于長年在大寺基造林、護林,加上傷病未愈,使我的胸骨有些彎曲、聽力下降,因而未能通過1987年林業派出所組建時嚴格的體檢,無法成為一名曾經向往的公安人員。對此,時任黃巖市公安局內保股長的趙昌鑒同志這樣說:“牟連春硬,辦事公道,工作能力強,可惜耳朵聽力不適合公安體檢標準。”這是上級領導對我在林場治安保衛工作的高度評價。

學習奉獻:終生執著

    60年代上大寺基當知青到現在退休在家,我一直沒有停止過學習。我堅持學習毛主席著作,比如《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等文章;自覺地掌握法律知識,1983年開始至今,我自費訂閱《民主與法制》,系統性地研習刑法、民法、訴訟法和有關建筑法規;改革開放后,我認真學習鄧小平理論有關論述以及“三講”、“反對四風”等精神要義。從刻苦鉆研農業技術、植樹造林技術、養護營林技術、種茶做茶技術到利用業余時間冒雪向山區老人學習種植藥材元參、芍藥、玉竹等多種栽培技術,我深刻體會到,學習時間問題,實際上是人的意志問題,決心學,堅持學,時間總是可以擠出來的。如果等時間去學習,或許永遠也沒有時間的。希望這些能給當下的青年朋友們作個參考。知青時代的我,經過整天的充滿任務的突擊勞動,往往累得腰酸背痛,全身乏力,有時也很想馬上睡覺,但一想到當天的學習任務未完成,就會打起精神,堅持去學。

    學習,能激發毅力,明確方向,使我們在勞動、工作中干出成績來。年紀大了,更要學習,才會得失看淡,信念彌堅。在我臨近退休那幾年,我本可以因胸、腸、胃、膽多種臟器疾病以及一只手指工傷殘疾未愈、各種醫療費一萬多元林場未予報銷等理由,請假在家,但我沒有那樣做,堅持上大寺基林場工作,站好最后一班崗,交好最后一個班。因此已退休的老伴也好幾次給我送藥上山。而為了讓新世紀就業困難的大學生多些對口的工作崗位,我還放棄了子女本可以有的“退休接腳”進事業單位工作的名額。這些,都讓我覺得有些愧對家人。

    在退休前,我依然參加了筑路、養路的繁重工作,為著是讓我所堅守一輩子的大寺基林場,有更加寬闊的森林防火帶來保衛這來之不易的綠色生態屏障;為著是讓如今已成為生態公益林區和自然保護區的大寺基林場,在撥款依然微少的窘境下,能有更多有識之士的到來,了解它的無與倫比的重要性和珍貴性,更加有力地保護這片莽莽大林海!

我的退休畫面就自豪地定格在這里:每天帶著冷飯、一瓶開水,完成了近兩個人工作量的五公里養路任務!

60年代獎狀上年輕的我相比,現在的我雖垂垂老矣,但一顆紅心未變!知青創業的精神也在我心里永放光彩!

 

 

 

 

那山那水那院子

李江月

 

1974年冬12月,上山下鄉的浪潮將我卷向了原黃巖縣澄江區新前公社一個叫塔山大隊(即現在的黃巖區新前鎮塔山村)的那塊陌生土地,卷進了塔山村當年那座全村最好的宅院---范家里大院,也卷進了那塊土地上人們的生活中。

記得那是我剛到大隊的第一個晚上,當白天的喧鬧過去,圍觀的人們逐一散盡,夜幕漸漸降臨時,一陣可怕的孤獨感便突然向我襲來。我惶惶地望著窗外那一片黑黝黝的山影,想起白天看到的,正對面山上那許許多多不知埋葬了當地人幾多祖先的一片觸目墳地,還有山嘴上那一口不斷地吐著水泡泡,似乎潛伏著許多水精靈的深藍色水潭;再環顧四周,除了一室的空曠靜寂外,就是晚風肆虐地穿堂入室后發出的呼嘯聲。從未一人離家獨居,也從未一人于黑夜在外行走的我,只覺得四周有一股恐怖的氣氛在向我慢慢逼來,我心中一片凄然,不由得潸然淚下。驟然間,我覺得自己就像一只跌落在一座孤島上的失群孤雁,那么無奈又那么無助地連哀啼的勇氣也沒有(我是一個響應毛主席號召到廣闊天地鍛煉紅心的插隊青年,怎么能一到農村就給人一個哭哭啼啼的印象呢?)……

我強忍住心中的悲和懼,在昏暗的煤油燈映照中,匆匆地洗刷了一下,趕緊將自己身心俱憊的倦體卷曲在那用幾塊木板拼湊起來吱吱嘎嘎的小床上,用被子蒙住了自己的頭。我豎著耳朵膽戰心驚地傾聽著來自于對面山崗上陣陣呼嘯的山風和一聲接一聲凄厲古怪令人毛骨悚然的鳥叫,還有那時不時地從曠野傳來的野狗哀嚎及梁上屋角咭咭吱吱的鼠叫鼠咬。戰戰兢兢中我好不容易于一片恐怖聲中迷糊入睡,朦朧間卻又猛地被一陣“嘩喇喇­­——砰嘭”的響聲驚顫而醒。哆哆嗦嗦中我起來點燈一瞧,原來是因南窗還沒來得及裝好,那些被掛在窗子上暫時用來擋風的竹廉、草席等東西因經不起這夜晚風急的考驗,統統被吹了下來掉在地上;而竄窗入室的狂風便毫不客氣地為我打開了本就關不太緊的北窗。呼啦啦,室內的溫度剎地就降低了好幾度。望著前后洞開,一片黑乎乎的窗外,一陣恐懼突然襲來,我不由得全身一陣戰栗肌肉被繃得緊緊,再也沒有膽量將地上的那些東西撿起重新掛上。趕緊鉆進被窩將自己卷縮成一團,用棉被將自己的頭緊緊蒙住,在北風的肆虐呼號下,一任淚水將那一大片棉被打濕,顫顫地一直捱到天明......

當然,在我那里外兩間,近四十個平方米的樓房里,也曾發生過不少令人愉快的事(我們知青點說是有四個女知青,其實是我一人獨居,其余三人在我插隊前就已嫁回城里)。

就在我到大隊后不久,由于我那“特別好”的人緣,我的蝸居一下子就成了村里不少年青人的“據點”。樹上的橘子還沒有完全成熟時,我樓閣下的橘子皮就早已堆成了堆;當我們嘻笑胡扯間吃著香噴噴的芋頭、蕃薯及土豆之類零食時,第二天生產隊莊稼地里的物產就肯定會少了一大片。這些行動當然都無需我親自參加,我只要提供最可靠的“銷贓場所”就行。因為,那時候在我們大隊里簡直沒有比知識青年的住處更為保險的“銷贓場所”了。還有田螺、青蛙、菱角、甘蔗啦什么的,不管是田里長的還是水里游的,只要是能抓到能摸著的東西便都是我們聚會時可利用的最佳“消費品”。在那個普遍缺糧的日子里,憑良心說,我還沒有真正地嘗過挨餓的滋味。當然,我從家里帶去的,或是家里托人捎去的東西:比如香腸、臘肉,松花蛋,咸鴨蛋、魚干、楊梅燒之類的東西,同樣地大都會在一個晚上就被“洗劫”一空。因為我的宗旨始終是:獨樂樂不如眾樂樂!

    由于這些年青人中有幾個還會一點諸如二胡呀、簫啦、笛啊之類的樂器,在那些個長長的黑夜里,我們興致來時便會鬼哭狼嚎般地大唱一番革命歌曲。什么京劇、越劇、黃梅戲攙和在一起發瘋般地吼;快板、順口流、打油詩湊在一起胡亂地叫。有時候,效果好時,竟還會引來村中的一些老少共同欣賞。畢竟那時候農村的文化生活太枯燥、村民的生活太單調了,能經常免費觀賞一下我們的即興表演,不能不說是他們唯一的一大享受。有時候幾個會來幾下子的老人也會興致勃勃地加入我們這個對誰都不加拒絕的陣營,與我們盡興地共享“天倫之樂”。當然,這一切的總導演必定是我。別看我那時人長得文文弱弱甚至還有那么一丁點兒秀氣的,玩起來還真的挺有兩下子的(看來我上初中時的宣傳隊隊長還真不是白當的!)。

    為了我們這經常性的“胡鬧”,大隊書記還特找我談了一次話,要我以后別成天跟村里那些“無知識不學好,閑著沒事干就胡鬧”的青年人在一起,說這樣子影響不好。而且這些人里邊還有許多成分都不大好。有地主的兒孫,有父親當過保甲長的……可我卻誠然裝出一副天真可愛樣說:“我那是為了與貧下中農打成一片,更好地向貧下中農學習,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呀。至于那些成分不好的年輕人們么,沒關系,我成分好,覺悟也挺高的,我可以幫助你把他們改造過來。你別忘了,我可是百分之百的貧下中農好后代哦!”老書記無言以答地看了看我這個貧下中農的好后代,又嚴肅地問我道:“有人反映,說你讓小亞晚上住在你房里陪你睡覺,有這事嗎?你知不知道她是地主的女兒?”我連想都沒想地就說:“是啊,我就是知道她是地主的女兒才讓她陪我一起睡的。我這不是在幫隊里看管地主子女嗎?怎么了,這又有什么不對的嗎?”簡直弄得老書記是哭笑不得,可我心中卻開心的要命。而且還在心里一個勁地鼓搗著:我就胡鬧你又有什么辦法?我就要來個地、富、反、壞、右、貧下中農子女大聯盟你又能怎樣?人都已經下放到這里“勞改”了,你還能把我怎么了?其實,在那個時候,哪一個下鄉知青沒有逆反心理呢?

就這樣,我們的據點非但沒被破壞,后來竟連大隊團支書、年輕的婦委會委員們都來加盟了。當然這里邊就有書記自己的兒女們。那時候,雖然遠離了父母親人,可成天有那么一大幫子年青人經常聚在一起吹牛嘻鬧侃大山的,日子倒也過得不甚寂寞。

當然,農村那些苦其心志、練其筋骨、餓其體膚的農話,確實也給了我終身難忘的記憶。比如,剛到大隊時馬上就經歷到的:在天寒地凍、北風呼呼叫的野地里挑河、挖塘泥;春寒徹骨時站在冰冷的水田里拔秧、種田、耘田;炎炎烈日下在沸水般滾燙的稻田里割稻,在地面如火燒的曬場上曬谷子等等。而這些大有作為的體能鍛煉留給我的則是風濕性關節炎;因吃治療關節炎吃多了抗風濕靈片和無規則飲食而導致的胃出血和風濕性關節炎引起的風濕性心臟病等。好在我這個人天性樂觀,胃疼的厲害時我就拼命吼叫革命歌曲,關節腫得厲害時,我就瘸著腿學演鐵拐李。

在大隊勞動鍛煉了兩年半后,我被抽調到公社當上了計劃生育專管員,農田里的勞動也就告了一段落。我的生活變成了每天騎著自行車在公社的14個大隊里奔跑。這就讓我認識與結交了更多的村干部與貧下中農(大多是婦女干部),也看到了以香火傳承觀念為主體的重男輕女思想在中國農村依然根深蒂固,以至于許多農村婦女為爭一口氣,在生了兩三個甚至四五個女孩后還一定要生個男孩而成了逃生游擊隊。這也是當時農村許多貧困家庭越發貧困的直接原因。

下鄉插隊已經過去四十多年了,可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那些放滿水明晃晃地倒映著天上白云的稻田,那里縱橫交錯布滿田間泥濘的阡陌小徑,那里星星點點散落的農舍、成片的橘園,還有我的蝸居范家院子和樸實的村民們,卻依然經常夢牽魂繞地出現在我的夢中。

回想當年青澀的知青生活,我經常為自己當年的幼稚、調皮甚至是有幾分胡鬧感到好笑。但是我卻非常珍惜這一段美好的回憶。因為這是一段我將自己的生命與鄉村的酸甜苦辣揉合在一起的日子。

歲月匆匆,白發與黑發都不能留住什么,唯有記憶卻將那逝去的往昔深深地鑲嵌在我的腦海里,直至永遠永遠.....

 

 

 

 

 

 

 

歲月見證 真誠永恒

——我的知青年代

李萌芽

 

    歲月荏苒,如今我都已過了知天命的年紀。時光流逝,抹不去的卻是知青生活的點滴記憶。

    1970年6月26上午,我們這批十幾來歲的毛小伙子、小姑娘手捧黃巖縣革命委員會發給的“光榮支農批準書”,懷揣毛主席的紅寶書,胸佩大紅花坐上了統一安排好的客車,沿著坑坑洼洼的石子路顛簸地來到了北洋大會堂。在頭陀區領導為我們致歡迎祝詞后,由集體統配,我和其他四人被分配到了小里灰大隊,大隊書記章小道早就帶領著鄉親們等候在那里歡迎我們。一路上敲鑼打鼓,隨著鼓聲,我們懷著既好奇又興奮的心情,走小路、過田埂、穿過一片片甘蔗地來到小里灰大隊。我們暫時被安置在一個農戶家里,男女分間統住。等到當年10月,我們才由大隊集體安排住在一座九間面的大隊部。伙房在樓下,一排黑白分明的長灶上排列著五個灶具及燒飯鍋蓋,一只大風箱貼灶就位。樓上住房每人各一間,十來平方米的空間簡潔明亮,鋪著一張毛竹做的床,擺放著一桌一凳一小菜柜,從那天起,我真正開始了獨立的知青生活。

    我們被分配在林業隊勞動,白天給梨樹、桔樹鋤草,上山挑肥施肥種豆、種番薯、種黃花菜、栽培磨菇等等,農忙季節回自己的小隊參加田里雙夏、秋收、收甘蔗煎熬紅糖等勞動,晚上參加大隊政治夜校學習。我還當過村里的民兵副連長、夜校輔導員,教鄉親們唱樣板戲,還進城參加過市里的演出呢!

    知青生活單調而充實,最使我難忘的是在剛下鄉的第一個雙夏發生的一件事情。那一天,我凌晨2點就起床干活了,在那個年代,村里還沒有安裝電燈,我只能借著煤油燈微弱的燈光,在忽明忽暗的灶房里,用雙手笨拙地點燃柴火,燒了滿滿兩大鍋開水(集體住宿其間我們幾個知青分工,我是負責每天的開水和三餐伙食。),結果一個不小心打翻了開水鍋,使得手腳被大面積燙傷,當時的我真是疼痛難耐,大聲驚呼。伙伴們聽到我的呼喊聲從床上爬了起來,但是一看我這個情形,一個個都呆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房東老奶奶聞聲后,馬上過來拿出平時都舍不得吃,用鹽熬的豬油,用手一遍一遍輕輕地抹在我的傷口上,細心安慰我一直到天亮,村干部與我的伙伴們手拉小板車送我到北洋醫院醫治。在這期間,白天有房東老奶奶與幾個在曬谷的大媽悉心照料,晚上有很多的村民拿著農家特產來看我,在大家細心地呵護下,我養傷的這些日子也不顯得那么的寂寞了,反而有種痛在傷口溫暖在心的感覺。熱情、善良而純樸的鄉親們使我很感動,而遺憾的是房東老奶奶在我讀書時已駕鶴仙去,但這一切往事仍歷歷在目,時時深印于腦海中。

    1972年隨著國家招工招生政策初行,與我一起下鄉的伙伴都陸續返城了,但我還是繼續留在村里。我在自留地上種上了四季疏菜、綠蔴、甘蔗,還飼養了雞,自給自足。疏菜吃不完就自己挑到集市去賣,剩下的曬成各種風味的霉干菜。甘蔗收獲時,我自留地上種的甘蔗出糖率都在100來斤,加上平時勞動所得的分紅,一年里,紅糖收入有200來斤。按工分計算,一年里小隊分配的糧食,我是吃不完的,所以我把晚米做成了年糕,糯米做成了麻糍,再加上自養的雞與蛋,我陸續委托村里的鄉親進城趕集時帶去家里。那時,我不但成了娘家的后勤部長,也成了頭陀區知青群里唯一的富余之人。

    后來大隊通電了,村干部決定把全村“亮電”權力交給我,我每天早上4點起床:拉電閘、播廣播,晚上11點打烊關燈,生活過得很充實。鄉親們也很好客,逢年過節、辦喜事都約上我,更使我感到親切而眷戀。在小里灰,我整整生活了五年,沒有特殊情況,基本上不回黃城,即使是春節,我也都是在村里過的,因為我覺得那里是我獨立自主的家啊!

    幾年的知青生活,讓我從不諳世事、手無縛雞之力的小姑娘,鍛煉成了什么農活都能干的女青年。我不僅學會了下地、種菜、上高山砍柴、進城掏糞,而且還能肩挑一百多斤重的豬料走七、八里路,掙的工分也從3分半漲到了7分半。197112月,我加入了共青團,作為黃巖知青先進人物,出席了市、地區的團代會。19749月我被推薦上了中專,鄉親們又敲鑼打鼓地把我送到村口,用唯一的一輛手扶拖拉機把我送到黃城。現在我成了一名國家公務員,這一切的成就歸功于鄉親們對我的培養和關愛,沒有他們就沒有我的今天!

    三十多年后的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依靠黨的改革開放政策,村民半工半農致富奔小康,小里灰村現在是黃巖區的綠色疏菜龍頭基地;四層樓房林立而起,有不少家庭經商辦企業配置了私家車;曾經是四根樹木并排釘在一起的渡橋,現在變成了二座能并開兩輛汽車的大橋;原來全村只能飲用小山坡下的一口井水,現在村里有了引水工程;想當年公共汽車只能通到北洋、而且班次很少,偶爾探親我們就只能結伴走回家。現在專車便利又快捷。如今農村的變化使我感慨萬分,但過往那些溫暖、感人、激動的畫面也幕幕猶在。  

    歲月的風鈴搖響了我成長的步伐,卻搖不去那難以忘懷的年代,知青生活值得我一生去品味和珍藏!

 

 

 

 

 

畫筆、鋤頭、月琴

——我的知青生活二三事

 

 

處女作登上《工農兵畫報》

四十多年前,那是一個充滿激情的“火紅年代”,我作為一名黃巖中學六七屆高中畢業生和其他老三屆學生一樣,在校參加文化大革命,帶著一種狂熱,每天忙著畫漫畫、寫大字報、編印《投槍報》,投身在“文革”的興奮和狂熱中。1968年武斗愈演愈烈,我對血腥的事遠而避之,在家一門心思搞創作。趴在草巷45號天井的小桌上,桌上堆滿了畫筆、廣告顏料、剪刀、刻刀和自染的色紙。我展開想象的翅膀,自由奔馳,整整創作了一個星期,完成了三件作品。一是套色剪紙組畫《知識青年在農村》,因當時沒有農村生活體驗,開山劈水等內容全是想像而作。二是《毛主席啊,我們永遠忠于您》。三是《打倒各國反動派和一切牛鬼蛇神》。我將三件作品寄到浙江美院內的《工農兵畫報》社。

我盼著奇跡的出現。

時隔二個月的一個清晨,郵遞員在門口喊著。媽媽接過刊物,送到我的床前。我急切地翻看著,啊!封底整整一個版面,通欄標題、淡紅網底上印著深紅的仿宋體毛主席語錄——“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為的”。下面紅、黑套色的四幅組畫分別為“送別”、“演出”、“學習”、“戰天斗地”,右下角署名為“黃巖中學紅衛兵”,還標著每期定價0.1元。聞著那誘人的油墨芳香,我激動得從床上跳下來,將畫報緊緊地貼在胸前。在封三又刊登了工、農、兵、學忠于毛主席的那幅剪紙,是用紅色印刷的,只是遮去了原作的葵花部分。一連幾天,我都沉浸在收獲的喜悅中。

    一星期后,我收到了一卷印刷品。我小心地拆開,里面是32K大約三十張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油畫像印刷品。畫面橙紅色的調子,主席穿著軍裝,戴著軍帽微笑著,親切和藹。里邊夾著一封信,言辭懇切,表示感謝與歡迎繼續來稿的意思,行書寫得很漂亮。后來我和縣文化館的小莊到《工農兵畫報》社時,才知道這封信是書法家駱恒光先生寫的。我將寄來的“稿酬”偉大領袖的畫像,大部分分送給同學、朋友,讓大家和我一起分享幸福。至于寄去的第三幅畫呢?也在196811月的《工農兵畫報》上發表了,世界各國革命人民手舉紅寶書,腳踩各國反動派,有“蘇修”頭子勃烈日涅夫、柯西金等。構圖成正三角形,看看形式感蠻強,頭小腳大,蠻有力量。稿酬呢?寄來一大包《工農兵畫報》。這在當時對我來說已經很滿足了。

聽畫友乃辰說,他在上海外灘一個幾十米長的櫥窗里,看到我畫的《知識青年在農村》這幅大型宣傳畫,很有氣魄,前面還放著面盆、被褥、搪瓷牙罐等用品。看來,我的作品還為支農宣傳作出了貢獻。春節前我意外地看到《浙江日報》的迎春畫刊的報頭用上我的剪紙《工農兵獻忠圖》。  

畫巨幅偉人像

1969年底,我和同學阿賢參加黃巖縣革委會組織的畫巨幅油畫《毛主席去安源》。黃巖青年路與天長路十字交叉口中間的四面像周圍搭起了腳手架,足有三層樓那么高,腳踩上去“咯吱、咯吱”響,但是很結實。東南角縣招待所的一個房間里堆滿了油畫顏料、調色油等繪畫材料,我從來沒有見過這么多的油畫顏料,聽說用五百多元錢買的。我買來北京、上海、廣州和杭州出版的《毛主席去安源》畫片參考,這是北京學生劉春華(后為北京中國畫院院長)1967年創作的作品,當時影響很大。我將買來的畫片一張張對照,顏色竟沒有一張相同。原因是當時的印刷調色都是手工掌握,不是偏紅就是偏黃。在“游泳中學會游泳”,我找來了列賓、蘇里科夫、倫勃朗、高虹、彭彬等中外畫家的書籍與畫冊,研究他們的色彩對比、筆法技巧,邊畫邊體會,心隨著畫筆在蔥翠、碧綠、天蘭中蕩漾。偉人像畫幅很大,僅毛主席的頭像就比人還高。我們往往在腳手架上畫了一陣子,就爬下來,退到幾十米遠的路上,舉起縮小鏡,瞇著眼觀察,和印刷品對照形和色。我們以十分虔誠的心情畫偉人:手握油布傘行進在去安源礦山的路上……。有一個細節,遠山背景似有一處涂擦的痕跡,我們始終搞不明白,結果還是照樣畫上去。由于武斗槍擊愈演愈烈,又臨近春節,出于安全考慮,繪制工作暫停,但偉人像完好無損。

1970年春,我和阿賢受“紅三司”的委派,赴玉環縣坎門畫毛主席偉人像。當時,全國性的上山下鄉運動正在如火如荼地開展。一天,我在玉環縣城手握畫筆站在高高的腳手架上正在工作。下邊有人叫我,說有長途電話,我急急跑到不遠的縣委招待所,是同學世斌打來的,“你趕快回家,如不回來,你爸的工資要停發了……”我放下話筒,心頭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受,這下真要體驗知識青年到農村去的味兒了。匆匆整理好行囊,將幾支油畫筆用汽油與肥皂洗干凈,留給了阿賢。我懷著幾分愴然的心境,心想今后反正抲鋤頭,用不到這些了。

支農到新橋公社東風大隊

1970716,黃巖青年路上掛滿了橫幅,紅旗招展,鑼鼓喧天。新橋公社開來一輛汽車,由韓兆岸副書記接大家下鄉插隊。我們這批到新橋公社的知青有二十多個,大都是初中生,也有小學畢業的。我是高中生,算是老大。每個知青都背著背包,胸佩紅花,手里拎著網袋裝著面盆什么的,真和我畫里的情景差不多。到新橋公社的那天晚上,在公社召開的歡迎會上,我代表下放知青,動情地發言要扎扎實實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臺下一片掌聲。

新橋公社知青分到東風大隊的有7人,分到五隊的是我和小燕(后招工到銀行)2人。生產隊辦公室西邊建起的知青屋,是一排平房,構成前后多個房間,朝南間約9平米,靠北的稍大些。木柵窗,爛泥地,便桶放在灶間的過道。我的房間朝南,房里除了床板、寫字桌、長條凳,便是床底下的一只箱子,墻上掛著繡有“為人民服務”的軍綠色挎包,桌上放著《毛選》,再就是鋤頭、扁擔、草帽了。下鄉的第二天就是夏收割稻,開初我每晚記日記,后來日里田垟干活人累得不想動,便沒有堅持了。

干農活,對于生活在城鎮的學生來說,不是一件輕松的事。以前我僅在黃巖中學方山下的大農場和小農場里勞作過,有時挑完糞回校,在黃中橋上將空便桶、扁擔丟到黃中邊上的東官河里,人也隨之一起游到臨河的教室門口。晚自修時還吃著在校園里自己種的蕃茄,很是開心。現在是硬碰硬的體力活兒,人家挑滿擔的糞便,我只能挑七、八分,還硬撐著。三天下來,肩頭被扁擔壓出小饅頭般的腫塊,一碰就熱辣辣地痛。摸田拔草,幾個和我年齡相仿的當地小青年,早已先我幾個來回了。時近盛夏,天悶熱難熬,太陽曬得田水滾燙,頭上常有飛機飛過(路橋機場航線經過新橋),我在田里爬行,汗水流進眼里都無法擦,流到嘴里感覺到有點咸,還不時地要拍掉腿上的螞蝗。眼前綠油油的稻苗望不到邊,哪有心思管它是翠綠、粉綠、墨綠還是橄欖綠。

晚上,二十幾戶人家的橋頭岸五隊,社員們在汽油燈下集中記賬,我的勞動工分被評為五分。三個月下來,我的工分已升到七分半了,和十足分相比,已是很滿足了。要知道當年的一工僅有幾毛錢。我的皮膚曬得黝黑,脫了一層皮,白腳梗變成了紅腳梗。艱苦的勞動,磨礪了我的意志,吃苦耐勞,堅忍不拔,不服輸,這種性格影響了我的后半生。

知青們燒飯開初合在一起,輪流燒,燉雞蛋糊、炒青菜,青菜有自己種的,有隔壁農民送的。有時加些自己家里帶來的菜蔬,母親知道我喜歡吃青苔炒蝦皮,另外如切成小條的油炸帶魚等。肉很少吃,買也麻煩,要跑到新橋管街去買。一切都變得如此簡單。精神生活中仿佛缺失了點什么,現實和理想竟如此地遙遠。下雨天空暇時看凡爾納寫的《地心游記》,那精美的插圖,現在還有記憶。那里的信息不靈通,有時聽幾句廣播,看報紙新聞只能去公社辦公室里看。我適應了每天上田垟落田垟的生活。撤谷子、拔秧、插田、摸田、壅肥、收割、打稻、捆稻草、堆稻垛,還有種菜、燒灰堆……,兆東、兆連(復轉軍人)手把手地教我做農活,一遍又一遍地不厭其煩。我在他們身上看到勤勞、善良、純樸的本性,那種真誠令人感動。看著自己親手栽種的矮腳南特號水稻成熟的模樣和屋前的幾畦菜地里墨綠色芥菜時,一種勞動者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我想起了米勒的油畫《收獲》。

新橋地處溫黃平原,素有糧倉之稱,這里河多、橋多。最有興味的是坐船去賣糧,船過橋洞時,我們往往嚇得大呼小叫,只見船老大用篙在橋邊輕輕一點,船就過去了。“船到橋門自會直”原來是這般感受。撐著大圓桶摘老菱也很來勁,人未坐穩,重心傾斜就會跌落水中。有幾次,我們的船搖過,在河邊石階上洗衣的婦女、孩子朝我們身上潑水,逗得大家嘻嘻哈哈笑成一片。有一次,我們十個小青年光著胳膊,穿著短褲,站在一只淘糞船上,由一個家里開照相館的知青拍了一張照片,可惜這照片后來找不到了。

一日傍晚收工時,我在田垟小路上走著,看見一個四十多歲非常精壯的漢子,赤膊古銅色的皮膚,穿著灰白的邊沿圈起的短褲,一邊走一邊拾路上散落的稻草,還將路邊不知誰家的園菜地的竹梗拔了,拿回家去。頓時,我心中一陣反感,冷不丁心里冒出一句主席的語錄:“教育農民的問題,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我知道他叫余正,是個掙十足工分的,平時沉默寡言。偶而的機會我到了他的家,一間平屋,非常破爛,隔成2間,外間是鍋灶幾口碗和圍欄里一只豬,進里間沒有門,一張八仙桌油燈和一張床板,再就是稻草了。眼前的情景,我驚呆了,他就睡在這里,沒有蚊帳……,我的心頓時異常沉重。像他這樣的光棍我們五隊還有一個,叫老八爺的,五十來歲,是個種田老本,他整天嘴里刁著煙頭,樂呵呵地打趣。他們應該是生活在這個社會最低層的人了。但在艱辛的生活面前,他們是那樣地平靜、坦然,年復一年,經受住任何的一切。

橋頭岸最美的風景是西頭的橋畔,小橋流水,好一幅鄉村恬靜的畫。夏夜,老人們搖著蒲扇,拖著涼鞋,坐在橋欄上乘涼。八十多歲的韓老伯光著背,躬著身子,頭快要碰到大腿,他的剪影像一尊雕像,何等生動。我不由自主地想掏筆畫速寫,可是身上只穿著背心短褲。

在淡淡的月色夜晚,新橋中學老高三的回鄉青年才藝,經常和我一起沿著田埂小路談心,傾吐對生活的感受,設想著明天。有時我們坐在池塘邊,望著平靜潔凈的湖面,聽著有節奏的“咯咯”蛙叫聲,靜靜地感受……。從橋頭岸沿河朝東北走里把路,經過新橋中學,就是新橋管,“老屋里”有一座幾百年前的幾組四合院建筑群,三透九明堂,有一百多間。古色古香的五個天井,飛檐翹角曲線優美的鳳尾飾,還有鳳首高聳的灰雕,煞是氣派,木雕的花卉和動物圖案,緊緊地吸引著我,空余時常去“老屋里”,感受這高超的民間技藝,我這顆愛美術的心又萌動了。若干年后我才知道這座古建筑是臺州有名的“五鳳樓”。

在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里

1970年下半年,全國都在學唱樣板戲,公社里要成立毛澤東思想文藝宣傳隊,決定從各生產隊的知青和社員中挑選有文藝特長的人來組成。全公社約有30多人入選,其中五隊是我和小燕。文宣隊由公社秘書老蔣負責,部隊復員的連級干部永泰協助領導。

隊里決定排演大型革命樣板戲《紅燈記》和其它歌舞節目,任務光榮艱巨,隊員都非常興奮。我在文宣隊的具體任務是刻劇本、繪布景,兼作演員及后臺二胡演奏,以前學來的東西這下確實是大派用場了,“全脫產”投身文宣隊的工作。在鋼板上刻蠟紙,我很在行,在學校也是一把手。連日趕制,一個星期后,厚厚的、精美的幾十冊《紅》劇劇本印出來了。接下是繪制《紅》劇的布景,如李奶奶家的房子,鳩山的客廳等大場景都用移動硬片處理,畢竟畫水粉比油畫要輕松得多了。一般正規的劇場,臺口寬10米,一塊擋燈片要12米長,農村的“萬年臺”戲臺臺口較窄,因而所有的布景硬片都要相應地縮小。畫布景用的三花牌粉畫顏料和樹膠,在黃巖北門蒼頭街買的。繪制布景就放在公社辦公樓過道上,十幾只各式顏料的罇頭一字兒排開,大刷就用棕櫚掃帚代替。有時畫布釘在墻上畫,進程很快。在《紅》劇中,我演的是游擊隊長,是在最后一幕出場,身著軍裝,腰別手槍,從李鐵梅手中接過“密電碼”,幾個轉身,然后集體亮相,謝幕。

我會拉二胡,水平并不怎么樣,樂隊拉我湊數,演奏時我很知趣地坐在后排,盡量離麥克風遠些。當時樂隊里的京胡與京二胡有了,小號、嗩吶也有了,就是獨缺三大件之一的月琴,沒有彈撥樂器月琴,怎么辦?老蔣來找我,說我腦子靈,又是城里人,門道多,要我接手彈月琴。時間那么緊,學也不容易!但非得上,這是硬任務。于是文宣隊添置了一把月琴,我跟誰學?要學就跟像樣的老師學,我跑到黃巖越劇團找大個子羅昌榮老師(現已移居美國)請教。為了先應付演出,羅老師叫我專門練第五場,李奶奶痛說革命家史前的那段月琴過門獨奏。要讓琴聲把觀眾引到 “二?七”大罷工那個年代的效果。我按著羅老師教的指法,日夜苦練。一個星期下來,能把這一段樂曲給彈出來。當我回到公社文宣隊時,大伙摸著我四個發硬的左手指頭都樂了。全場彩排時,我不用看曲譜就叮叮咚咚地彈了下來,這個興奮啊,甭提了。《紅》劇平時排練大都放在管家老屋里,演李奶奶的淑玲、演賣粥的大嬸的敏玲都姓管,住在老屋里,道具進出搬動也方便。劇組里的人,來自全公社各地,拉京胡的是新橋中學的管善慶老師。司鼓管先生是診所賣藥的,人很清秀,敲鼓板節奏準,很有水平。吹小號與嗩吶、拉京二胡的是田際人叫陳友,他的妹妹婉哥也在隊里,演游擊隊員與群眾角色。泉井的羅氏兄妹更棒,妹妹迎迎身材小巧演李鐵梅,她扮相俊美,就是臉蛋略圓了些,原是新橋中學的文藝委員,唱做俱佳。她哥哥永良笛子與二胡都不錯(后任臺州學院藝術學院副院長),也是新橋中學畢業的。后來才知道他的父親叫羅躍國,是臺州師專的音樂教師,鋼琴彈得很好。知識青年中參加演出的有演鳩山的史良,演賣木梳的家駒,演磨刀師傅的知青是1964年下放到鳳洋章的老張等。在樂隊中我和永良關系最鐵,他經常幫我聽琴校音,他吹笛子,我彈月琴,一次演出后我們還留了合影。

《紅》劇終于準備就緒可以正式上演,我畫了幾幅海報張貼。演出那晚,新橋區大禮堂里人山人海。樂聲響起,大幕徐徐拉開,李玉和出場,追燈一打,臺下喝彩聲一片。我忙著指揮后臺搬硬景和道具。等到第五場,李鐵梅依偎在奶奶的身邊靜聽痛說革命家史,這時其它樂器都停了下來,劇場里一片寂靜,我凝住氣,……∣65 403 2123 43235?5 5 5525 3276565 0612∣……叮叮咚咚的月琴聲從我的指間蹦了出來,隱隱聽得老管贊了聲“好!”。《紅》劇在公社各地巡回演出結束后,月琴掛回到公社儲藏室壁上,從此我再也沒有碰過,也很少與人談起過此事,但這段經歷刻骨銘心令我難以忘懷。

1971年的春節我也留在鄉下,沒有回城過年,雖說離家只有五十多里路。

上不了大學,當起了中學的美術老師

新橋公社討論推薦工農兵上大學的事,幾十個新老知青中,大概我條件比較符合,鳳洋章有一批1964年下放的知青,但出身成分多數不大好。他(她)們大都已在味料廠工作。公社意見給我推薦上去。可是一階段后,韓副書記抱歉地對我說,路橋某中學校長的兒子也是應屆高中生,你們兩個條件都不錯,也差不多,推薦上去后,因名額只有一個,結果都給擱下來了,后來這個名額被各區的知青給占了。我失去了一次工農兵上大學的機會,公社張福生書記拍拍我的肩膀說:“好好干,機會是有的!”

19722月,我的母校黃巖中學(當時叫紅衛中學)要復課(文革停了六年課),需要一名美術老師(另一美術教師為許冰天),當時在黃中、海中、路中畢業生中找人,我已被推薦到海門中學,班主任老師得知消息,把我要回黃巖中學,于是我成了紅衛中學一連四排(班)的班主任,放下了鋤頭,抲起了粉筆,又拿起了畫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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